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也让新闻学成为了各个企业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专业，同时而已让很多人都会选择新闻学这门专业，那么新闻学论文应该怎么写呢？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欣赏一下新闻学论文的范文。
第1篇：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体系建构与乡村实践
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北京100021)
摘要：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显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但乡村作为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乡村新闻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传统和中国国情、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现代性意义上“再造中国”的伟大社会探索，理应被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进而形成一整套从乡村实践中提炼出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内容、思路和方法。以新闻传播实践倒逼新闻理论，有助于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同时还能以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乡村实践；乡村振兴战略
2016年总书记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列举了11个学科，其中包括新闻学。自此，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显学。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不少新闻传播学者纷纷转向乡村。乡村之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追溯到延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也是从山沟沟里发展起来的”。[1]因此，乡村的新闻传播实践理应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中国特色新闻学与乡村振兴是什么关系，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展开深度对话，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一、作为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日益完善
首先，有学者从宏观角度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建构理论体系。如柳斌杰回应了“中国特色新闻学”是口号还是科学的问题，认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条件已经成熟”。[2]陈昌凤、虞鑫同样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植根于中国的新闻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发展方向”，是从“当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3]郑保卫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四个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4]
其次，有学者分门别类地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比如在话语体系方面，童兵提出“在文化合力中推进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5]蔡惠福、顾黎提出要“沉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实深处，立足自己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理论，实现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6]在学科建设和高校教育方面，胡钰等学者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角度关注了新闻学教育的问题。[7]丁柏铨[8]和王润泽等人则关注新闻业态和行业实践的方面，如王润泽提出，需要业界和学界的对话，来形成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术认同，同时以深厚而广泛的国际视野，将中国特色新闻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贡献于中国也贡献于世界”。[9]
最后，中国特色新闻学不是仅仅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是为整个新闻传播学科提供指导思想，在西方市场化和专业主义的新闻业走入末路之际，其宏伟愿景可以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某种救赎。正如李彬和李海波所提到的那样，这殊为艰难，甚至无法抵达，但其意义在于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想象”另一种新闻图景，探索人类新闻业的未来走向；更在于理论与实践之间持续的辩证运动，在动态过程中，摸索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新闻世界，既回应中国新闻业与新闻学的重大问题，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有实践意义与价值内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注]
二、将乡村实践纳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
乡村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中几乎是失声的，很少有研究者将乡村作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实践基础与理论来源之一。这是有原因的，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奔走于香港—上海走廊上的知识分子，兴办新式媒体、学校、银行等，便是通过告别乡土中国的方式来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和底层世界始终是一个远远落在现代文明身后的他者。”[10]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话语正日益成为新闻传播学科主流话语，那么其过程中遮蔽的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实践，尤其是从延安山沟沟里发展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传统。如今文化自觉的“新时代”，能否为“新闻学敞开前所未有的学术空间”，[11]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与乡村传统。这不同于当代舶来的“传播学”，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完成革命的、现代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使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观念成为人心所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研究价值应当得到更多的强调和重视。
在新闻传播学科范围内，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相关的乡村研究主要在如下三个领域：
一是中国新闻传播史。比如陈力丹[12]、朱清河[13]、田中初[14]等对“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研究，童兵[注]、郑保卫[15]、吴廷俊[16]等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黄旦[17]、朱清河[18]、李海波[19]等对延安新闻实践的研究，等等。新闻传播的专题史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不一而足，蔚为大观，并奠定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此类专题史的研究对象多为延安或工农兵的新闻实践，因此乡村被囊括进研究视阈，甚至可以说是彼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主要实践场域，为今天将乡村实践引入中国特色新闻学打下基础。此外，还有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新闻传播的实践和个案研究，比如：李文的黑板报研究，认为这是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20]田中初聚焦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通讯员，认为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工农化”以及“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实现途径；[21]沙垚关注农村读报组，记录其从群众运动到制度化经常化的过程，认为读报组的经验可以对今天媒介中心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提供一种另类的思考。[22]
二是乡村传播。他们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多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关注乡村的仪式、空间、权力、文化等。颇具代表性有：郭建斌对独龙族乡村电视的研究，提出“权力的媒介网络”；[23]吴飞对传统文化空间火塘进行研究，认为火塘、教堂和电视三者建构了乡村社区的传播网络，借此带来社会权力的变化；[24]卜卫对农村妇女媒介使用的研究，认为传统媒体具有农民表达与赋权的意义；[25]孙信茹对云南普米族乡村青年微信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自我文化书写、生活空间、个体意识和族群新年的多元互动。[26]此类研究均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描绘并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复杂性。如能将之纳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视阈，可以拓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外延，尤其是增加与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对话能力，以及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现实的解释力。
三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2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及其团队“从全球到乡村”的实践。作为以批判理论著称的学者，他们转向乡村，一方面重新扎根历史，从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中归纳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28]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在其家乡缙云创办河阳乡村研究院，开展田野调查，在城乡关系断裂的年代，以乡村为方法，探索知识分子介入并重塑新闻生产与文化传播实践的可能性。
总之，将乡村实践纳入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从历史和实践两个方面吸收“营养”，可以更好地滋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建构，更好地打通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既增加理论的历史深度，又增强理论对现实的回应能力，进而指导实践，避免自说自话的尴尬与困境。
三、从乡村实践中提炼中国特色新闻理论和经验
首先有必要对乡村新闻传播实践作简单的界定：一是乡村空间之内的新闻传播实践，既包括农民，也包括知识分子等其他介入到乡村空间的主体；二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的新闻传播实践。那么，如何从乡村中提炼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经验呢？
第一，深入还原历史，建立与当代的勾连，立体呈现乡村新闻传播实践的事实全貌。
一是传统的传播手段与媒介形式。与当代城市现代媒体不一样，从延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不完全是通过文字、图片或视频等现代新闻传播手段，而是通过山歌、说书、戏曲、快板、剪纸等传统媒介形态，了解时事政治，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该传播手段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其传播新闻信息的能力有所减弱，但依然承担着相当的时代功能。比如农民庙会活动，凝聚人心，抵御农村空心化的现状，他们发动行走在城乡之间的打工者，排练打工春晚，[29]歌唱劳动者和新时代；[30]又如举办乡村春晚，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弥合城乡不平衡发展裂隙。[31]
二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参与的新闻传播形式。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便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即大量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和记者编辑们，去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和群众打成一片，帮助群众收割、打场、锄草、送粪，以至担水、扫地等，同时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形成文本。这些文本可以是新闻报道，如地方报纸刊物或黑板报，也可以是文艺作品，然后再以诸如“读报组”等形式到群众中去进行传播，接受群众检验，是否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因此，这可视为农民的一种间接的新闻生产。知识分子反映的是农民生产生活场景，其新闻与传播生产是从农民的日常实践中提取、加工和再生产的。
三是农民群众直接利用大众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农村通讯员、大众黑板报等乡村新闻传播实践的探索打开了农民直接书写新闻的历史，直接利用大众媒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传统在当代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农民、打工者在新媒体的时代继续书写。比如2017年一位农民工范雨素成为新闻热点，她在媒体上讲述打工者的故事，同时还不卑不亢、举重若轻地反省生活，思考社会，记录时代。她对有钱人包含着悲悯，对异化的人性，对暴力和强权，有着强烈的批判；而对于流浪者和弱者，她要传递爱和尊严。这样的书写者并不在少数，比如许立志、王德志、孙恒等。
第二，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和政治价值。
乡村新闻传播实践中有很多可以提炼的理论和观点，这里试举几例并进行简要阐述：
一是超越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乡村新闻传播实践中，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精英，而是在思想上、情感上、立场上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的独特而重要的经验，即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全面融合。从中亦可看到当代流行的参与式、社区式、合作式文化服务或新闻生产方式。
二是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自现代新闻业兴起以来，仿佛新闻与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天然地捆绑在一起。但在乡村，农民更愿意使用植根于乡村文化的舞蹈、民歌、民谣、绘画、戏曲、板报或墙报等传统媒介，它们是那些无法接触到现代媒介或无法在现代媒介上发声的农民的新闻表达和信息传递的重要工具。[32]这与外来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有着不一样的思维逻辑和文化逻辑，反映了乡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和价值观念。中国特色新闻学应重视这种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独特的新闻表达方式。
三是超越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可能性。乡村新闻传播实践在尊重新闻事实、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探索了一条大众参与、业余主体、融入日常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这一机制，不会最大化地追求新闻的经济利益，可以保证新闻的政治性，以及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独立性。在理论上，还挑战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野，重返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者联盟”。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是不是新闻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第三，从新闻治理与智库建设的角度，总结乡村新闻传播实践的经验，为当代提供决策参考。
一是意识形态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意识形态，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中国每一个村庄，成为人心所向和人民认可的政治信仰；中国的乡村青年吃着窝窝头，却心系亚非拉，关注国际局势，这种胸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格局，都有赖于乡村在地化的新闻传播机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乡村，新闻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群众工作、集体组织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在当前市场化、商业化、专业化的新闻传播格局下，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新闻传播实践经验，应当上升到智库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高度，为当代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是乡村振兴战略。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总结爬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新闻传播实践，对引导当下乡村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不至于被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带偏；同时，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本土性探索与经验，诸如农民主体性、文化内生性等原则，对今天的决策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四、中国特色新闻学视阈下乡村实践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特色新闻学视阈下乡村实践研究应遵循什么样的思路，或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呢？首先，关注群众主体。乡村是谁的乡村，新闻是谁的新闻？农民既是乡村的主体，又是新闻传播的主体。这里涉及马克思主义“谁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也涉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观念。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新闻实践，可以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与思索的人民史观。其次，关注乡村的内生动力。乡村发展必须激活内生动力，否则一切文化与新闻传播实践都会水土不服。内生动力与活力之来源在于：第一，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第二，新闻传播形式必须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第三，农村的传统文化，既包括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已经内化成民间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再次，注意历史传承的问题。新闻传播学常常将延安以来的历史实践归入新闻史，而当代新闻理论主要来自西方，两者之间呈现断裂态势。但20世纪的历史应当是连贯的，无论是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还是十九大报告，都要求结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重新思考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把历史和现实重新紧密结合，进而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闻思想。
以“主体-空间-时间”，即群众主体、内生动力和历史传承三个维度作为分析框架，将中国特色新闻学引入乡村实践，除了传统的文献研究和历史学方法外，还可以引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第一，关注各类农村的报纸文本、官方文件、档案文献、口述史料、回忆录、传记乃至当时的歌谣、说书、戏剧等，这些都是重要的文献。第二，中国特色新闻学应更注重新闻从业者的生命体验，新闻实践与日常生活等维度。口述史是必要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参加过读报组、黑板报、广播员的识字青年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需要进行抢救式访谈；当下农民、农民工正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新闻表达，也需以访谈的方式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另一方面，讲述者的陈述是对历史和文本的再生产，可以折射出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互动，所以还可以借此分析研判口述者的表达、情感、记忆等。第三，研究者还可以进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进行观察。由于身临其境，长时间的相处，更容易获得他们时空中更多内部的、真实的行为和想法。比如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有过轰轰烈烈新闻实践的村庄，去感受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蛛丝马迹和文化变迁，或者也可以参与到当代群众的实践中去，观察当代农民是如何制造新闻、如何书写新闻。第四，将参与观察时感受到的、访谈时听到的和档案中记载的事实相互印证，进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能发现其中更为丰富的细节。
总之，应超越传统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研究方法，将新闻理论的生产机制从制度设计转变到日常生活，去关照新闻史档案是如何落地的，从而打开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成为显学，理论体系日益完善，但乡村作为其重要的实践基础，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乡村新闻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传统和中国国情、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现代性意义上“再造中国”的伟大社会探索，理应被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视阈。
首先，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当代新闻理论以客观性、专业性、时效性等为主要特征，但是乡村新闻实践是大众的、业余的、全民参与的新闻传播活动，如通讯员制度、读报组、大众黑板报、群众文艺活动等，普通民众广泛、热情、主动地参与新闻实践，将新闻传播融入日常生产生活，用新闻传播改造民间社会。对此，当代新闻理论明显缺乏解释力。如何看待这一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的学术张力？这一问题迫使新闻学者反思当代新闻理论的生成机制、合法性，以及再生产的可能性，即以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争夺对乡村新闻传播实践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从乡村新闻传播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新闻理论，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某种程度上说，该路径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乡村盲点。
其次，以乡村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中国特色新闻学要有中国基因、中国特色，而乡村新闻传播实践就是中国新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从乡村包围城市到工农联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农村、农民密不可分。十九大之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如何以人民为中心，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如何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进而加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者的使命。因此，在中国特色新闻学视域下研究乡村新闻传播实践，具有强烈的历史关怀与现实意义。
第2篇：文化殖民反思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构建
朱清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文化殖民现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推进，一跃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一股潮流。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传媒技术与新闻文化的主导地位，无意识、下意识或有意识地推销其新闻文化制品和新闻价值观念，推行新闻文化殖民主义。面对此境，中国新闻界应旗帜鲜明地提高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意识，蠲涤新闻殖民主义的影响，最根本的是要构建起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新闻文化殖民；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话语构建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并进一步号召，“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1]众所周知，新闻学既是一门研究新闻一般传播规律的科学，又是一门明显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国新闻学都是各国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思想在新闻事业与新闻传播实践方面的集中体现与具象表征，因而无疑都彰显着各国意识形态与话语特色。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构建已历经百年积淀。但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伴随着国门的洞开，西方新闻思想与新闻伦理以一种“殖民主义的优越姿态”迅速涵化与感染着中国新闻学向着西方化话语改造的旅程迈进。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新闻学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新机遇。如何在批判中国新闻学话语建构西化现象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越来越成为新时代我国新闻学发展的历史责任和时代追求。
一、文化殖民的形成、发展与表征
所谓“文化殖民”，一般意义上是指“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霸权地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通过文化符号系统的强势传播，向‘他者’输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企图同化‘他者’，教会‘他者’如何依托西方的价值观念去思考、用西方的话语去表达、参照西方的模式去实践，使‘他者’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言、美其所美、行其所行”。[2]文化殖民带来的长远影响往往是对“他者”文化主体意识的消解、对“他者”文化精神的腐蚀以及对“他者”民族文化根基的动摇，从而导致“他者文化”西方化、西方文化“全球化”，更进而将世界意识形态置于西方一元文化思想的统摄之下，最终实现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的独行寰宇，永霸天下。
追本溯源，文化殖民现象的产生与恣肆源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发展逻辑。“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象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3]这种东方对西方的依赖关系，可谓文化殖民的主要成因。不言而喻，不断增值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贪得无厌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产阶级的终极关怀。当本国无法满足这一“终极关怀”时，向他国、向全球扩张就成了资本与资产阶级的唯一路径依赖。实质上，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初，资产阶级通过不断对内对外发动战争、实施经济掠夺等强征暴敛手段得以实现的。在资本外拓进程中，西方文化也因此乘势而动，越界蚕食他者民族文化根基，对资产阶级的掠夺行径进行掩蔽与粉饰，旨在形塑有利于屏蔽自身暴行的舆论环境，以实现对他国思想上的永久服膺。正所谓“输出美国的资本，就是输出美国的价值观”。[4]
关于文化殖民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虽然东西方学者在已有的论述中多用“文化霸权(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来统称，但“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称谓凸显出的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强制统御，难免名不副实；“后殖民主义”是和前殖民主义根本不同的一种“文化殖民”，其主要不依赖于强占国土，而是推动文化输出。一般而言，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殖民政策与过程可以概括为“对物的掠夺”的殖民主义、对“人的劳动掠夺”的新殖民主义和“民族精神改造”的后殖民主义三个不同阶段。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受制于各种要素的合力作用，当今各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面相各异，导致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并非相互平等地进行交流与融合活动，而更多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感染、稀释、同化、收编与改造。
文化是伴随人类社会产生而产生的。但文化殖民的出现不但大大晚于前者，而且往往纠缠着暴虐的土地占领、物质掠夺与制度僭越。文化就其本意来说，大致包含了人类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各种制度以及人类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甚至还包括种族民族日常的行为习惯习俗等等。文化殖民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当代的文化殖民与早期的殖民所使用的手段也大有不同。后者惯常凭借坚船利炮对弱势国家进行明目张胆的武力入侵、政权更迭和物质豪夺；前者为实现文化殖民的目的，大多借助于科技手段、生活理念与话语体系等，把文化产品所蕴含的人生观念与生活方式给予巧妙掩饰与包装，并假以“合法的商品营销渠道”对他国他民族进行弱势力渗透，劝诱他人信服其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究竟谁是新殖民主义者？他们手中拿的计算器而不是武器。他们穿的是上班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就在发展中国家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能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5]就表现形式而言，文化殖民主义又具有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特性，弱势文化民族与国家就像凉水煮青蛙般地、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其国民也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强势文化思想与精神的认同者、拥趸者与践行者。
二、西方新闻文化对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影响
近代社会以降，欧美国家强权格局的全球建构，催生了西方文化殖民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发生频仍，同时伴随而来也有西方新闻文化的无远弗届、无处不在的全球殖民与扩张。当代社会之所以出现西方新闻文化之于“他者”新闻文化的单向度输出与“殖民”，皆拜世界权力格局中西方硬实力地位所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解体以来，西方新闻文化因得到自身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方面硬实力的强力支撑，在其与“他者”新闻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一直处于主导与支配的优势位置。反之，诸多非西方新闻民族文化则被迫囿于被支配、被同化的劣势位置。由是观之，哪种新闻文化拥有更多的“殖民”优势与话语权，她就能在世界新闻文化之林掌握与占有对他者新闻文化的拘束性、支配性与奴役性地位，她就容易掌控“他者新闻文化”的发展命运与意识形态趋向。
殖民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扩张是资本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交流和信息通讯(communication)技术的发展是资本扩张的物质性凭借。资本主义强国在征服他国别族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殖民手段为资本的扩张开辟道路，这其中就包括西方新闻文化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理性与传播伦理的思想濡化与文化殖民，新闻殖民或媒体殖民越来越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一种“软实力”与“巧实力”方式之一，为当下以及未来的资本主义扩张活动获得极具魅惑性的路径依赖与致命诱惑。
所谓新闻殖民，也即新闻文化殖民，就是西方强权国家与势力常常将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及其新闻制度、原则、伦理与理念，追随整体文化殖民，一并移植到海外殖民地以帮助殖民者获得最大殖民利益。中国近现代新闻业形成与发展之旅基本上是伴随着19世纪伊始[注]西方在华办报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殖民步履而开启的，20世纪初叶(主要集中于二三十年代)的英美在华办报的热情骤升，不仅仅是为了巩固各自的殖民势力，更关键的是助推各自“殖民势力的重新分配”，促进“殖民格局的重新画定”。[6]1815年以来，西方新闻文化(由新闻体制、新闻观念、新闻生活、新闻价值与新闻人物等要素交互而成)尽管对中国新闻“控制”较深，影响较大，譬如通过派人来华办报(英国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美国的《大美晚报》《华北明星报》)、帮扶华人办报等形式不断在中国推广其自身新闻文化，但却从未大规模正式移植本土新闻人或传媒机构独霸中国新闻传播市场。此种新闻殖民样态，具有三个特色面相：其一，主要不是通过直接的新闻统治，而是依靠间接的新闻文化感化与涵化；其二，不是直接强势占领新闻场域与传媒市场，而是通过观念输入手段使其认同与归顺；其三，虽然不排除通过官方渠道强行推销自身新闻范式，但通常通过非官方渠道施加柔性输入。这是整个西方殖民列强在华二百年间的新闻殖民的基本表征，其官方新闻殖民话语借助强势新闻文化的输入并在中国得到传播、认同、共识与深植，最终起到助推资本主义扩张、维护殖民主义在华利益之目的。今天，西方的新闻殖民在中国的存在与影响更是以巧妙渗透、涵化与规训形式呈现，基本表现为：
首先，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理论著作被引进，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大行其道，几乎成为新闻业的“圣经”与“圭臬”。
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自由经济时代媒体调和自身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关系的产物。“其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作用。”[7]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拥趸者认为：“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目标是服务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8]可现代媒介化社会的繁纷复杂让人很难把握信息真实与否，新闻工作者只得退而求其次，追寻简单的事实真实，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一系列让新闻从业者将事实从观点中剥离，从而避免个人成见的规制、原则或机制，它倡导“记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和感情色彩，客观平衡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记者不追随利益集团或政党组织的价值判断，而是完全按照‘新闻价值’的客观判断来选择新闻、报道事件”。[9]并且，依循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大众传媒是自治的体系，其独立于政府、政党、政客之外且制衡后者，充当的是公众与社会利益的“保护者”与“代言人”角色，否则便不值得接受公众的信托。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与客观性新闻学的以上价值要义移植到中国，貌似“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的积极作用，[10]但实际上存在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媒体、受众处在相互分离的位置，有类似等边三角形的关系。美国《华尔街日报》主编威廉·汉密尔顿曾经说过，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它任何特权，它对于社会也没有任何义务。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媒体、受众的关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受众的主体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政府是由党领导的，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政府和受众之间不存在根本上的利益冲突，而我们的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虽然现在媒体朝产业化方向发展，引入了市场机制，但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定位是不变的。
其次，新闻消费主义盛行，历史虚无主义与煽情主义新闻此消彼长，劳模英烈等典型人物与事件报道备受冷落、嘲讽与消解。
消费主义是源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一种西方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文化镜像和价值体系。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相继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技术进步、生产规模化、社会城市化等因素催化了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的式微与退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逐渐形塑出不以商品使用效能为消费目的，而以其所内涵的价格奢侈性、地位标志性、修饰时尚性、功能消遣性等作为生活目的和价值的全新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此即所谓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11]至今，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不断拓展推动着消费主义不断向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民族与国家弥散，影响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与工作方式，而且向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以新闻媒体为核心的大众传媒更是深受其影响。“大众传媒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扩散渠道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及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自身也受到消费主义理念的戕害。”[12]消费主义思潮在新闻业涌动与影响的直接结果是3W(women，wampum，wrongdoing)与3S(sex，star，stink)等煽情性新闻甚嚣尘上，长期以来中国特色新闻学所倡导的宣传人民群众先进事迹、发挥媒体正能量作用的“典型报道”“群众办报”“正面宣传为主”等新闻观念被忽视(ignored)、被消解(dispelled)、被排挤(pushedaside)与被边缘化(marginalized)。
最后，新闻教育方式与理念受西方议题牵制而衍生“食洋不化”现象，新闻学科话语、学术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长期唯西方马首是瞻。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已有百年历史。从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与北京大学引进新闻学课程开始算起，中国新闻教育迄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而在这百年中，众所周知，没有任何一种新闻文化(尽管苏联新闻范式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也曾在20世纪中叶及其以后一段时间有过辉煌)能像欧美新闻文化一样对中国的殖民一直伴随着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而不间断。
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过程中，高校往往受到两个问题困扰：一是教材配置是自力更生为主，抑或“师夷之技”选定国外的；二是教学模式与教学归旨设计是培养技艺型新闻“能工巧匠”，或是培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又红又专接班人。至今这两个问题依然没有很好解决，其关键因素是国外新闻思想文化的冲击与殖民活动。
新闻学学者陈昌凤、张咏、李金铨、林牧茵等人曾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教育向中国大学横向移植的现象进行过深究。他们认为，一批传教士(如沃尔特·威廉、司徒雷登等)的热心推广，直接促成了美国新闻教育理念在中国的移植。曾于20世纪初五次访华的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WalterWilliam)可谓大力推行中国新闻教育美国化的第一人。在中国正式新闻学校的初创时期，诸多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青年学子(譬如本科生DonaldPattern和硕士生MauriceE.Votaw)直接参与其中并担任教员。1924年，燕京大学的创立者、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延请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白瑞登(RoswellBritton)为报学系主任，延请密苏里报学学士聂士芬(VersonNash)为教授。[13]从教育模式来看，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新闻教育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受到强调“新闻绝对自由、客观”，“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上手快的未来新闻从业者”的“密苏里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新闻教育界对西方模式的推崇也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密苏里模式”在中国大学实施后也培养了一大批充满自由报刊情怀、独立人格追求与同仁办报职业精神的新闻专才，他们活跃于政界、新闻界和教育界，如马星野、萧乾、董显光、杨刚、赵敏恒等。尤其是像董显光等人曾长期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新闻文化浸淫，从出资创办、经营《庸报》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把西方的办报观念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在实践中加以中国化。
到了20世纪中叶，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让中国豪迈地步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道路，同时中国特色新闻学也步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制下的构建之路，也因此“西方新闻殖民”现象渐行渐远，乃至几近绝迹(尽管偶尔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时隐时现)。但同时，由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强调意识形态与舆论宣传”新闻范式越来越显性地影响到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新闻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苏联新闻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苏联新闻文化对中国影响应是我们的自愿引进与借鉴，不属于强行植入，因此本文不对此进行赘述)。
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竿头日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波涛汹涌，新闻殖民现象伴随文化殖民主义渗透对中国新闻传播界的影响可谓波澜再起，风行一时。不过，此次西方新闻文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弱势国家新闻文化所进行的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主导新闻文化、精英新闻文化和大众新闻文化等各个新闻文化领域都吹响了“集结号”，发起了“魅力攻势(charmoffensive)”，俘获范畴囊括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大众传媒工作者、新闻学者、社会受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欧美等西方新闻文化对我国新闻业发展的殖民行为首先、同时也主要在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殖民上。
西方对中国新闻文化的殖民现象经过20世纪50—70年代的一段时间式微后，从80年代中期伊始，乘着西方消费主义文化再次“西学东渐”之风又开始显山露水起来。可以说中国近代新闻业诞生以来二百年间，从新闻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看，中国的新闻事业从同仁办报主导的精英文化走向纯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文化，最后到当前的消费主义主导的大众文化，都表现出中国自身独特的新闻文化景观，但同时也隐藏着西方新闻文化或直接植入或间接抗衡或巧妙渗透的复杂背景。
三、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
所谓话语，就是表达出一定思想、情感、知识、观念、文化的语句，它包括口头表达的和文字呈现的两种形式。话语是蕴涵意义的形式与表象，其所负载、传达的信息是核心与本质；话语体系就是逻辑化、学理化、系统化的话语群。新闻学话语体系是指围绕新闻发展、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定义作用地位等由个人或集体表达出来的有关理念、认识、看法等话语群。新闻话语(体系)的酝酿、宣示与建构皆为具有自身价值立场、观点及情感的个人、群体、机构、民族与国家等所为，而后者在形塑新闻话语及其体系时又无一不受到意识形态的牵制与拘束。有新闻话语存在的地方，便有意识形态的蛰伏。新闻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14]因此，毫无疑问，在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无疑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思想，以彰显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理论、观点、情感、理想、主张为目的的规范性、开放性、稳定性的话语集合。但因为，正如前文所言，中国新闻学长期或直接或间接，或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国外新闻文化的涵化与牵制，尤其是西方新闻思想的“殖民”，中国新闻学的“特色”形塑之旅总是不断被阻挠甚或横断。这导致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努力也不时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15]的侵扰、削弱，有时甚至被消解成“泡影”——西方所谓“当代新闻专业主义”是指新闻媒体是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社会公器，应拥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自主性，以客观、公正、负责任的原则进行报道。基于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建构至少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创新中的语言支撑作用。
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之所以不断此消彼长地出现西方文化殖民现象，皆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推动的先进技术文明与文化优势不断强势植入、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被西方文化涵化(cultivation)、濡化(assimilation)而“乐不思蜀”所致。时至今日，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西方文化殖民的影响，学者中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人主张应从积极方面看待西方的文化殖民现象，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阻挠包括中国的东方文化的健康与自足的发展”传统观点有失公平，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殖民是东方民族文化赶上西方民族文化发展的唯一良机，它带动东方民族文化的跃升与进步。更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16]单就新闻文化思想来说，毋庸置疑，中国近代报刊及其新闻教育确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浪潮的裹挟下孕育而生的，自然从某种意义上看，西方文化植无形中助推与促进了中国现代新闻业与新闻教育的发展。甚至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西方新闻思想与理念的强势植入与广泛影响，让国人中诸多新闻界有识之士在中西新闻文化碰撞中学会了比较历史背景的孰优孰劣，在比较中鉴别社会环境的孰好孰坏，在鉴别中选择在什么时代发展阶段谁更适合国家发展需要。因此中国新闻界走上了不断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之路，并最终形塑出了“同仁办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话语体系”。
但不能因此说，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逐步形成与演化全拜西方新闻文化输入所赐，或应归因于西方新闻文化殖民。其由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7]因此，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形塑是由自身新闻文化发展的这一主要内因推动的，外来文化只能起到辅助、刺激或催化作用。其由二，任何由于资本扩张的本性带来的新闻文化殖民现象均以宗主国的霸权主义而张目，至于殖民地人民从自发到自为的种种新闻实践抗争、新闻文化觉醒与新闻思想精神自信均不是殖民主义者的本意，而是他们无法预测与把控的历史发展必然。其由三，西方新闻文化对他国的殖民现象该不该发生，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不能用工具理性效用结果的大小多少来衡量。譬如，就像一个恃强凌弱者经常欺负一个势单力薄者，如是久之，后者不再逆来顺受，逐渐在前者的威逼下苦练本领奋起反抗，并最终也成为不再任人宰割的强者。此种现象的出现，若把“后者的成功”归因于“前者的霸凌”难免就迎合了霸权逻辑，而缺失了“伦理道义”，这也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文化殖民的结果就是殖民文化的掘地而生。殖民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运动现象。在世界文化日渐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现代社会历史环境下，对殖民文化问题如何认识、界定与应对，便成为中国学界一项重大的、特殊的、长时期的理论课题和棘手问题。自“五四”以来，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主流意识层面遭到彻底排斥。“五四”对待传统的批判不无偏激，但民主科学思想的引入毕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更新，也有助于拓展中国建立多元文化的语境空间。[18]传统文化现时所面临的问题不在于西方文化的强势，而在于传统文化中经典的文人学理传统几经摧折，已经消失殆尽。但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文化中那些积极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诉求包括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等入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再生能力，注重“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尚中贵和”的“中和”“和谐”的思想与方法，“随乡入俗”“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文化沟通与外交思想及方法等等，都是中国特色“正面宣传为主”“政治家办报”“典型报道”“倾向性报道”等新闻学话语体系产生的独特文化土壤。
“话语”表现为使用中的语言，是说写者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使用语言达到自己目的的言语手段；从本质上来看，话语“不仅是指具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规则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同时还包括这种语言所生发、所产生的整个话语系统，即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化规约’(culturalconventions)以及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本文进行诠释的全部历史”。[19]“话语”孕育于文化中，隐潜在社会里；它不仅反映文化诉求，而且表征文化思想，成为社会历史文化进步的力量。因此，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首先思考与做到的是：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从中不断汲取具有中国语言特色、中国文风气息、中国话语气魄的语汇、语言、篇章，丰富与充实到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历史与实务等诸方面话语体系中去。
其次，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是新闻文化自信。
意识形态在哲学范畴上，可以解释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与理解，它由概念、观点、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综合而成，是一种对事物感知的理念体系。意识形态并非人脑生而有之，而是源于后天社会的塑造。人，作为社会化的人，其意识形态受到思维能力、社会环境、教育与宣传信息、文化土壤、价值伦理取向等方面制约，意识形态不同，对同一种事物的认知与理解也各不相同。从理论层面视角看，作为一种思维运行的产物，意识只有上升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理念，由普遍社会成员自觉认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观念与思想体系，方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代表在阶级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组织或社会集团的共同意志，其主要功能是向全体成员明确‘什么样的价值伦理规范’‘什么思想文化形式’是对的、好的，是应该接受的。”[20]
依据福柯话语理论，话语是一种有明确对象的具体言语行为与社会实践，一切话语皆为权力的话语，一切权力都是话语的权力。话语权是“潜在的现实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21]只有凭借特定文化的话语体系和权力架构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表征出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或社会集团利益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为其服务的价值观引导与形塑特征。“意识形态表征一种思想权力，也即话语权。统治阶级用话语霸权占领思想领域，为本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22]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23]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一种引导人“想什么(whattothinkabout)”和“怎么想(whattothink)”的文化软实力，既不会自动生发，也不能强入硬植。在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要夯实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改道、文化不变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等于提升了社会主义文化(同时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思想导引的社会主义新闻文化)软实力与话语权，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与话语权提升筑牢了思想与理论根基。换言之，只有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中国特色新闻学的话语的形塑与发展才会呈现“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继往开来，茁壮成长”的良好晋升态势。
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无外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此消彼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民族与地区其文化精神不是被资本主义思想所主导，就是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统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属于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层面的观念上层建筑，是全国各族人民各种利益诉求的总的观念体系，是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理论索引，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的思想支撑。更准确地说，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以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价值内核的思想体系，是中国社会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各类话语权当代建构的理论逻辑与起点。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话语权，其实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凸显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闻)问题的有机结合，即：实现用中国(新闻)话语讲解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解读中国新闻事件、诠释中国新闻事实和解决中国新闻问题。这就需要既充分利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与文化手段做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引导，也要与时俱进地不断改进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中国化表达方式，但根本上还是要遵循人的自由意志、社会意识或价值理念生成规律。因为，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生成逻辑，才能最终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权、定义权、解释权、主导权、使用权与分配权。
“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对该民族文化的价值、意义和生命力的高度肯定、赞许与自豪。”[24]理论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信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心态，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信仰、尊崇与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文化自信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思想、价值、优势及愿景的充分自信为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5]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的新闻文化自信不仅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省，也源于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激情燃烧、斗志昂扬的革命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其宗旨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形式是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不忘初心、面向现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谬误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一方面都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抵制封建迷信、倡导科学精神，另一方面都反对形而上学，认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故而，在建构中国特色新闻文化、新闻学话语及其话语体系过程中，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疑将是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料资源与思想宝库。既往中国特色新闻革命话语体系(譬如“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等)与中国特色建设话语体系(譬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正面宣传为主”“三贴近”等)的形成与变迁皆是因为二者的基础构筑与使命促使。未来，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形塑与发展依然离不开中国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力支撑。
在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纷繁驳杂的当代中国，中西方之间新闻思想文化之争日趋紧张与白热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新闻思想中一元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中国主流新闻意识形态的航标角色，是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话语、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的重要前提。因此，需要我们主动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蕴含的崇高理想、科学理念与价值追求融入社会新闻文化生活中去笃行之，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迅速转化与创制成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力争在世界新闻传播实践、新闻科学建构、新闻学术争鸣等领域发出精准响亮的“中国声音”“中国话语”。
再次，推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重点”的新闻学教研活动不断深化，消解资本主义新闻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与冲击。
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中的“中国特色”是有具体政治内涵的，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继承，同时又不能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完全划等号；它所探究的是中国文化土壤与社会发展中新闻学的基本问题，更与西方新闻学理论具有政治立场、学术价值、实践意义上的明显差异或本质区别。
在中国，新闻学进步与新闻教育不仅仅深受西方新闻理念与新闻模式的影响，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有不解之缘，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最早介绍列宁十月革命实践的瞿秋白，职业身份是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赴莫斯科的特约通讯员。青年时期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革命学说的恽代英、肖楚女，都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这充分证明新闻传播、思想宣传、新闻教育与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间的密切关系。高校新闻院系是培养新闻人才最主要的基地。2016年12月，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26]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27]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守正创新，培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传播界的媒体从业者、新闻学研究者与宣传工作掌舵人，不仅是社会主义新闻教育机构与工作人员应该高度重视的时代课题，而且也是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建构之际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新闻学西学东渐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新闻学教育、新闻理论与话语建构长期处于以西方新闻教育观、西方新闻价值要素、西方新闻评判尺度为马首是瞻的发展路径依赖魅惑(enchantment)之中。这是一种被西方“他者”化的殖民文化心理因素造成的民族文化自矮(self-dwarfed)、自虐(self-abused)与自戕(suicide)行为，它在潜移默化中瓦解着中国新闻人自身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新闻审美价值观。为此，新闻教育应不断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文化自信和根除西方殖民新闻文化心理，这将成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教育界理论界能否稳定健康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并使其在新闻传播国际话语权领域争得一席之地的关键。
葛兰西认为，国家强权压制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霸权，这种特殊权力是资本主义通过大众媒体、学校和教堂等所建构和传播的，这些机构中充斥着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学说和信仰。[28]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西方及其所影响的媒体、学校与教堂传布着的依然是霸权主义与强势文化的主张、说教与信仰，诚如著名美国比较教育学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开创人阿尔特巴赫(PhilipG.Altbach)所评价的那样：“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民机构”，“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西方模式上，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29]被世界广而告之的西方传统教育理论的核心理念是：使人从蒙昧境况中解脱出来，进入启蒙与文明的状态，成为一种“理性人”“文明人”。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势突进，西方这种关于转变人的教育观逐渐被资本增值理论所遮蔽，后者认为：接受教育者不但可以增强心智，而且可以因获得劳动技能而提高自己的“市场价值”，最终使人之受教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增值环节，进而使自己适应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也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教育诉求并没有真正帮助人达到远离资本或阶级等级制度的控制，而是竭力使人去适应此种等级制度安排。据此观之，西方资本主义办学模式与教育理念试图把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关系强加于受教育者身上，使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与主宰组织得以加强、固化，使“少数凌驾于多数、白人凌驾于第三世界、财产和商品凌驾于人之上”。[30]意识形态得以道统化、合法化，“孩子不是从自己的现实角度而是从富有者的角度去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他们受教育是为了竞争登上数量有限的社会上层的位置，而不是为了一起工作以改善共同的条件。”[31]西方新闻教育对他者文化所具有的殖民因素就在于它竭力动用一切“舆论引导”手段，使诸如“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第四权力机关”“天赋人权”“客观性报道”“新闻专业主义”“记者无国界”“顾客(受众)是上帝”“眼球即真理”“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媒介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此类资本主义新闻意识形态话语国际化、全球化、通识化、普世化。此等教育价值取向践行于新闻院校，培养出来的新闻从业者一定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个人价值体现，以职场晋升高低为事业成功标识，什么标题党(clickbait)、煽情主义(sensationlization)、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历史虚无主义(historicalnihilism)等相关消费主义类的新闻与话题皆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地给予“客观”播报。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文化强势国家一直企图利用大众传媒(比如美国的迪士尼产品，大量出现在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包括广播、电视、电影、书店等媒介上)，通过“文化交流”与教育互动等“和平演变”的方式，用西方的价值理论、政治治理逻辑、思想文化观涵化、冲击与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借助网络媒体交流的无限便利，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物质实惠与愿景炫示与遮蔽责任意识、集体主义、公共精神、理想主义的价值诉求。“近十年来，以博客、推特、微博、QQ、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逐渐取代了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原有的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工具，加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浸润和攻击。”[32]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媒介网络化语境下，西方国家的新闻意识形态话语殖民会以更加隐蔽的教育交流手段、更加委婉的科教帮扶方式，对他者文化进行宽领域、全方位、立体化渗透。
对此，中国新闻学人与教育界务必保持警惕，辨明西方学术话语、教育话语渗透的表达形式与实质内涵，坚决遏制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中立主义、专业主义之名行消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之实的西方教育殖民现象的肆意扩张，应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并构建出中国特色新闻学(教学与研究)话语体系坚信之、广告之、笃行之，自觉肩负起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与使命。
回望20世纪中国新闻教育与新闻文化生发与进步历程，中国报刊界初师美国和日本，再效苏联，后又于改革开放之际寻求西方先进新闻理念与实践经验作为中国新闻业进步的可资外援，从此意义上说，一定时间内有其西方新闻文化殖民的必然性与功利性。但任何真理性认识越出其适用与自洽的边界与时空都将是谬误。尤其是21世纪的今天，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文化已显示自身意识形态发展颓势与“原形毕露”之际，再把资本主义那套“科学、民主、理性、自由”西方话语作为拯救全人类社会发展困局(impasse)与信仰危机的弥撒亚(elixir)与国际统配(wild-card)性话语社会实践，不但在实践中行之维艰与水土不服，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弊大于利，甚至是有害无益的。这更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需求(中国梦与民族复兴的实现)所期盼的“弘扬中国精神、聚集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事情、展现中国气派、突出中国风格”[33]的国家诉求格格不入。
而这些需要实现的人民美好期待与国家发展愿景，最亟待新闻人所做的恰恰是：植根中国土，回到马克思，在返本开新传统文化、与世推移革命文化、守正创新社会化主义先进文化的征程中，构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话语体系，从而规范引导新闻实践朝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中国故事的全球共享的目标奋进。
第3篇：我国数据新闻理论发展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
文/师莹
摘要：在全球大数据发展趋势下，数据新闻作为新闻业对科技潮流的主动回应，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与“数据新闻”主题相关的论文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可视化技术，对我国2018年3月之前的数据新闻研究情况进行了数据可视化呈现和文献文本梳理。数据新闻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不仅要解决数据新闻本身的概念问题，同时也是学界探索和业界实践的反馈，又是对传统的新闻观念进行反思和重构的过程。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秉持动态与开放的态度。
关键词：数据新闻数据可视化新闻学
在全球大数据发展趋势下，数据新闻作为新闻业对科技潮流的主动回应，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勾勒目前学界数据新闻的研究态势，对于进一步完善数据新闻领域的理论建设和指导业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与“数据新闻”主题相关的论文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可视化技术，对我国2018年3月之前的数据新闻研究情况进行了数据可视化呈现和文献文本梳理。
一、我国当前数据新闻研究态势
笔者以“数据新闻”为主题在知网上进行检索，截至2018年3月，共有相关文献资料2272篇。根据知网统计数据显示（如图1），在2010年以前，我国关于数据新闻的研究论文数量为个位数，自2011年开始进入十位数时代，2013年相关论述呈井喷式发展，2014年跃入百篇时代。从整体趋势来看，数据新闻研究在2011年以后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并持续向好，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
根据知网数据库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分布图（如图3），可知“大数据”处于研究关键词的中心地位，整个网络围绕“大数据”这一核心概念呈“星型网络”分布。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大数据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背景，或者是一种代表着社会背景的典型技术手段，都是学界和业界开展数据新闻相关活动的关键环节。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二、中国数据新闻研究分类
目前，学界对于数据新闻的研究侧重数据新闻理论研究、数据新闻教育及人才培养、数据新闻实践及案例、国内外研究述评四个方面。理论研究来源于新闻实践，又在不断探索中指导着业界的发展，是新闻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将数据新闻的理论研究分为四个方面，即数据新闻的概念及内涵、数据新闻的新闻本质特征、数据新闻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以及数据新闻的可视化研究。下文将从这四个方面对数据新闻的理论研究概况进行分析。
数据新闻理论研究主要聚焦四个领域。一是研究重点是解决何为“数据新闻”的问题，即数据新闻的概念及内涵。2013年第6期《国际新闻界》刊登了方洁、颜冬的《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国际和国内研究数据新闻概念的文献以及有关数据新闻的经典案例，在明晰数据新闻与精确新闻、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数据可视化相似与不同的基础上，对数据新闻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文中分别从广义和狭义对数据新闻的内涵进行阐释：从狭义上看，数据新闻是建立在数据抓取、数据挖掘、数据统计和分析基础上，最终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一种新型新闻报道方式。从广义上看，数据新闻代表着新闻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新闻学在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新领域。文中还归纳出数据新闻的四大特征，即以服务公众利益为目的，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数据处理，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新闻。数据新闻和一般新闻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数据软件的使用。通过特殊的软件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挖掘隐藏于宏观、抽象数据背后的新闻故事，是数据新闻的特质所在。作者丰富详尽的中外文献梳理和明确的概念界定，为数据新闻的理论研究理清了脉络，探索了方向。郭晓科在2013年第8期《编辑之友》上也对“数据新闻”的概念和发展现状及功能进行了初步探索。
2016年《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多维度视角下的数据新闻》，从三个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数据新闻进行剖析，拓展了数据新闻的研究视野。其中沈浩、罗晨的《数据新闻：现代性视角下的历史图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数据新闻发展历程，并赋予其明确定义：数据新闻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新型新闻形态，立足于对新近发生的事件予以数据支持，或者从大量数据中提取出可供报道的事实性信息。在制作过程中必须依靠互联网技术采集、处理和分析数据，最后通过可视化的表达形式制作发布新闻，数据新闻力求在传统新闻要素基础上结合海量数据，提供更有公信力的新闻叙事。”这一概念可以从四个层次来解读，一是支撑原有新闻表述，二是提出新闻线索，三是相关计算机技术是数据新闻的技术保障，四是数据新闻有利于提高新闻的公信力。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考察了计算机辅助报道、精确新闻、数据新闻产生社会环境的不同，强调了宏观上社会类型与具体的国家新闻体制，以及在传播技术的发展共同作用下，推动传播主体、传播模式、信息内容的变革，最终催生了数据新闻的快速发展。
2017年吴小坤的《数据新闻：理论承递、概念适用与界定维度》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0期。这篇文章检索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和著作，参考了数十种数据新闻定义，对数据新闻的概念该如何界定开展了详尽的讨论。吴小坤认为，“数据新闻”这一概念的使用开始流行于2011年1月的NICAR大会。并在文中给数据新闻下了明确的定义：“数据新闻是基于数据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的可视化新闻样式，在新闻叙事中使用数据呈现原本仅靠文字所难以呈现的内容；或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问题，并进而挖掘出新闻故事。”
这一定义的意义在于划分清楚什么样的数据才能称之为“新闻的数据”，作者认为主要有两条标准：一是数据必须为新闻报道提供有力支撑，且以可视化的方式表达出文字难以表达的内容。二是数据必须具有问题意识，且有利于新闻故事的叙述。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出了数据新闻概念的五大特征维度，即新闻性、统计性、工具性、生产流程标准化、新闻行业创新性。该文强调了数据新闻的新闻特性，指出了在数据新闻研究发展过程中，对工具性的过分强调和对新闻性的淡化倾向。可以说，该文对数据新闻的定义及其五大特征的总结，对于今后学界的研究方向的引导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勾勒出了我国对数据新闻的概念及特征的探索历程。方洁、颜冬的文章（2013年第6期《国际新闻界》）建立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力图将数据新闻学的研究在起步之时就与国际接轨。时隔三年，沈浩、罗晨（2016年第2期《新闻大学》）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根据产生社会环境的不同，辨析计算机辅助报道（CAR）、精确新闻、数据新闻三种相关报道形式异同，赋予数据新闻具有社会学色彩的定义。2017年吴小坤的文章对数据新闻的定义及其五大特征进行总结。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数据新闻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早期定义雏形，到中期的多层次多维度完善，再到以新闻为本位的研究中心的调整的过程。
数据新闻理论研究的第二个侧重点为，数据新闻和以往的新闻模式有何不同，即数据新闻“新”在何处，它有哪些新闻本质特征。数据新闻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范式，和以往的新闻传统有何不同也成为学界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学者们从新闻论证、新闻交互叙事等方面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数据新闻的本质为新闻论证。曾庆香、陆佳怡、吴晓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2期发表了《数据新闻：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闻论证》一文，该文围绕“数据新闻并非新闻叙事”这个核心，指出数据新闻更近似于社会调查报告，它可能有一些叙事成分，但其主旨并非讲述故事，而在于推导出事实性结论，是一种新闻论证。文章依据数据新闻的逻辑过程展现出类似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环”，这对数据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还有学者指出，数据新闻本质上是一种交互叙事。张超的《数据新闻的交互叙事初探》发表于2017年第8期《新闻界》，作者从计算机数据库运行模式的角度阐述数据新闻的特殊性。文中指出：“交互叙事基于数据库和算法，生成具有用户个人意义的叙事内容，实现数据新闻的‘功能性意义’。数据新闻对交互叙事应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数据库的探索叙事，另一类是基于游戏的体验叙事。”这为我们理解数据新闻的特殊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
数据新闻理论研究第三个研究重点为，数据新闻给社会带来了什么，也就是数据新闻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钱进发表于2016年第2期《新闻大学》的《作为开源的数据新闻》一文以软件研究为着力点，力图透过技术看文化，提出开源软件构建了一种共享文化。文章指出，数据新闻报道离不开数据软件的使用，开源软件技术一方面是数据新闻报道的技术保障，另一方面是它蕴含的开放、共享的文化基因也影响和塑造着数据新闻的生产传播过程。从专属软件到开源软件，从垄断文化到共享文化。不论是从新闻素材的采集和整理，也就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源的获取与数据整理，还是新闻稿件的编写，即数据的可视化操作，或者是新闻生产过程的透明化需求，甚至传播过程中强调线上线下互动，无不体现着大数据时代特有的共享文化的特质。数据新闻不仅仅是简单的“数据技术=新闻”，是新闻业对大数据时代到来产生的必然结果，更是大数据时代文化的一个缩影。
可视化作为数据新闻最重要的呈现手段，是数据新闻理论探讨的第四个研究重点。有学者从设计学的角度思考了数据新闻可视化与内容平衡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路径。如徐少林、白净发表在《新闻界》2018年第3期的《数据新闻可视化设计与内容如何平衡》一文结合国内外数据新闻案例，在坚持“形式服务于内容，少即是多”的减法设计原则下，提出三种设计思路，即运用扁平化形式做减法设计、运用对比与统一色彩形式做减法设计、运用网格版面空间形式做减法设计。还有学者结合业界具体新闻实践，细分了我国数据新闻产品的类型和表现形态，并指出其缺陷和不足，如《新闻大学》2018年第1期刊登了战迪的《新闻可视化生产的叙事类型考察——基于对新浪网和新华网可视化报道的分析》。文章通过对新浪“图解新闻”及新华网“数据新闻”两个主流平台推出的代表性案例的分析，归纳目前我国新闻可视化产品的细化类型和表现形态，探析了新闻可视化文本在叙事维度上的缺陷和困境。研究发现，受“数据即新闻”理念的影响，目前主流可视化报道具有新闻叙事主干模糊、叙事链条断裂的倾向，其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割裂了受众整体的认知观。此外，在“注意力导向”的影响下，可视化新闻呈现泛娱乐化趋势，传统新闻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也因此受到冲击。
三、中国数据新闻研究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当前数据新闻理论研究状况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数据新闻研究尚处于探索、调整与理论完善阶段。其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与学界的热衷探索相反，业界对数据新闻的态度则相对审慎。李艳红在2017年第9期《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了《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游移：“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对三家新闻组织采纳数据新闻的研究》，文章以率先采纳数据新闻报道形式的三家新闻组织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对待具有创新意义的数据新闻，国内新闻组织充满矛盾，可谓既开放又保守。这篇立足于业界实践的研究给学界大热的“数据新闻”降了温。作者打破了“技术中心论”，强调了新闻创新中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形塑的观点。技术只是影响创新的一个因素，对于数据新闻的创新意义，还需要将数据新闻这一事象置于它的运行机构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这就启发我们深入思考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迎接这场革新。
笔者认为，数据新闻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不仅要解决数据新闻本身的概念问题，同时也是学界探索和业界实践的反馈，是对传统的新闻观念进行反思和重构的过程。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秉持动态与开放的态度。动态性指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是不断丰富发展变化的。从传统的新闻报道到计算机辅助报道再到精确新闻和现在数据新闻，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动态变化的，这就要求学者研究具有动态性的思维。开放是指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学及数据新闻研究，将最新的理论成果纳入新闻学体系当中。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变革，新闻学的理论也在不断地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当中借鉴研究方法与视角，如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技术、设计学、叙事学等，力图在多维度多视角下对新闻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
第4篇：我国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历史选择与当代创新
骆正林
【内容摘要】我国新闻学教育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20世纪初新闻学教育开始在华夏大地生根开花，早期新闻教育的创始者选择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教育模式；中国共产党则借鉴苏联共产主义新闻教育模式，从解放区开始逐渐建设起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教育体系。当前中国与世界几乎同步进入信息化时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媒体环境已经没有了向外借鉴的土壤，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要创新属于自己的新模式。正在形成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文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之间还有很多价值冲突和发展悖论的地方。解决这些冲突和悖论的过程，就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模式不断成熟与成型的过程。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模式；密苏里模式；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曾长期处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状态，为了减少成本、少走弯路，无论是新闻传播事业还是新闻传播教育，均需借鉴国外成功的模式。由于历史机缘和政治环境的原因，我们先后选择过美国模式、苏联模式，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取得过有目共睹的成就。然而，在媒介融合时代，中国经济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网络技术跟上了全球先进水平，尤其是产业规模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媒介生态成为全球最复杂的媒介生态。巨型的经济体、复杂的媒介生态、无限的产业机遇，促使中国新闻学教育必须要寻找新的模式。从当前的全球新闻教育格局来看，难有国家再向中国输入所谓的“成功模式”，这是我国新闻学教学模式创新的时代背景。
我国新闻学教育变革的直接动力来源于媒介产业的发展。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媒介不再仅是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而且成为了联系世界的关系中枢。随着新闻传播权力向社会分散，各种社会机构均可参与新闻生产，新闻学教育感受到了“四面楚歌”。新闻传播人才进入体制内媒体越来越少，更多学子进入市场从事社会传播、公共传播等岗位。费正清曾用“冲击—反应”模式解释中国近代化过程，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动力是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反应。今天，中国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变化也是“冲击—反应”的结果，这种冲击反应既有外生的压力、也有内生的压力。
二、美国模式的引进与我国早期的新闻学教育
传播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新闻事业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近代新闻事业主要起源于欧洲，但新闻学教育却在美国得到了发展。报刊曾经在美国西进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西部的拓荒者身边常带三样东西：圣经、斧头和报纸。报刊在美国建国和西部开发中起到了积极的动员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美国人当时的身份焦虑。我国近代以来外敌入侵、战乱不安，国人同样处于身份焦虑的状态；因此，引进美式新闻事业，兴办美式新闻教育，成为“启蒙、革命和追求国家现代化”①的重要任务。
1.美国新闻学教育建构的两种教育模式
大学教育主要有两大任务，学科建设与专业教育。学科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分类，一门学科是关于特定领域的系统知识，科学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基础；专业是高校针对社会分工而划分的学业门类，专业教育需要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学科分类“最早出现于教会大学(如巴黎大学、剑桥大学、柏林大学等)，当时的‘学科’包括神学、法学、医学和艺术。其后，随着欧洲教会势力的衰弱，大学机构日益世俗化，实用性和应用型更强的学科逐渐出现并蓬勃发展，以此拓展了之前对学科的狭隘理解。”②在欧美学科发展过程中，商学、社会学等应用性学科(applieddiscipline)都曾为自己的身份和荣誉辩论过。相对于其它应用性学科，美国新闻学花了更大的精力去谋求学科的合法地位，并最终形成了两种教育模式，即密苏里大学职业教育模式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精英教育模式。
美国报刊是在殖民地时代发展起来的，相对于美国报刊发展史，美国的新闻学教育具有相当的滞后性。美国的新闻教育起源于1900年左右，而且主要是在中西部公立大学起源的。1903年，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成立新闻系；1904年，密苏里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开设四年制新闻本科；1908年密苏里大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美国新闻教育的大本营不在东岸的精英私校，而是集中在平民化的中西部农业州公立大学，其故安在？根据史学家布尔斯廷的分析，古老的欧洲(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大学一向藐视实用职业领域，美国精英私校也以继承欧洲贵族大学的知识传统自命，故只承认神学、法学和医学为‘专业’(profession)”。③在此后的发展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为职业教育的代表，它成功地将课堂教育与新闻实践相结合，成为新闻职业化教育的一个样板。1912年普利策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新闻学院，这是美国新闻学教育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世界新闻学教育的标志性事件，从此新闻学教育终于在一流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
2.我国早期新闻学教育对美国模式的引进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历了由传统封闭向被迫开放转型，中国高等教育在此背景下也开启了近代化进程。在中西文化的争论和碰撞中，一些新式大学被创办起来，大学普遍注重引进西学，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顺应了国际潮流。同时，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第二次办报高潮，革命派创办的报刊更加注重舆论宣传，积极向西方报刊学习新闻业务和宣传技巧。报刊的风起需要一批有担当的报人，因此，新闻教育逐渐被报人和学人关注。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新闻教育起步的重要标志。“据统计，1920—1926年，全国高校共创办了12个新闻系(科)，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④
李金铨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是从美国横向移植过来的。美国大学的新闻教育是从中西部公立高校开始的，中国的新闻教育却起源于当时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这和美国精英大学对新闻教育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新闻教育有哥伦比亚模式和密苏里模式，但中国大学采用的是密苏里模式，“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⑤哥伦比亚模式在美国更有学科地位，然而密苏里模式最终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甚至比在美国有名。”⑥李金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密苏里模式简单、实用和好用；其次是密苏里模式的人脉和推销。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斯是“极为出色的传教士型学术活动家”，“他抱着传教士的使命感，风尘仆仆，先后五次来华，大力宣扬密苏里模式”⑦；“1930年代初，20名以上中国学生赴密苏里求学，回国后多数投身新闻教育，而且活跃于新闻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中国‘密苏里帮’”⑧。在李金铨教授强调的两个原因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首先，民国初年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对于西方的学科和专业均有几分“尊重”，表现在新闻学学科，即使是密苏里模式，国人也会认真学习和对待。其次，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境地，当时的革命青年期望办报救国，期望利用报刊宣传先进思想，因此培养职业报人也是当时一条务实的救亡之路。正是历史和现实的种种机缘，使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最早选择了职业教育模式，并由此确立了早期新闻教育的基本目标、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
在新闻职业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民国初年的新闻学教育逐渐发展起来。“1918年至1949年，中国先后出现82个新闻教育机构，其中包括高等新闻教育机构、新闻职业学校、各种性质的新闻短训班。”⑨民国初年新闻教育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等少数重要的大城市，办学的模式也灵活多样，国立、外资、民营等各种方式都有。“有的是美国直接投资办学，如燕京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有的是由美国学成归来者创办的新闻教育，如徐宝璜(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创始人，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汪英宾(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创始人，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等。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曾协助中央政治学校创办新闻学院。”⑩新闻教育单位除了引进美国的教材和参考书外，还不断将国外的新闻理论、新闻教材进行本土化改造。1918年徐宝璜开始编印《新闻学》，并在四易其稿后，于1919年底正式出版。其后任白涛、邵飘萍、伍超、戈公振等先后出版了新闻学教材或著作，基本形成了从理论、业务到历史的教材体系。
三、苏联模式与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形成
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教育是从解放区开始的，新闻学教育的任务也是在无产阶级办报实践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与国统区的美式新闻教育模式不同，它除了强调新闻学教育的实用性和职业性外，更加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和舆论宣传教育。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新闻事业、新闻教育和政治体制联系紧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也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政治风波后，国内研究苏联问题常用“前苏联”的提法。有学者认为“前苏联”的称谓反而模棱两可，“苏联”是俄罗斯民族经历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历史上只有一个苏联，而且时间概念十分明确。因此，下文所提到的苏联指的就是由列宁等人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苏联新闻学教育模式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以政权和国家的形式变为现实；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打破了历史上单线的、垂直的、没有比较的国家制度格局，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两种国家制度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在俄罗斯帝国晚期，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将报刊当成建党、夺取政权和政治训练的重要武器，列宁更是将报纸作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党的出版物“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的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大众传媒随即成了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路线的宣传者和代言人。施拉姆这样评价苏联的新闻理论：“它所强调的马克思思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天然的敌对性，以及领袖之‘言’的绝对正确性——因为领袖的话就是马克思的话。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熟练地利用报刊进行意识形态宣传，鼓励干部一心一意地忠实于党的事业。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教授库兹尼佐夫在其著作《祖国新闻史》中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媒体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用来实现自己理想的最有力的武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需要大量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苏联的新闻教育在1918年后迅速发展起来。早期的新闻教育主要以短训班为主，目的是要立即为报刊宣传培养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的宣传人才。1919年罗斯塔社开办新闻短训班，1921年建立莫斯科新闻学院，这是一所一年制的专门学校。1923年该校改名为国立莫斯科新闻学院，学制延长至3年。1930年后，列宁格勒、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明斯克和哈尔科夫等地陆续建立了共产主义新闻学院。1947年，莫斯科大学语言文学系开设新闻专业；1952年6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大学建立新闻系。“到1957年，全苏已有15所大学建立了新闻系和新闻专业，在校学生数千人。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全苏“在22所大学中开设了新闻系，或在语文系设置了新闻专业或教研室。苏联几乎所有的新闻院校均开设预科班，预科班招收具有工作经验和创新能力的青年，新闻系招收的新生中有30—50%来自于预科班。预科班招生强调学生的文学素养、创作能力和政治素质。同时，“在苏共中央党校招收一定数量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工作过的党员，培养高级新闻工作者。
苏联的新闻学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人才，因此，苏联新闻院校都注重将学生“培养成为积极的思想战士、党的忠实助手，具有高度思想性、专门知识和无可责难的职业道德。上个世纪80年代各高校制订的新闻学教学计划，“强调基础理论培训，强调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苏共党史，强调研究苏共的内外政策、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苏联新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本身并没有错，但在1990—1991年期间苏联民族国家的解体后，研究者普遍批评苏联期间的文化专制、领袖权威和严格的报刊审查制度。苏联解体，对中国新闻改革、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2.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教育对苏联模式的引进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是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逐渐成型的。1942年，经过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中国共产党基本认识了新闻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体系，确立了党性原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40年代的新闻界整风运动，也加速了苏联报刊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步伐。从此中国共产党将新闻媒体作为重要工具，加强党委对新闻媒体的行政领导。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就已经起步：1939年，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办过新闻短训班；1945年底范长江支持筹建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该校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五年；1946年华北联合大学也曾开设过新闻系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国统区美式新闻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学习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和新闻教育模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任务，甚至在1952—1955年间一度出现全盘苏化的现象。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曾派出一批人赴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学习，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新闻院系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此后，我国高校新闻学教育“从教育体制、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都盲目照搬前苏联，没有考虑到我国具体国情和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律，虽然在1956年后对前苏联模式做了一些修改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运作方式并没有改变。“在1954—1955年间，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第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作为全国新闻界与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高校新闻学专业教学主要采用苏联教材，“由马恩列斯有关新闻工作的语录加上联共(布)有关新闻工作的决议组合成书，缺乏系统性、规律性。新闻学研究也拘泥于研究革命导师的办报思想。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编写过《新闻学原理大纲》，结果在全国受到了大批判，“‘新闻改革理论家’变成全国唯一的‘右派理论家。我国新闻界曾经学习过20世纪20年代列宁的办报思想和30年代斯大林的办报思想，但因为马克思著作的翻译问题，“直到1958年我国新闻学者才开始认识了解马克思新闻学著作，到1979年底，才开始系统地研究马恩新闻思想。经过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新闻媒体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报纸不断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政治口号，新闻学基本成为了政治学的附庸或婢女，新闻学没能获得一个独立的学科地位。
3.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与美苏模式的融合
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长期只有新闻学教育，学科建设更是处于极低的水平，学术界普遍不承认新闻学拥有独立的学科位置。“1982年全国高等院校一共只有16个新闻院、系、专业点和1585名本科、专科学生。“文革前的1961年，复旦新闻系曾经招过两名硕士生，这也是建国后前30年招收的唯一的两名研究生。1977年恢复招收新闻研究生后，社科院、人大、复旦都开始招收新闻学研究生。此后新闻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也发展起来了。1983年5月，劳动人事部职称处讨论编辑记者的职称评定问题，有人用“新闻无学”反对将编辑、记者列入国家职称序列。围绕职称评定问题，“1983—1984年，新闻界与新闻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新闻是否有‘学’的大讨论。最终，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认为，“新闻学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学科基础理论；新闻报道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也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新闻界有一支受过本专业高等教育的队伍。经过这场大讨论，学界初步改变了对新闻学的看法，编辑记者最终获得了专业技术评审资格。
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学东渐，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知识大量涌进，无论在课程、教材建设，还是在研究方法、选题确定等方面，美国模式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进入1990年代后，苏联的新闻传播理念依然发挥作用，美国的传播学研究范式进入中国，新闻与传播教育逐渐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即体制保障的苏联模式与实践主导的美国模式长期并存。进入21世纪后，信息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需求，传播学研究快速发展，正如李良荣教授指出的那样，“传播学研究在野蛮生长，新闻学研究不断萎缩。科学研究是一种追求真理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研究范式是学术群体世界观的体现，也是学术群体围绕特定学科在理论或方法上的共同理念。这些信念决定了研究者的基本观点、思考模式和理论前提。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借鉴美国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寻求在研究范式(paradigm)、研究方法(methods)等方面的突破。
四、媒介融合与我国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创新
1.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模式的建构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建设需要坚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舆论观教育，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新领域。政治性要求是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变量，它的力量大小和作用方向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变化，新闻教育系统需要在和相关部门的协调、谈判中消化这种变量。实践挑战是新闻传播教育创新的直接变量，新闻教育单位需要根据社会需要，在教学理念、师资队伍、教学内容、实践教学等环节进行深入的研讨和全面的改革。新媒体的冲击、社会的多元需求、教学模式的陈旧等问题，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他们开出的药方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有待新闻教育单位在实践中去检验和推广。
黄旦教授认为当前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纽带，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了“重造新闻学”的三个路径：首先，新闻学学科基础要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移到整个人类的传播实践，“这样可以使原来新闻学——规范性学科和传播学——经验性学科并存而不合的新闻传播学，在性质上趋于一致。新闻传播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整体”。其次，传统社会基于“时钟”的隐喻今天已经让位给因特网，新闻学原先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和概念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造，如社会需要论、新闻真实等。再次，从网络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目标，对现有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进行结构性调整。黄旦教授从网络社会关系视角，提出了新闻学再造的路径，给困境中的新闻学教育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张志安教授从管理学出发，从学科建制、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三个层次，设计了新闻传播教育范式转型的具体方案。“将新闻学这门注重规范和技能的学科与传播学这门注重经验和方法的学科进一步融合，将‘新闻传播’这个相对具体的分支领域纳入‘公共传播’这个更加广泛的范畴中来”。在培育目标方面，他主张面向社会培育新闻传播人才，这个培育目标分两个层次：“一是培育公共传播业的行动者；二是培养参与和服务公共传播业机构的良好公民。前者依然是‘职业教育’范畴，与传统新闻教育的理念有所传承，只是面向的行业更加广泛；后者更强调对学生媒介素养的教育，更加注重培养其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对媒介的运用能力。”在知识体系方面，认为以传播学的“经验性理论”来改造和升级新闻学的“规范性理论”，是新闻传播教育内容改革的有益路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要帮助学生建立历史感、理解复杂性、激发责任感；在强化“经验性理论”的知识体系改造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调查能力、快速写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视觉表达能力这四种核心能力。
2.意识形态性是我国新闻学教育的核心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一直在探索自己的模式，这种探索有两个重要特色：一是承认传统新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探索现代新闻教育如何贯彻意识形态的要求；二是加强专业和学科建设，满足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这种“双管齐下”的改革探索，均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经过长期的新闻学教育实践，业界和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既是产业，也是上层建筑，但其根本属性是上层建筑。今天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和内涵远远超越当年的新闻学教育，但意识形态依然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核心，它决定着“新闻传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繁荣，社会舆论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因此，从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看，新闻传播学依然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一。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签订协议，部校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由此开创了新闻学教育的新模式。2013年，在总结上海经验的基础上，“部校共建”开始在全国得到推广。部校共建加强了党政部门对新闻院校的领导，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对很多新闻院系来说，共建成为他们重要的身份待遇，是获取体制内资源的最好渠道。
媒介融合的产业状况给新闻学带来巨大冲击，但国家对新闻教育管理的惯性，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闻学仍可居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领头位置。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新闻学储备了一支重要的学科队伍和一群知名的专家学者，很多重要的专业和学科资源仍在新闻学名下，如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品牌专业等等。党政部门习惯于让新闻学承担意识形态教育功能，新闻学的内涵不再是传统新闻学的含义，而是“常态新闻学+部分传播学(尤其是政治传播学)”的结合。有些部门和领导长期认为传播学是西方理论，它难以适应中国的新闻实践和意识形态教育，这也是国内传播学本科教学点过少的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包含六个二级学科，传播学仅是其中的六分之一，整个学科分类明显体现了“新闻学本位”的思维。
3.处在不断探索中的当代新闻学教育模式
新媒体对人类社会关系的重构，加大了整个社会对新闻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新闻学主要为体制内媒体培养采编人才，教育单位均以培养多少著名记者、高级官员作为教学业绩的重要指标。当代新闻学教育需要回应政府、企业和市场的需要，打开传统专业教育狭窄、封闭的边界，将新闻传播向公共传播、社会传播和传媒经营方向外移，奔向开放的、具有无限潜力的“蓝海”。当代新闻学教育除了培养传统的编辑、记者外，还需要培养更多的舆情分析、信息报送、媒体公关、新闻发布，以及社会化媒体的制作、管理和经营人才。未来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不仅会出现记者和官员，而且会出现类似于乔布斯、马云式的人物。因此，当代新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不再仅仅为传统媒体培养人才，而是调整、扩大成为职业新闻媒体、政府信息部门、企事业单位、新媒体机构等培养具有互联网思维、一专多能的新闻传播人才。在新的专业教学目标的引领下，新闻学专业逐渐形成了七大课程模块，如图1。在媒介融合的新时代，新闻学教育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此时，任何一家新闻院系都无法独自培养全部类别的新闻传播人才，任何一个学生也无法具备所有的新闻传播技能。因此，现代新闻学教育是一种协同化的、优势互补的培养体系，不同院系可以通过课程模块的组合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同学生根据自身潜质锻炼自己的特殊才能。新闻教学单位、新闻学子们的个性化“教与学”的选择，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开放性的新闻学教育新模式。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新闻学专业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是今后管理部门考核学科发展和共建成果的重要指标。马新观课程的任务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阅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民情、社情、国情与网络安全教育，帮助学生把握新闻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增进新闻学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认同、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理论认同。新闻学专业既是人文科学也是社会科学，因此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因此，新闻学专业需要选择性地开设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课程，尤其注重人文社科经典文献的阅读，加深学生对人类情感和生存智慧的体验，培养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同时，学习人文社科经典文献，可以通过“跨学科偷猎”丰富新闻学的内涵，帮助学生积淀丰厚的文化和理论底蕴。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教与学，要坚持“新闻与传播”的主体意识，不能“学什么、看什么”就“跟着什么走”，而要借鉴人类知识的精华解决新闻传播的问题。
新闻学专业最早是在纸媒的基础上产生的，后在满足不同媒体新闻传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业务和史论课程体系。新闻曾因关注社会、纪录历史、监督权力，而被西方社会美誉为“第四权力”。因此，传统新闻学教育有浓厚的人文学科的色彩，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新闻伦理和专业主义精神。当前新闻传播类课程需要跟上时代步伐，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但课程的基本体系依然有价值，尤其不能丢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培养。随着网络与新媒体的发展，网络舆情对社会治理构成巨大压力，因此，我国新闻学教学逐渐强化了公共传播类课程的教学，如舆论学、危机公关、新闻发布、舆情研判与分析等等，关注舆论、舆情成为当代中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特色。
新闻学是文科中的理工科，因此实践教学和技术教育，是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新闻学教育除了传统的报纸编辑、电子编辑等课程外，还应该开设、开发视频拍摄、网页设计、VR/AR新闻制作和新闻可视化等课程。随着新闻报道的全息化、全程性时代的到来，记者们不断穿越在虚拟或现实场景之间，他们需要更精湛的制作技术、更高超的审美眼光，帮助广大受众实现全新的新闻体验。在新闻传播、公共传播等方向的教学中，新闻学专业还需开设数理分析类课程，如统计学、数据挖掘、算法推荐等，全面提高学生的数据抓取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洞察不同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创新新闻报道的新题材，开拓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当然，现代媒体越来越需要在市场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因此经营管理类课程也越来越受到很多新闻院系的重视。
正在形成的新闻学教学模式有几个清晰的发展脉络：一是强调意识形态对新闻教育的要求，二是坚守传统新闻教育的专业主义精神，三是舆论舆情成为专业教学的增长点，四是数据分析、新闻可视化受到更多的重视等。目前新闻学教育所呈现的这几个特点，还有很多价值冲突和发展悖论的地方，这些冲突和悖论仍需要新闻传播学者在实践中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