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莹 《世界环境》特约记者 图/ 沈海滨
“会议初期，人们认为中美联合减排声明将彻底改变国际气候谈判，这是过于乐观了……谁要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分歧，那无疑是很白痴的，”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的权威媒体RTCC评论称。
中美联合减排声明挽救了利马联合国气候大会
2014年12月13日上午，利马大会已经“拖堂”了16个小时，但仍有80多个国家不同意协议方案。本应该于12日结束的大会依然难破僵局。
“你们这是新殖民主义！”马来西亚代表Gurdial Singh向发达国家猛烈“开炮”，“这个协议根本不平衡！”
“我们面临着利马会议崩溃的危险，”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公开警告说。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长只得重新自己拟了一份文本。周日凌晨近三点，这份新文本被各国匆匆通过。
发展中国家总算同意了这份文本，原因是里面有这么几个神奇的字：“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这是从11月的中美联合减排声明中直接拿出来的几个字。正是这几个字，挽救了利马气候大会。
“自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美国显然是发达国家的首脑；而中国也在发展中国家中，有着类似地位，”日本著名时事杂志《外交家》如是称。
在秘鲁利马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中美较量”可谓一大看点。本来中美之间关系复杂微妙，从四年前“中国公开指责美国是猪”，到今年联手推出减排声明；正当人们以为“哥俩好”时，两国代表在气候谈判中又谁都不肯让步。等到气候大会快要谈崩，还是中美联手，挽救了利马气候大会。
“中美密谈”
到了周六下午，眼看时间越来越紧了。
中国代表团认为，谈判已经进入了“僵局”；而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则公开说：谈判可能会“崩掉”，“我们没有时间来重新进行冗长谈判了，我想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在这利马会议可能崩溃的时刻，美国特使斯特恩找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他们商量出来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从最近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找到了一句话，直接放入即将被近200个国家签署的“利马协议”中：2015年的巴黎协议，应该反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对2015年巴黎协议要交的“作业”，应该“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
“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这几个字，斯特恩说，这是联合国谈判进程非常重要的一次“大跃进”。
“解先生和我提出了这几个字，对整个谈判达成共识非常有用，”在周日凌晨三点，利马会议终于成功闭幕后，斯特恩在记者发布会上称，“中美之前商定联合声明的一些经验，被证明在这次利马会议上也非常有用。”
会前的“哥俩好”
今年利马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美确实是以“哥俩好”的面目出现的。
11月APEC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联合发表减排声明：中国提出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美国提出到2025年，排放较2005年下降26%-28%。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表明生态文明大势所趋，低碳转型大势所趋，中美合作大势所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撰文称，“相较两国在其他一些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存在更多共识、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及合作可能给双边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更多。”
不过，邹骥也充分估计到了中美联合声明可能带来的挑战：“此联合声明可能会给欧盟带来失落感，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疑惑，环境保护主义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满意中美双方所宣布的目标。”
“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带来疑惑”，这首当其冲就是印度。中国已经提出减排目标了，这次利马大会上，“压力”就显然落在印度身上。印度部长被外媒记者追得到处跑：印度什么时候提出减排计划？
有外媒记者也跑来问中方：中美联合声明，会不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关系，比如印度？对此，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坚决回答称：“基础四国与以往一样保持密切磋商”。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往年基础四国都会一起召开发布会，今年就没有了。
中美发布联合声明后，很多外媒都关心：以往不可逾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鸿沟”，是否意味着可以弥合？
“您是否认为中美联合声明，会模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在利马大会上，有外媒记者如是向苏伟提问。
苏伟的回答是坚决的“No”。他再次强调，中国永远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
分歧依然根深蒂固
尽管一个月前才联合发布减排声明，利马会议的与会者们很快发现，中美之间的分歧仍然根深蒂固。
实际上，在会议最后两天，中美之间关系非常紧张。中国坚决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谴责发达国家出的钱不够多；并坚持认为，在减排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力不同，责任也不同”。
争吵的核心，仍然是历年来争吵不休的那个“毒性十足”的问题：“到底哪个国家应该承担减排的最大责任？”
欧美等国家认为，中国的排放量在2013年就已经是全球第一，甚至超过欧美排放量的总和，最应该加大减排力度；中方则采取“历史总量”的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这么多年来整体“累积排放量”中，发达国家（其中最重要就是美国）占了70%，应该承担最大的减排义务。这也是为什么中方一直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在中美密谈气候协议的时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谈判中最为艰苦的部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透露。美方认为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该“与时俱进”，这条20年前订下的规矩，已经并不符合现实：比如中国现今的经济地位早已与1992年大不相同；而中方坚定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减排责任应有区分。
另一个中国时常提到的计算方式就是“人均”。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大约在6、7吨左右，而德国等欧洲国家，人均排放量最高时曾达到十几吨。因此，中国认为，欧美等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
斯特恩则坚称：按1992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来决定2015年的巴黎协议，是“站不住脚”的。
中美的另一分歧，是关于各国自愿提交的减排“作业”，是否需要国际评审的问题。
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国际监控”的概念，认为这是对国家自主权的侵犯。“我们同意国家事务应该有透明度，但我们认为对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都进行审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巴西代表Antonio Marcondes说。
发达国家则认为，如果没有国际监控过程，各国“自己交的作业自己改”，就完全没办法控制全球的总排放量，必然导致气温大幅升高的悲剧。
关于承诺期到底是十年还是五年，中美意见也不同：中方希望是10年期，而美方坚持认为应该是5年。
“我们认为10年期比较合适，这样政策比较稳定，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市场跟上，”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解释说。
而美方则认为，承诺期如果是5年，能及时更新减排目标，有助于更有效减排。目前科技日新月异，10年承诺期可能会“锁定”一个较低值，而不能纳入最新的科技因素。
不愉快的往事
其实，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美分歧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公开指责美国是‘猪’！”很多人还记得2010年，这标题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2010年10月，坎昆气候大会前的最后一轮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在天津召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互相指责对方减排不力，而中美关系则恶化到互相指着鼻子骂的程度。
会议期间，美国首席气候谈判代表潘兴指责中国减排不力，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障碍；而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则反唇相讥，公开指责美国是“猪八戒照镜子”：只看见别人的污点，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中美互骂。
接下来数年，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作为最强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在全球气候会议上多次交锋。
直到今年11月，中美联合发布减排声明，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中美开始“哥俩好”了么？
美国特使斯特恩揭秘中美声明诞生过程
在利马大会召开前，美国气候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说：“我跟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先生，发展了很好的关系。他是个好朋友，我们都带对方参观了自己的家乡，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都早就不记得已经会面了多少次，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愉快……我想中美关系正在逐步改善。”
在利马大会上，斯特恩告诉记者：
“从我抵达利马第一天开始，我就见过很多次中国代表团。”
他还回忆起中美联合减排声明的“诞生”过程。他说，自己在今年2月访华时，中美就开始密谈这次联合声明了。
“尽管最后的联合声明是九个月以后才正式宣布，但这次联合声明显然不是在短时间内决定的，”他告诉记者。
在今年2月，当时正在韩国首尔访问的斯特恩，给解振华打了个电话。斯特恩说，这些年来，他与解振华已经在全世界各地一起参加过无数气候会议，一起吃过很多顿饭。他知道解振华是愿意在气候变化上作出努力的。他回忆说：“我对解主任说，如果中美能联合发布一份雄心勃勃的声明，这将为明年的巴黎协议注入极大动力。解主任表示很有兴趣。当然，还有很多细节要谈。所以我们小心翼翼地开始行动。”随后斯特恩和他的上司——国务卿约翰?克里一起访问北京，开始一系列高级别会谈。
3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中国国家主席写了封私人信，里面提到一系列事项，从朝鲜的核危机，到南海领土纠纷，也提到了中美可以联合发布减排声明。
9月，奥巴马再次给写信。这封两页纸的信，主要谈到11月的APEC会议可以达到什么成果，并再次强调了中美联合减排声明。9月的联合国峰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告诉奥巴马，中国决定参与这次联合声明。
10月的最后一周，斯特恩再次访问北京，与解振华会面。正是在这次会面上，中美减排声明的相关数字最后确定下来。
神奇的几个字
“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这是神奇的几个字，最终挽救了利马会议的几个字。
很显然，这几个字脱胎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利马会议达成协议、最终闭幕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说：利马为明年的巴黎协议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希望明年各国能展现“灵活性、信心和雄心”。
联合国气候署“一姐”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称这几个字是“重要突破”。在周日凌晨三点，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这个看上去有点暧昧的说法，应该有三重含义：
“第一，这个概念回应了历史上的‘共区原则’；第二，各国的能力是在逐渐增强；第三，各国政策应反映各国国情。现在很明确了：当你提到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能力，这三点应该是同等重要的。”
无法回避的一点是：利马会议达成了协议，但这个协议非常弱：要求各国在2015年提交减排“作业”，但“作业”到底应该是什么“格式”，还是留给巴黎协议来决定。
“会议初期，人们认为中美联合减排声明将彻底改变国际气候谈判，这是过于乐观了……谁要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分歧，那无疑是很白痴的，”长期关注气候变化的权威媒体RTCC评论称，“尽管中美的气候特使双方已经达成某种友好气氛，长年以来的缺乏互信仍然存在。不过，越过那些冗长乏味的外交辞令，我们仍然看到了重要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灵活，这将为达成一份‘平衡’的巴黎协议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