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已经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但从学界的反应来看，全面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蹦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需要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导向、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问题导向和大气环境管理的目标导向，在立法目的、工作思路、管理体制、工作策略、防治重点、主要制度、法律机制、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立法体系、法律衔接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创新、完善和修改工作，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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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生态文明；法治
文／常纪文
此次《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定位是修订，意味着该法不应是小修小改的修正，可以对该法大修大改，甚至可以修改立法名称。为此，该法应当围绕立法目的、工作思路、管理体制、工作策略、防治重点、主要制度、法律机制、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修改。目前，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已经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但从学界的反应来看，修订草案在这些方面的补充或者修改还很不够，难以改变目前严峻的大气环境污染局面，难以满足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甚至一些学者建议，把法律名称修改为《清洁空气法》或者《大气环境保护法》，然后在新的架构下大修大改。这说明问题之严重。为此，需在一审的基础上，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导向、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问题导向和大气环境管理的目标导向，全面加强该法修订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具体建议和理由如下。
立法目的和工作思路
在立法目的方面，其一，可以考虑在修订草案第1条的立法目的规定之中加上“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容。因为生态文明是对现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思和转变，是一种新的文明。如果把生态文明的建设纳入立法目的，那么法律在其后可以对工作思路、法律制度、法律机制、法律责任，如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公众参与的扩大、公众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进行补充或者修改。其二，由于中国目前的大气污染既有点源的局部污染，也有各行各业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经过复合或者叠加导致的区域大气污染，因此修订草案的下一步，应当体现区域大气污染控制的目的，加上“保护和提高区域大气质量”的内容。
在立法思路方面，建议围绕空气质量目标管理和实际大气环境容量、实时排放流量控制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立法，如总量控制指标的分配按年分配，没有考虑大气环境的实时质量、实时容量和大气污染物的实时排放流量。为此，可以考虑建立动态的、细化符合大气环境实时管理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为了实现这一点，应当建立动态的大气污染信息共享机制、质量预警机制、区域协作机制和污染应急机制。
工作策略和防治重点
在工作策略方面，由于区域协同发展甚至一体化发展是国家今后发展的基本模式，为此，建议修订草案第2条修改为：“防治大气污染，应当鼓励规划先行，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甚至一体化的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区域内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加强对燃煤……实施协同控制，减少区域内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在防治重点方面，修订草案新增第五章“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设立特殊的制度和机制。由于冬、春两季的雾霾很多跨越重点区域，特别是2013年以来的雾霾污染，全国的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卷入其中，难以置身度外，因此雾霾污染正呈现全国性的特点或者具有全国性的趋势。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雾霾污染是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产物，是快速发展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环境现象。加上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将达到顶峰，全球经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仍然面临不景气的局面，因此中国的雾霾污染将会持续5～10年，甚至更长。今后一段时间，更多的区域将成为雾霾发生区域，现有的一些轻雾霾区域，雾霾将可能变得更严重。因此，把雾霾防治局限于重点区域，就像以前把一些地域纳入“两控区”而后全国大部分区域成为“两控区”一样，不太科学；另外，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偏重于消极的污染防治，缺乏积极的生态建设要求，故可以考虑把这一章的标题改为“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但是，可以把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作为这一章重点规范的内容。不过，如果采纳这样的章节名称，就应当把秸秆燃烧、养殖污染、烟花爆竹燃放、机动车排放等导致区域雾霾的行为，也放在该章，予以规范。
治理格局和监管体制
在治理格局方面，应遵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按照新《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环境共治要求，结合大气污染防治的特色，设置体现大气环境保护特色的信息公开与环境保护内容，加强公民的大气环境权利建设，明确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大气环境参与和监督权利，形成大气环境保护共治的力量架构。如果有可能，此次修改可以明确公民有享受良好大气环境的权利，并且按照新《环境保护法》的公益诉讼设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做出一些具体化的规定，明确大气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恢复措施等，使大气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具有可操作性。
在监管体制方面，其一，因为宏观调控对于解决目前的区域性大气污染至关重要，所以既应考虑污染具体监管的体制建设，还应考虑宏观调控的体制建设，如产业结构、产业布局方面的职责由谁行使？建议把发展与改革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责写上，把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保护的整体把握、具体监控和发展与改革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责衔接上。其二，应当把环境标准和目标提升为国家环境法治的基础性规范，作为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行动计划和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制定部门规章的依据，而不是结合现实问题可以任意改动的一个管理手段。为此，基本的大气环境标准和大气环境质量目标的制定权应当上收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三，跨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体制和机制规定不足，建议增加以下内容：“跨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必要时建立区域大气环境保护机构，统筹协调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在此基础上，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章节之中，规定区域内既发挥各自灵活性又保护区域内整体大气环境质量的统一规划行政体制、统一环境保护共治的体制、协调执法的体制、统一举报的体制、统一的监测网络组织体制、统一的应急体制和机制、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体制、统一的排污权交易体制、统一的大气污染治理市场化体制。另外，如果有可能，建立区域之间的协商体制和社会监督体制，特别是司法监督体制。只有这样，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才可能落到实处。
法律制度和法律机制
在法律制度方面，应当加强特色性的制度建设，体现立法修改的必要性，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其一，为了从源头解决机动车大气污染，除了控制机动车的区域总体数量以外，还应当规定机动车定型审核的源头监管，保证每一辆车都符合排放标准。而目前的一些大气污染防治法律责任规定，把机动车设计和制造缺陷导致的经济成本和使用限制留给消费者承担，这种规定并不合理。其二，规定区域空气评价和信息共享制度、区域排放上限与核查制度，发挥区域参与和监督制度作用，使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不致于仅留在纸面。其三，对于《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制度，结合大气污染防治的特殊性，予以细化。通过修改，应当解决以下问题：大气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和水污染物排放的质量控制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与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有什么区别？大气环境保护产业政策与水环境保护的产业发展政策有哪些差别？大气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与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排污费收费标准与水污染排污费收费标准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水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应急制度与水污染应急制度有什么区别？大气污染违法排放处罚措施与水污染违法排放的处罚措施有什么区别？其实，应当规定大气污染防治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协同控制制度和机制，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多一些抓手。
在法律机制方面，建议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吸收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等机构2014年发布的排污权交易、排污收费、环境投资等方面改革的文件规定，规定一些促进大气污染防治体制和制度创新、运转的措施和手段、方法。如在经济机制方面，发挥市场的支配作用，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的专业化、市场化机制，促进大气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机制，允许民间设立大气污染防治基金等。在管理机制方面，可以考虑设立空气质量目标机制、跨区域污染防治合作机制和区域守法的监督机制，使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有目标性、协调性、可监督性。在社会机制方面，应当建立环境污染第三方监测、第三方评估、第三方监理的机制，发挥行业组织、社会机构的专业化作用。
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在法律义务方面，由于现在的污染形态发生了改变，既有工业点源的污染，也有生活面源的污染，还有交通工具的污染，体现综合性和复杂性，与《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时的大气环境构成情况具有明显不同。目前，一些社会性的排放行为，如家庭生活排放和交通工具的排放，在城市人口密集的时代，总量巨大，虽然法律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但是却对区域大气污染的“贡献”很大。如对交通工具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否以经济限制、经济刺激的方式来替代一味的限行、禁行措施？对于区域性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是否可以规定各区域的源解析义务，摸清大区域内的总体排放底数和各区域的排放底数，分清各区域的减排义务，以明确各区域的减排责任，强化各区域的行政监管和区域生态补偿责任。由于各区域的历史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责任不同，目前各自的经济基础和能力不同，在区域合作方面有必要针对各区域规定大气污染防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法律责任方面，虽然《侵权责任法》规定了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但赔偿损失的范围仅限于人身和财产损失，并没有包括生态损失的赔偿，建议在下一步的修改中，予以增加。关于公共环境的损害，可以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做法，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提起要求赔偿损失的环境公益诉讼，并且授权某一机构监管该资金的使用。另外，对于环境违法单位，还可以尝试规定强制性的环境法制教育义务。为了使环境违法者认真学习环境法制，可授权环境保护部制定“违法单位和个人学习环境法制课程规划”，规定课程的设置、学习时间和顺序等。
立法体例和法律衔接
在立法体例方面，第五章“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和第六章“重污染天气应对”内容有交叉的地方，建议把第六章变成第五章的最后一节。另外，按照立法体例的设计惯例，可以考虑把第三章“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放在第七章“法律责任”之前，标题名称改为“大气污染防治的管理和监督”，为把社会参与和监督纳入进去留下立法空间。
在法律衔接方面， 《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综合性基础法，其中的很多规定可以供《大气污染防治法》援引。为此，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时，可以考虑设立一些衔接性的条款，如“按照《环境保护法》第……条的规定处理”或者“按照《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既可以精简条文，也可以促进法律之间的衔接，防止出现立法缝隙。如2014年《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权力监督的制度，即各级政府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污染事故，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时可以考虑规定，其中此项汇报应包括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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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玮．挥霾而去怎离得了区域共治？[N].中国环境报，2014-10-15.
[2]常纪文．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应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J]．环境保护，2014 (15)：43-45．
[3]常纪文，新《环境保护法》：史上最严但实施最难[J]．环境保护，2014 (10)：23-28．
（颜运秋系中南大学升华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金波，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经济立法处、中南大学法学院；李明耀，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