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化生态文明体改革，顺应了生态时代的生死观、群众运动观、科技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的转变，把创造生态的文明与文明的生态秩序相结合进行社会建构。其理论前提在于伦理自觉：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创造绿色知识和智慧，确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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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生态时代；体制改革；生态哲学；有机整体论
文 叶平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顺应“生态时代”观念的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明确主张，“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这里新的历史起点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因此，弄清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是打开“全面深化改革”之门的钥匙。
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此有许多观点，如“生态文化时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的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等。这些观点的共性都与“人一自然”关系的生态紧密相关，预示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从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上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环境革命的时代。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五大观念的巨大转变，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
人类生死观的转变
“人类毁灭”一直是古今时髦的话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领略了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后，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察家预言未来人类可能死于世界核大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则预言：人类可能毁灭于人类自己酿成的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这种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将影响我们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盖娅（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活着’的系统自身——而放弃我们。”这个“盖娅假说”揭示了地球几十亿年由动物和植物二者协同进化造就的二氧化碳与氧气的平衡态，人类经过300年就撼动了这种历史积累的平衡态且使之面临失衡的危险。要改变人类发展的困境，尽管有不同的环境理论学说，“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世界的末日”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然而是不应有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把环境危害转换为常规计划和管理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把环境危害提升到政治高度。事实上，“坎昆会议”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利益分歧的延续，根源于“南一北问题”。我国在会议上坚持的对地球环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本质上是基于历史并尊重历史以及弘扬政治高度的伦理自觉，是正确的。这是在人类“要钱还是要命”这类生死观讨论的背景下人类整体利益的明智原则，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创造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揭示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刻画出符合生态的文明改革秩序，而且我党满怀伦理自信，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时代的“中国话语”正在作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概念、新主题，成为人类生死观转变的新起点和新逻辑。
群众运动观的转变
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19世纪末，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红色”运动；20世纪上半叶，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蓝色”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绿色”运动。这场运动，经历了以环境保护(1962-1992年)、可持续发展（1992-2007年）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现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2007-）。其特点既体现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开展环境公共教育”的活动中，也体现在重整社会的生态秩序，推进文明的生态秩序的创造性群众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全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主基调，对于推动我国群众生态文明运动，彰显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进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支撑的强大的社会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科技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
传统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的正反馈发展。这种发展观建立在“无限论”的基础上，结果遭致大自然的“报复”。由此产生科技一经济发展观的生态转向，绿色科技、循环经济成为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随着世界科技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壁垒以及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透射出更为隐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全会指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为此要建立绿色科技创新制度、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制度，特别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于彻底改变“拼资源”、“拼能源”和“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时代哲学观的转变
哲学即人学，但在最近25年来，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荒野环境和人类生态领域。国际环境伦理学家、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的代表作就名为《哲学走向荒野》。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荒野生态与人类日常生活的人类生态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仅就知识论而言，从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詹姆斯强调‘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完全分离”；罗蒂指出“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存在方式的问题”。还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他们从西方哲学新趋向视角反映了时代哲学观的人类生态转向。
文化观的转变
传统的文化视野局限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高等院校是文化的中心，也是文化革命和社会创新的策源地，我党提出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此，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发展专业教育，还要发展公共文化教育，特别是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支持创建绿色大学，积极培育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高级人才。由此促进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对于推动人类文化变革，走向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需“与时俱进”地创造“绿色知识和智慧”
“与时俱进”是一种发展的观点，是指用发展的眼光审时度势并以此评价发展中的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总体观点，树立这种发展的观点审视新生事物，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不是依据现有的条条框框而是依据把现有的和未来可能有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的理论思维方式。全会特别突出这一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界定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这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前提。
简要地说，生态文明是符合生态的文明。从社会文明秩序变革的视域考察，生态文明就是把创造生态的文明与创造文明的生态相结合的社会建构过程。
创造生态的文明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人类视域考察，创造生态的文明就是把那些与人类的生存和子孙后代的命运相关的生态纳入伦理考虑，创造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绿色知识和智慧；二是从非人类的视域考察，创造生态的文明，就是把那些与其他种类的物种及其环境的现在和未来命运相关联的文明纳入伦理考虑，创造符合非人类长远利益的绿色知识和智慧。
所谓创造文明的生态，就是综合上述人类与非人类长远利益的绿色知识和智慧，重整社会文明秩序，创造人与非人类和谐生态的社会文明秩序。其中，从自然界或非人类的长远利益视域考虑生态“红线”，是“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包括产权、补偿制度等）”的理论依据，其哲学基础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要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加利福尼亚深层生态学家乔治·塞欣斯认为：“自然不只是比我们现在想的更复杂，而且它比我们任何时候所能想到的都更加复杂。”
二是要学习“生物利益的自保护性”智慧。生物要生存就要利用和改造环境，其结果创造了自我生存的条件和整体生态的稳态发展，这种生物本性就是所谓“生物利益的’自我保护性”。相反人类要生存就要利用和改造环境，其结果是资源面临耗竭和环境污染，既造成自我毁灭的条件，也导致地球生态危机。“生物利益自我保护性”是值得人类学习和效仿的生存智慧。中科院科学家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下辖的巴音胡舒嘎查（村）十年联合治沙经验是“人退沙退”，确证自然有强大的恢复能力。但是在我国无论在自然资源利用还是在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把“敬畏自然”的观念纳入环境决策过程，主要原因是“征服文化”影响大，忽视或不顾“自然是历史积累的成就”，它能够自然而然地在地球上维持生命生生不息，实现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的协同和进化的事实。
三是要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我们把人为破坏自然生态从而遭到大自然报复现象的本性，称为大自然的“报复性”。这种“报复性”体现为一种强大的自然生态调节力量，具有四个特点。其一，“真正的专制”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到：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大自然的报复形象地而且是本质地向我们当代人提出了生态警示。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其二，生态调节的固有性。自然的“报复性”内在于地球生物圈生态调节的固有性，符合系统一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的解释，是当外界的冲击足以冲破或破坏局部系统的生态调节弹性阈限时，局部系统的物质、能量流动发生异常波动，局部系统要素受损严重或接近瘫痪，甚至局部系统出现大的涨落并转变成整体系统危险的信号，一方面表现为整体系统为维持稳态调动整体力量干预或控制局部系统的破坏趋势而产生的强大恢复力；另一方面是整体系统以物质和能量流动整体最优的形式对局部系统的要素与外界冲击要素的作用方式进行信息识别，为保证整体系统的稳态有时可以牺牲局部，或为保证局部系统的稳态可以牺牲部分要素的调控力量。这种来自整体系统的自我调控力量是生物圈生态系统结构关系所固有的“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属性”。其三，“后发”制约性。这是隐喻“天灾”与“人祸”的关系， “人祸”在先，“_天灾”在后，特别是作为大自然报复的“后发”制约性或“发动的滞后性”的特征描述。例如，一条大河的上游人砍树，要经过一段时间呈现下游人遭殃。其四，结果的中立性。恐龙灭绝是由于它在地球上的绝对统治，“征服者被征服”，给人类以警示。如果人类一意孤行，那么我们的明天就像恐龙那样。大自然的报复对当时绝对优势种恐龙和对今天绝对优势种人类都是“一视同仁”，具有中立性。但更危险的是：人类加速灭绝也可能导致地球一切生命的绝灭。确立大自然的报复性概念在于：要求人类一切生态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生态阈限内进行，改变以往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干行为，改变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思想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树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需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有机整体论思维。特别是全会多次突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那么如何建立相应制度，划定红线，实施补偿制度呢？其理论前提有四点：
圈定循环经济“红线”的有机整体论观念
废物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循环，因此在发展生态工业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能够并人生产过程的废物再用的污染限度问题，还要注册不能进入循环的那些物质的去向。划定此“红线”目的是控制污染的性质及时空转移方式，同时根据这种生态生产规模以及最终废物的去处牵涉到谁的利益来制定补偿制度。
确立“荒野环境”的有机整体观念
所谓“荒野环境”是相对城市环境、乡村环境存在的没有人破坏的自然规律起主导作用的自然环境。生态文明制度的设计应当总体考虑这三类环境的关系：一是要改变城市或乡村的规划忽视荒野环境的现状，要在三者有机整体的景观层面开展上述各自规划，特别是要结合荒野保护，限定城市、乡村规模和自然资源利用的上限以及环境容量的底线，以保存荒野自身；二是对有源、有流的江河以及湿地和湖泊的利用和保护，应当与涵养水源的上游雪山、地下水以及天然森林、草原的保护整体考虑，不仅仅把它们视为人类的资源或生态因子，而应当把它们视为一个活的生命整体，有生存、疾病和健康三态。我们应当确立“河流生命健康”或“荒野生命健康”管理理念。根据这种理念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应当关注三大方面：一是“红线”的划定既要有法可依，也要为当地社会发展留有余地；二是划“红线”必然涉及当地人的利益结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核算生态补偿，做到应补尽补；三是如果涉及资源型产业的关、停、并、转，那么除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外，还要征求地方政府、企业、民众和学者多方意见。这不仅体现对生态讲文明，也体现文明的社会生态的建构。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相关联
在远离科技和工业的荒野地区，大多是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那些地区祖辈传流栖居着少数民族，他们在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和作用中积累起来的地方知识、本土经验、民风民俗乃至宗教信仰，一直指导着他们的行为并形成与自然和谐的生活习惯。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关联文化多样性保护。如果能在那些土著居民生活的地区建设生态文明民俗村并与旅游产业相结合，那么就可以在向世人展示土著民族的生态文明的同时，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了宣传和教育。
建立大环境科学“智库”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的“大环境科学学术共同体”（包括环境自然科学、环境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再次成为国家“智库”关注的焦点，这为环境科学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在发展环境自然科学的同时，应当加快发展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促进大环境科学学科群的协调发展。
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部署，顺应了生态时代“生死观、群众运动观、科技一经济发展观、时代哲学观和文化观”转变的发展趋势，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理论挑战。破解理论挑战，需要明确两方面的理论前提。一是从生态的文明和文明的生态两个方面的和谐发展的观点界定生态文明，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个理论前提。其依据在于树立“自然界最懂自然”的信念、学习“生物利益的自我保护性”智慧和吸取“大自然报复”的教训。二是确立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理论前提。
（叶平系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分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