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历时20年，创办了第一份民俗学研究刊物，刊登了大量经过搜集、整理的各类民俗学作品，发表了大量歌谣及其他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出版了专著。并进一步丰富了民俗学研究的内容，增加了研究对象，拓展了研究方法，使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成为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发源地，带动了整个中国民俗学研究运动的开展。
关键词歌谣研究会民俗学《歌谣》周刊
中图分类号K890文献标识码A收稿日期2017-07-29
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学术研究气氛渐渐浓厚，各种学术团体和组织纷纷建立。其中歌谣研究会是成立较早的一个学术研究会，它的政治影响不大，却开创了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河。对于歌谣研究会的发展历史以及研究成果的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北京大学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更能体现出大学学术社团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歌谣研究会沿革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19日。它的成立有其历史渊源，早在1918年2月，北京大学日刊就发表了刘复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全校师生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与教育团体搜集民间歌谣。自简章发表至5月20日，“所受校内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诠订，名曰‘歌谣选’”，于日刊上发表，“日刊一章”[1]。但五四运动以后，这项活动受到影响，随后刘复、沈尹默出国留学，原定于1921年校庆23周年出版的《选粹》与《汇编》也因人手不足未能面世。
就在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引起全国对歌谣的兴趣和研究后，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却偃旗息鼓了。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常惠①对歌谣征集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面对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的逐渐消沉，他很着急，便写信给国文教授会。国文系很重视他的意见，于1920年12月1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委员》的启事，号召校内同学和校务热心人士入会。1920年12月19日，“成立‘歌谣研究会’，管理其事，由沈兼士、周作人二先生主任”。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直至1927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7、8合刊出刊后停止活动。
在与各军阀抗争的过程中，经过了京师大学校、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阶段，北京大学于1929年8月8日取得了复校运动的胜利，重新恢复为国立北京大学。随后北京大学的各种组织机构、院系部门逐步恢复，学生社团也有部分得以恢复。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研究会委员”，于1936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重办《歌谣周刊》并发起组织“风谣学会”。适值抗日战争爆发时期，“风谣学会”仅存一年有余，于1937年6月停止活动。
至此，北京大学研究歌谣的学术社团经过近20年的发展历程，虽以“歌谣征集处”、“歌谣研究会”以及“风谣学会”的不同名称进行歌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但它们之间是前后相继的，共同为歌谣研究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歌谣研究会”存在时间最长，规模和影响也最为重大，因此对于它们统称为“歌谣研究会”。
二、歌谣研究会的研究内容
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的规定来看，此时的歌谣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搜集“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以及“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2]。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编订发表歌谣的同时，“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3]，自1918年10至1920年也陆续发表了刘复、周作人、关延龄、常惠、罗家伦、沈兼士等讨论歌谣异文、注释、方言等问题的信件，转载了一些研究歌谣的文章，如周作人的《儿歌之研究》、《中国民歌的价值》等文章。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搜集范围开始扩大到了民间谚语、谜语等民间文艺领域和风俗领域。
1920年成立的“歌谣研究会”比起“歌谣征集处”来，它升格了，成为了一个有组织、有章程、有领导、有会员、有计划的正规化的学术团体。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要求“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4]，可见这时的歌谣征集已经以研究的角度为出发点，不限定歌谣的性质与内容。同时，征集的范围也不限于歌謠，而是拓展到了“关于研究中国歌谣之书籍”。在发表其征集和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了“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5]而在1924年的《本会启事》中说道：歌谣本是民俗学中之一部分，但现在只管歌谣，把其他属于民俗学的抛弃了，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先注重在民俗文艺中的两部分：一是散文的：童话，寓言，笑话，英雄故事，地方传说等；二是韵文的：歌谣，唱本，谜语，谚语，歇后语等，一律欢迎投稿。再倘有关于民俗学论文，不拘长短都特别欢迎”[6]。可见，此时的歌谣研究会的研究内容已经扩展了，除了歌谣外，也包含民俗学的其他的研究内容；除了刊登各种类型的民俗作品外，还发表各类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实质上俨然是一个学术性非常强的民俗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复校后，歌谣研究会得以恢复，《歌谣》周刊也得以复刊，并于1936年成立“风谣学会”，它是一个“集合研究歌谣，故事，风俗之同志所组织”。除借助《歌谣》周刊发表研究的文章与整理的资料外，还创办了三个报纸民俗副刊——南京《中央日报》的《民风周刊》、北京《民声报》的《民俗周刊》、北京《晨报》的《谣俗周刊》。
歌谣研究会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社团的学术性逐步增强。《歌谣》周刊除了刊登歌谣及其他民俗方面的作品外，还发表讨论和研究歌谣的理论性文章，代表性的有：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第2期、第3期）、邵纯熙《歌谣分类问题》（第5期）、刘经庵《歌谣与妇女》（第30期）、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第31期）、董作宾《歌谣与方音问题》（第32期）、王肇鼎《怎样去研究和整理歌谣》（第45期）。1923年，由鲁迅设计封面、沈尹默题字的纪念创刊一周年的《歌谣增刊》更是一本民俗学研究的论文集，共计文章17篇：钱玄同《歌谣音标私议》、林玉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魏建功《搜集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黎锦熙《歌谣调查根本谈》、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杨世清《怎样研究歌谣》、周作人《猥亵的歌谣》、章洪熙《中国的情歌》、张四维《云南山歌与猓玀歌谣》、刘达九《从采集歌谣得来的经验和佛偈子的介绍》、白启明《一首古代歌谣（弹歌）的研究》、卫景周《歌谣在诗中的地位》、何植三《歌谣与新诗》、黄朴《歌谣与政治》、何尤《我的研究歌谣》、邵纯熙《我之采集歌谣的兴趣与经过及本刊将来的希望》、常惠《一年的回顾》。
从内容来看，歌谣研究会除了对歌谣方言方音、歌谣的整理、分类、特点和研究方法外，还包括对歌谣在学术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此外，还发表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的研究成果，比如：顾颉刚《东岳庙的七十二司》（第50期）、《两个出殡的导子帐》（第52期）和《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第69期），董作宾《一对歌谣家的婚仪》（第56期），刘策奇《广西语言概论》（第91期），钱肇基《“俗谜”溯原》（第94期）等等，对传说故事、婚俗、丧俗、岁时节日、信仰等进行了研究。
三、歌谣研究会成果与影响
从1918年的歌谣征集处到歌谣研究会，再到风谣学会，虽历经波折，歌谣征集和研究工作却得以继续进行，并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内，收集到歌谣有13908首，创立专门的刊物，出版了众多著作，成立了各种研究团体，取得了重大成绩。
第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性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刊物——《歌谣》周刊。这个刊物的产生源于“歌谣研究会”征集歌谣、拟定出版《北大近世歌谣汇编》和《北大近世歌谣选粹》。然而，由于“材料太少，整理困难”的原因，不出书而改为出周刊，比起《北京大学日刊》中的《歌谣选》栏目，可以“多登些歌谣，引起大家的投稿”[7]196。从1922年12月17日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刊97期，前24期作为《北京大学日刊》的附张，自1923年9月23日第25期改为单独出版。《歌谣》周刊除了作品的选登、研究文章的发表外，还进行了专题研究，出了“方音标音”、“婚姻”、“看见她”、“孟姜女”等18个专号和“医事用的歌谣”、“关于歌谣的传说”、“雷峰塔与白蛇娘娘”、“腊八粥”等11个征题，大大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受此影响，北京的《京报》副刊《民众》周刊于1925年8月18日第33期开始，也相继刊出了“歌谣”、“故事”等专号。
第二，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和月刊中发表大量歌谣研究和民俗学文章。1925年6月《歌谣》周刊停刊，并入《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这个周刊由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所有的材料组合而成。其中的歌谣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文章占了很大比重，如魏建功《吴歌声韵类》、谷凤田《吴歌与山东歌谣之转变》、章焕文《浙江嵊县歌谣》、台静农《淮南情歌三辑》、陈德圻《江苏歌谣选》、沅君《楚辞韵例》、沈作乾《括苍畬民调查记》、谷凤田《济宁城隍出巡考》、沅君《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温寿链《龙岩县的风俗》等等，研究涉及的面很广，也是风俗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
第三，出版著作。自从《歌谣》周刊创刊后，人们对民俗学搜集和研究的兴趣增加，北大收到的有关民俗学的材料和论文增多，原拟定出版《中国近世歌谣汇编》和《中国近世歌谣选录》的计划有所改变，按类别出版民俗学专著。根据容肇祖在《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一文中说到“已褒辑成书亟待付印者”有：（1）歌谣从书有顾颉刚《吴歌集》、常惠《北京歌谣》、刘经庵《河北歌谣》、白启明《南阳歌谣》、台静农《淮南情歌》第1、2辑、常惠《山歌一千首》、孙少仙《昆明歌谣》、《直隶歌谣》，共8种；（2）歌谣小丛书有董作宾《看见她》、常惠《北京谜语》、常惠《北京歇后语》、常惠《谚语选录》，共4种；（3）故事丛书有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共2种[8]。此外，还有《豫皖民众艺术丛录》、《山西歌谣和谜语》、《山东临淄歌谣集》、《童话故事集》、《广西的风俗调查》、《广东的风俗调查》等书稿[9]。但由于经费不足和时局变幻，只出版了少数，有的如《孟姜女故事研究》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第四，促进了北大的民俗学研究。受歌谣研究会影响，北京大学还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等风俗调查和研究的學术团体。1923年5月19日，研究所国学门发布启事，指出风俗是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的表现，可以觇视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下；还可以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心理学提供良好材料。近代以来，西方学者非常重视，但中国学者偏重礼制，对于风俗有系统的研究者很少。“歌谣研究会会员常惠君，曾有组织民俗学会之议，而未果行。近顷张竞生先生亦提议及此，拟就风俗调查表，商定在本学门设立风俗调查会，先事文字上之调查，并约定歌谣研究会会员协力合作。”[10]可见，风俗调查会是由歌谣研究会引起而成立的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同时歌谣研究会的会员中有许多同时也是风俗调查会的会员，如顾颉刚、容肇祖、魏建功等。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成立后，北京大学于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方言调查会的成立要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征集近世歌谣而公布的简章，其中明确规定“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方言调查会成立后，在研究所开设标音原则班、拟定方音地图调查表、设立语音乐律实验室，进行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除了在《歌谣》周刊第89期发行“方言研究号”外，还有在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发表的魏建功《古音学上的大辩论》、王力《谐声说》、魏建功《到底怎么样（方言调查）》、魏建功《吴歌声韵类》等文章。
第五，引起了全国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北大歌谣研究会不仅引起了校内民俗学研究的兴趣，也引起了全国对民俗学研究的热潮。在北大设立研究团体、创办刊物、发表歌谣研究与民俗研究文章的影响下，各报刊、杂志也纷纷开设专栏或副刊刊登、发表研究的文章，如《晨报》的“歌谣”栏、《妇女杂志》的“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专栏、《京报》的副刊《民众》周刊。1926年秋，北京大学遭受北洋军阀的迫害，民俗研究活动的中心也随着研究学者们的南迁而转到了南方。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等在广州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民俗学会”，同时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民间文艺》两个刊物②。民俗学会吸取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经验，制定了颇为详细周全的计划，包括“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征求他省风俗、宗教、医药、歌谣、故事等材料；风俗模型之制造；抄辑纸上之风俗材料；编制小说、戏剧、歌曲提要；编印民俗学丛书及图书；扩充风俗物品陈列室为历史博物馆民俗部；养成民俗学人材”[7]221-222。这些计划中多数得以实现，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继承并发扬了北京大学发起的民俗学运动，在组织建设、理论研究、社会调查、编刊出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当时及以后我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四、结语
自1918年征集歌谣活动以后的30年中，北京大学（20年代）和中山大学（30年代）是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两大基地。虽然起步较晚，中国民俗学运动在短时期内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研究范围从歌谣，到谚语、谜语、童话、传说等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再进一步扩展到风俗习惯、迷信、信仰等整个民俗学领域；研究对象从汉族民俗，发展到对各个民族的民俗的调查和研究；研究方法从单纯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本身研究，扩展到了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多角度研究。
北京大学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有着重大的贡献，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发源于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得到初步发展，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歌谣学运动、民俗学运动和俗文学运动的发源地[7]219。创立了第一个民俗学研究团体——歌谣研究会，创办了第一份专门研究民俗的刊物——《歌谣》周刊，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字搜集。在组织建设、搜集整理、调查研究、理论探索、培养人才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发掘了民俗资源，开展了学术研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创建了民俗学学科。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领头羊，而歌谣研究会是北京大学中率先研究民俗学的团体，因此，可以说歌谣研究会是中国近代民俗学研究的先驱。
由此可见，学术社团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调动师生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还可以在某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甚至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充分利用学生社团尤其是学术社团来加强大学生的学术研究兴趣和能力，是当今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韩立云，历史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史、民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