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新
【摘要】“文化是制度之母”，文化底蕴更是历久弥新。在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以挖掘文化底蕴为根基，以地方特色为主要特征，发挥各自地域优势，走以农民参与为主体的社区模式，结合新农村社区文化的多样性、特殊性、差异性，夯实农民增收的平台，应是新农村社区建设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新农村；农业现代化；社区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42400410234）。
【作者简介】刘新，许昌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城市、农村和社会发展。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方针，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专门部署，具体就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五化）。
一、新农村与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简要回顾
（一） 主要成就
1.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进一步改善。“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在新农村建设中，中央和地方都不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科技推广、农产品贸易等的支持力度，采取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的生产效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有力举措，多管齐下提高农民收入。
2.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改善。广大农村基本实现通电、水、路、桥、邮等“七通一平”农村的医疗、教育、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明显变化。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农村现代文明方式得到不同程度普及。
3.乡风文明与精神面貌进一步改善。各地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引领农民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文明进步步伐加快。
4.村容村貌与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以农村的生态文明为主线，大力整治“脏、乱、差”现象，突出改变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 存在问题
1.农村空心化依旧严重。农村空心化是对我国农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的概括，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缺乏吸引力，农村生活缺乏活力，村庄格局缺乏协调性，乡土文化缺乏延续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资金非农化和土地非农化。
2.农村留守人口生产生活现状总体严峻。总体上讲，农村人才分布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如各类生产能手和能工巧匠较多，懂经营和管理的人才少；县城人力资源相对聚集，而山区乡镇尤其是偏远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稀缺；层次较高的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多，在农村从业的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情况更严重。全国妇联2013年5月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总体规模扩大。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调研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约5000万人，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报告》显示，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家务劳动，留守妇女承担的比例都在85％以上。
3.农民收入增长依旧缓慢，收入增长点少。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教育、医疗、消费、就业、政府公共投入、城乡卫生环境等七大方面，每个方面的背后几乎都与收入因素高度相关。到目前为止，传统的增收模式已显出局限性。第一，增产增收模式日渐式微；第二，价格增收模式走到尽头；第三，结构增收模式潜力有限；第四政策增收模式空间狭窄。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21日数据，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583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516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942 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1373 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1273 元。相比之下，农村内部人均收入差距也达到2倍以上。
4.部分农村价值体系呈现严重荒漠化，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文化体系没有系统建立。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中国融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行其道，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农民社会政治的进一步的边缘化，地下六合彩泛滥等等表明，农村价值失落已很严重了。伴随农村价值失落的是农村道德溃败，一旦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缺位，个人奋斗的深沉动力丧失，农民的行为就会如脱缰野马失去约束，由此出现各种极端的不可理喻的事情。学者郭亮在做跨地区调研中，强烈感受到财富占有的不均改变的不仅是传统的村庄社会结构，原有的道德和价值基础都面临着崩塌的可能，凭着学者的敏锐性提出“警惕贫富差距导致农村价值体系裂变”。罗昌平在其名著《再向总理说实话》中说，“建立在公平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谐社区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和生产生活方式都开始裂变——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共同体名存实亡”
二、新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形势
（一） 事实上的三元社会和农民中国
中国当前是一个城市社会，一个农村社会，一个是农民工组成的流动社会，是典型的三元社会。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20日公布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894万人。无独有偶，清华学者孙立平教授所说的“中国实际形成了一种三元社会结构，一个是真正的城市社会，一个是真正的农村社会，还有一个是夹在两者之间的农民工社会”。国家公开的数据支持这个论断。实际上，目前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的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农民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具有“农民心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到底是农民社会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农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农民文化一旦改造成功，后面的农民心态和农民人格也随着烟消云散了。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碰撞之下，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搞好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一个进入风险社会的国家来说，无论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
（二） 农民文化的核心仍是宗法农民文化
从1973年我国计划生育实施，目前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快速增长的城市化和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以及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变，在“三农”的大背景下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导致农业领域劳动力相对稀缺，进而导致农民工的相对稀缺以及工资上升的压力。
与此同时，真正的问题在于5000年来中华民族在其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自己民族独有的文化习性、文化心理、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精神世界、价值认同、民族性格，并由此必然地决定了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需求和自我整合的规律。今天虽然中国社会在制度和物质层面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巨大变迁，但是上述民族文化的习性及由此决定的价值取向、自我整合规律仍无本质的变化。简而言之，当前农民文化的核心部分，仍然是宗法式的传统心理，精神素质与思维行为定势，仍旧是宗法农民文化。
（三） 国家治理层面下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孙立平等人指出，1949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在经济上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社会治理层面在城市是单位制到社区制转型，农村是传统村落到现代新农村社区转型。
（四） 从传统的农村村落到新农村社区，周期长而且情况复杂
我国地域差异大，不存在“一刀切”的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 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从统计学意义上，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化”国家。不可忽视的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35%左右，中国农村人口仍占到总人口的2/3。
“新五化”（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治理现代化） 既产生用地要求，又要新农村社区建设，二者的结合往往在一些地方突出表现为并村运动，比如山东新农村发展规划16年内3.5万个村庄“消失”。2000 年中国的村庄约有360 万个，到2010年已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近30年来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其中半数以上毁于拆迁。问题的关键是，古村落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被誉为经典的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乡村历史文化“活化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就在村落里，大量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跟村落有密切关系，甚至是发源地。村落是农耕文明最小的社区单位，人们在其中生产、生活，村落里同时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1300 多项国家级“非遗”和7000 多项省市县级“非遗”，绝大多数都在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遗”更是全部在村落中，村落价值堪比长城。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尚且如此，那些零星分布于数以百万计的村落中的古旧建筑、石雕、木雕、文物古迹乃至衣着服饰更是可想而知，在遭受建设性的破坏、开发性的毁灭、商业旅游性的改造后灰飞烟灭。
三、思考与建议
（一） 强调尊重城市化规律——人自由选择永远是核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聚留于城市”，依旧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中国最后也是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一次城乡大变迁和财富大洗牌，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将因这场城市化浪潮而改变，城市化是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是资源节约、效率提高、人类自由与能量充分施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新农村社区建设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必须尊重这个前提，让农民自由选择。恰如《南风窗》记者的调查，新型农村社区如果是农民想要的，政府不支持他们也干；若只是政府想要，农民的愿望是派生出来的，则政府要负担成本，农民还有可能不买账。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个度的问题，还有个时间、地点的问题。（二） 突出新农村社区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从文化关怀来讲，需要的是文化多样的乡村和谐下的“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从必要性来讲，人类文化需要多样性。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全体大会发表的《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必不可少。”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才会有新农村社区的文化特色下的“我区我素（元素）、我区我品（品类、品牌）、我区我家、我区我业、我区我根”，使新农村社区成为邻里相望的伦理共同体，产生一种巨大的“家园红利”，这种“家园红利”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形资产。
（三）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基础上的文化繁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据成功工业化国家的统计数据，当人均年纯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的时候，是国民对文化需求强劲的井喷时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古皆然。西方“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是长时间的润物无声的点滴之功、和风细雨的文化熏陶滋润的自然结果。“功夫在诗外”，农民真实收入的提高，才会为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注入强大的基础支撑力。
(四) 坚持不懈的实践与前行
“天下事有难易乎”，永远是行者常至，为者常成，赢在执行。新农村社区文化底蕴与地方特色的挖掘并展示其生命力，“知不易行更难”，日复一日地坚持和前进，也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农”学者党国英有句名言：“相信农民知道自己要什么”。“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践之树常青。广大农民的参与和行动实践，才是新农村社区的源头活水。“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朱自清语） 的行动，“永远在路上”的行动，假以时日新农村社区自会进入“潮平两岸阔”之境。
(责任编辑：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