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正逐步形成，西部内陆地区已成为我国开发开放前沿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成都地处我国内陆，是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点，也是两大经济带战略的核心节点城市，展望未来，成都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本文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深入剖析成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所面临的七大机遇和五大挑战，并结合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成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条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成都
〔中图分类号〕F1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2-0035-08
一、引言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是我国“不平衡”发展战略向“平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也是我国区域开放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客观基础条件出发，我国发展战略在经济地理空间上选择了由“平衡”向“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巨大战略转变，区域开放战略重心，先后历经了沿海开放、由沿海向内陆沿江开放、沿边开放再到全面开放的演变过程。在“不平衡”发展战略时期，区域开放战略重心变动的主要特征是：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中部、西部内陆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后方和腹地，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资源要素主要是向东部沿海而去。而“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即：在开放的思维上，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战略思维转变；在开放的对象上，既要注重对发达地区的开放，也要对不发达地区的开放；在开放的方向上，由东部倾斜式发展向东中西并重、陆海空联动发展；在开放的方式上，既要注重“引进来”，更注重“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两大战略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塑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新开放战略的前沿地区。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四川省首位城市，将直接受惠于两大战略，大幅缩短联接世界的时空距离，深刻改写自身交通区位和经济区位，从西部内陆城市转变为向西、向南开放的支点城市，获得向西迸发的新路径，成为向西开放的“龙头”，从传统后方变成为前沿。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既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腹地和支撑，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印度）道的起点和源头，是南北丝路的交汇点。成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核心节点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国家战略赋予了成都新的战略定位，也为深化区域合作和全方位开发开放指明了方向，对成都发展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二、成都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主要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进入实施推进阶段，“一带一路”将对内扩大开发开放范围和领域，带动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发展，助推经济加速转型升级等；对外将加强基础设施联通，加速经贸文化交流，开拓多层面多领域合作等。成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节点城市和重要支撑，在区域发展新棋局中，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
（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互动的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是中央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两大国家战略，四川地处这两大经济带的结合部，成都则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和联动点，是两大战略互动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成都的战略支点在于：一是我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是综合性的工业基地，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二是西部城市中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三是成都工业化水平整体上高于西部其他中心城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现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拥有雄厚科技力量和优势科技资源。四是成都在西部大商贸中优势明显，商贸中心的功能持续增强。五是成都交通通信枢纽的功能不断增强，以铁路、民航、公路为骨干的运输体系基本形成。成都应当充分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支撑两大经济带的战略互动与共振，打造新的经济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1〕
（二）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与枢纽建设
“一带一路”对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强化成都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形成以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管道、光缆等综合交通联运网络和东西通道枢纽，促进成都建设成为区域对外开放一级综合交通枢纽，为成都迈向国际性区域交通枢纽，创造了良好的机遇。通过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能够进一步助推成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促进成都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有利于成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将进一步加强成都向外开放力度，有利于不断扩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对成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特大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提升
“一带一路”需要核心节点城市的支撑并发挥其集聚辐射功能。“一带一路”是由城市和城市群为支撑，组成的一个呈网状的经济带。成渝经济区以成都、重庆两个特大中心城市为核心引擎，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聚集区，是引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提升内陆开放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载体，〔2〕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支撑点，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进入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国家将着力推进经济基础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重点经济区发展，成渝经济区建设将进一步加快，〔3〕成都作为我国内陆经济高地，西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科技中心，有望建成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和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辐射并带动周边区域联动发展，通过与周边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成都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
（四）“天府新区”晋升为国家级新区
2014年10月，天府新区通过国务院审批，正式成为国家级新区。这意味着天府新区的开发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也意味着天府新区将在税收、土地和重大项目审批等方面得到国家政策更多的支持。“天府新区”将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形成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示范区，〔4〕将成为内陆面向欧亚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西部地区与全球经济、技术、信息、文化流与合作的通道和平台，必将为四川经济乃至西部内陆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五）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和国内产业转移
“一带一路”的建设要以产业发展为基础。经济全球化使国内外产业加速转移，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成都产业正步入“工业4.0时代”。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以及跨国公司区域布局战略调整，“外资西进、内资西移”的大趋势为成都发挥后发优势，抢先占据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在更大空间范围谋求未来发展创造了机遇。从国内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扩大内需、经济结构调整提速，有利于成都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六）创新内陆开发开放模式
“一带一路”战略促进我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发开放的新格局。成都要用好海陆空全方位开放的区位资源，创新开放模式，促进优势互补，培育内陆开发开放高地，加快同周边国家、省（市）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与长江经济带的衔接互动。成都作为深化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要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创新内陆开发开放模式，切实发挥成都在新时期国家内陆开发开放中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为我国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破题探路、积累经验，打造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5〕
（七） “蓉欧快铁”以及国家开放口岸的获批成为成都开放型经济与对外联系的载体
2013年4月26日正式开通定时发班的直达欧洲的蓉欧国际快速铁路货运班列（简称“蓉欧快铁”）。从成都青白江集装箱中心站出发，经宝鸡、兰州到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径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直达波兰罗兹站，线路全长9826公里。“蓉欧快铁”与国内其他类似班列相比具有快速直达、定时发运、公共物流平台和贸易便利等优势，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运输价格相对较高，需要政府给予补贴。“蓉欧快铁”欧洲转运中心同时具备欧盟及俄罗斯与独联体保税优惠便利，作为公共服务平台采用开放式运营模式，是贸易平台和物流平台的结合点，为改善成都的进出口环境及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成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成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
当前，成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由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历史时期。在此阶段，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一是成都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面临着“中等收入陷井”的考验。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标准，成都2014年的人均GDP水平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标准。近年来成都经济总量虽然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但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二是成都人口、资源、环境的制约愈发明显。在人口要素方面，成都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3个百分点，支撑城市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加快耗竭，人口大市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逐步弱化；在资源要素方面，全市可利用的地理空间极其有限，土地资源高度紧缺，到2020年前，不含天府新区仅有不足40万亩建设用地可供使用；在环境要素方面，成都既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是“严重生态赤字区”，全市水环境监测断面70%以上受到污染，城区空气质量还未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总体来看，成都已经进入资源要素“紧约束”时代，生产成本上升和承载能力受限的“双重挤压”，倒逼我们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二）成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激烈的区域竞争压力
经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与此同时，我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也已进入由“大开发”向“大开放”战略转型，西部地区广大省、市地区均希望借助“一带一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以扩大本地对外开放，促进西部省区之间、东中西部之间的大流通和大融通，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目前，诸多西部省市已经全面加快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之中，重庆、河南、宁夏、陕西、新疆等均已找寻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成都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在前列，防止被边缘化的趋势，必须发挥在诸多竞争对手中的资源、产业、人才、技术、创新等优势，加快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发展。
（三）结构性依然不够合理，经济加快发展与转型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现阶段成都加快发展与经济转型仍然存在较大矛盾，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投资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科技对产业的支撑作用有待加强，结构调整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缓慢。〔6〕2011年以来全市经济增长减慢，GDP增速从2011年的15.2%降低到2014年的8.7%，工业生产总值增速下降，由2012年的15.6%降低至2014年的9.4%，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面临较大困难。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主要体现在传统工业化特征较强。一是工业发展速度远超过服务业发展速度。“十一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0.3%，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仅为12.9%。〔7〕2011-2014年，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比重上升，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在下降，服务业发展不够充分。二是工业化结构水平偏低。2011-2014年，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但传统加工制造业在未来相当时间内仍是成都工业发展的主力，当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仍处于低迷状态，光伏产业虽有所回升，但市场波动剧烈，且与欧盟的谈判仍存不确定性，国内市场启动有限，成都新能源产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创新基础薄弱、产业集群不够、竞争实力不强、调控手段有限等具体问题。三是产业高端化不足。各产业内部高端环节普遍发展不足，多数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产业链条的中低端环节，产品多属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的中低端产品。
（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较大 成都城乡劳动力资源总量将进一步增加，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保障扩面提质和城乡全面接轨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严峻挑战。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普通劳动者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并存。一方面，随着传统产业转移升级，大量从业人员需重新安置，带来结构性失业加剧的阵痛。另一方面，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大量重大产业项目入驻，技术工人特别是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将会更加明显（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近两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与东部地区相比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不再明显，与此同时，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青年群体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矛盾的难点。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管理、经办、监督三方面体制机制亟待进一步理顺。虽然成都已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以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大社会保险制度为主体的制度架构，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较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亟待统一、完善和固化；持续参保机制和待遇增长机制亟待建立；精确管理的体制、机制亟待健全完善。
（五）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大，维护社会稳定任务艰巨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中期向后期转变的进程，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可能进入高发期，城乡之间在空间形态、经济收入等差距拉大，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未富先老”态势加剧，对现行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城镇化体系还不完善。成都域城镇体系属于典型的首尾分布，呈现出“大城市太大，小城镇太小”的总体特征，中心城区聚集了超过50%的城镇人口，且聚集态势还在强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逐渐显现。成都长期呈现出“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市域发展格局，城乡之间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城乡“市场分割”、“户籍分隔”、“服务分化”、“产业分离”和“管理分治”等问题突出，城乡之间的制度障碍严重制约了城乡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虽然成都已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了农村土地产权确权颁证，但农村房屋、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等产权在流转中仍面临诸多地方层面难以克服的制度障碍。全域成都统一户籍制度改革主要针对成都户籍人口，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仍需着力解决，引导外来人口向近郊县转移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社会保障在制度上虽已实现城乡全覆盖，但农村保障水平相对较低，农民还难以真正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圈层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够均衡。
四、成都参与“一带一路”的路径建议
成都作为我国与欧盟、中东欧、南亚合作的重点区域，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合作的重要支撑区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从国家全方位的战略高度，积极开展全方位对内对外合作，努力建设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承担起向东向西“双向开放”和带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成都必须找准自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既是落实成都服务国家战略、四川发展的应尽之责，也是自身改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强力支撑，有利于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加快国家门户城市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提升向东向西向南开放水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一）通道路径：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是合作开放的前提
首先，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完善“一市两场”功能定位，打造西部地区门户枢纽机场和国家级国际航空枢纽，强化空中丝绸之路的核心支撑。完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客货运输功能，巩固已有航线优势，积极开辟新航线，支持国内外航空公司开通以成都为始发终到或中转地的国际客货运定期航班。加快推进成都新机场项目建设，将成都天府机场打造成为集空、铁、路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其次，建设国际铁路枢纽。构建国家高铁枢纽城市，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跨境高铁国内枢纽城市，连通欧亚非三洲，形成通达与欧洲、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非洲的陆上贸易高铁大通道。从建设成都主枢纽的角度，争取规划建设“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强大高铁交通骨架，构建货运铁路枢纽，依托蓉欧快铁、中亚班列黄金双通道，构建面向中亚、西亚、欧洲的贸易快速通道，通过构建成都与泸（州）、宜（宾）港口的便捷铁水联运系统，接入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再次，建设西部高速公路枢纽。确立高速公路在对外交通的骨干地位和基础作用，全面形成畅接全省、辐射中西部、通达全国“三环十三射”高速公路网络。加快建设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成都新机场高速、红牌楼至新津（经双流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市域内高速公路密度进一步加大，并全面提升高速公路功能和服务水平，逐步完善“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高速公路骨架，形成成都至节点城市和发达经济区的高速公路交通圈。
最后，建设国际化区域物流枢纽。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运输体系，将成都建设成为贯穿“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国际物流大通道重要集散地和国家级区域物流节点城市。加快建设形成由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高新园区）和成都铁路口岸、成都公路口岸、成都航空口岸组成的“一区三口岸多场所”国际物流体系，共同构成“四园区、四中心、多物流服务站”的物流空间布局，努力将成都打造成为中欧航空货物的转运中心和亚欧货物转运中心，着力提升“蓉欧快铁”“中亚班列”双黄金通道能力，加强与亚欧各国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推进成都与亚欧各国互设境外国际物流园区。
（二）产业路径：建设高端制造业基地是竞争实力提升的支撑
首先，促进高端产业集群发展。加快形成多点支撑、多元支撑的现代工业发展格局，重点发展汽车制造产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航空航天产业等产业集群。编制产业指导目录或国别投资指南，推动产业、企业、产品、技术、标准等国际融合，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加强与俄罗斯、德国、法国在轨道交通、节能环保装备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与以色列、捷克在高新科技、精密机械、通用航空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做强产业支撑。主动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