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党内政治文化；传统文化；文化建设；法律法规；儒家；法家；价值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1-0019-14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决定了全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成败。截止2016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共有8944.7 万党员、451.8 万个基层组织（中共中央组织部，2017）。作为全球最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等。在这些不同方面的建设中，文化是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和灵魂，文化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处于最为基础、最为核心、最为微妙、最为长期，也最为复杂的地位。
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制度包括以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制度和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非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容易制定，但难以在短期内得到组织成员的遵守和认同，执行和交易成本高；文化难以在短期内形成，但一旦形成，就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规范和改变个人和集体行为。文化的形成、发展、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必然产生和施加重大影响，它对内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净化，将自身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现代化政党，对外可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制定各项公共政策，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治天下平的崇高政治理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①
文化是一个基础而又复杂的概念，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经济、政治等不同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文化可以被大致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心理层面的文化，表现为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例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价值观，这一层面的文化难以直接观察和衡量，但可以通过第二个层面的文化，即行为层面的文化来观察和界定，在仁义礼智信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传统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国人在通常状况下会做出仁义、礼貌、尊重知识、诚信等行为。第三个层面的文化是可以被明确观测和感知的制度器物层面的文化，这一层面的文化形成文化载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典章制度、钟鸣鼎食、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等，都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器物层面的文化。这种关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义，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例如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文化，以及伊斯兰和穆斯林文化。
政治文化是文化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公民尤其是政府官员的政治价值观是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经典语录，反映了传统儒家社会为官从政的基本价值观①。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在政治领域做出了推动教育、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关注民生等具体行为。政治制度、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建筑、官员服饰等等，则是制度与器物层面的政治文化。从这3 个层面，可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进行深入研究。
文化的创建、传承、转型乃至消亡的基本规律是：（1） 文化由伟大的奠基者或开创者创建；（2）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化；（3）可能经历其他文化的挑战和冲击；（4）关键的继承者或改革者可能对原有文化进行发展和变革，放弃原有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和要求的成分，添加某些适应时代发展和要求的合理成分，以及其他文化中的合理成分；（5）杂糅成一种新的文化，并继续向前发展演化。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绝非一成不变，在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纯粹的单一文化，任何文化都是多元文化的杂交与融合②。如果某种文化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它就可能逐渐被人们放弃和遗忘，这就是文化的消亡，当然其中的某些元素或成分也可能融入其他文化而保留下来，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些公约要保护的，就是正在消逝的某种文化现象，例如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以及“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另一方面，强势文化，则是那些能够适应时代需要，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模仿和传播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制度器物。亨廷顿（1998） 将当今世界的文明归纳为5 个主要文明③：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可以从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另外还有7 个不复存在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在这些文明中，西方文明无疑是当代最为强势的文明或强势文化，紧随其后的则是日本文明和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异常丰富的内容，但就其主体内容和思想来源而言，可以大体归纳为儒家、法家、墨家、道家、佛家等，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杂糅成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中，儒家占据主导地位。按照上述文化创建与演化的规律，儒家文化在距今大约2500 年前由孔子（前551- 前479） 创立，经过其后179 年的孟子（前372- 前289）的发扬光大，再经过历代先贤先儒和政治家在思想理论上的添砖加瓦和政治实践上的发展变革，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主体思想，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性；性善；仁爱；公平。从这些方面的价值内核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首先，儒家文化强调公共性，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天下。《礼记·礼运》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治理天下的大道，就是天下为公。清末思想家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原法》的含义，就是推原和推究君主或者政府、大臣或者官员、法律和法治的本源和本质。政府、官员和法律的本源和本质，就是它们的公共性。正如《原君》中所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君主、官员以及今天的共产党员，就是这种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那样的“仁者”。其次，儒家认为人性本善，因此，任何人———即使他是犯罪分子或恐怖分子———都可以被教育、被改进、被提高，都可以通过慎独、反省和学习，分辨事物的善恶美丑，认知事物的价值，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有教无类”，朱熹所谓的“为有源头活水来”，以及王阳明所谓的“致良知”。再次，儒家认为，仁者爱人。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关爱他人，关爱他人，也就是关爱自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便对于那些犯罪分子或者恐怖分子，社会需要对他们进行禁制、处罚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从心底仍然应该对他们报以同情和关爱，以爱来化解仇恨，而非以暴易暴。最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思想，从根本上宣告一切歧视和特权的不正义和非法。如果自己是女性、是少数族裔、是弱势群体，我们不愿意别人歧视自己，那么，我们同样也不应该歧视他们。需要强调的是，儒家在传统社会中的纲常和礼仪，例如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礼记·王制》篇中的“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是一种在当时社会状态下的秩序和制度，它们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中性的管理工具，而非政治上的不平等。即便在当今时代，政府和公司中的科层制度中，同样存在上级与下级在职位、职权、待遇等各方面的差别。这些差别，都不应当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平等①。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儒家文化同样存在巨大的缺陷。儒家文化最主要的缺陷大致有4 个方面：因循守旧；过度顺从权威，强调社会稳定，缺乏挑战和创新精神；过度的礼仪导致虚伪；缺乏对自然的探索精神，轻视科学和技术。首先，儒家学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基本上存在于过去，而非现在和未来，所以许多儒家学者泥古不化，不愿面对现实，锐意革新。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尧舜禹、汤文武的时期，所以他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礼记·礼运）。然而，即便是最近的周武王（不详~ 前1043），距离孔子也已经有约500 年的历史，所以夏商周时代的理想社会，更可能是儒家学者的美好想象而非社会现实。其次，与守旧性直接相关的，是儒家迷信和顺从既有权威和制度，过于强调社会稳定，缺乏打破常规、挑战现实的创新精神。他们往往只看到制度与文化的稳定性，但忽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与文化的变动性，因此，难以做到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传统社会中的改革家，往往都是法家，至少是深受法家影响的儒家②。第三，后期小儒和腐儒过于强调和维护礼仪的社会功能，过度的礼乐教化异化成为虚礼、腐礼和繁文缛节，礼仪成为部分儒生吃饭骗钱的买卖，理学先生、道学先生成为虚伪的代名词。第四，儒家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和伦理学问，注重向内对个人内心精神层面的挖掘，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但基本忽视向外对自然界的探索，将科学技术的发明贬斥为“奇技淫巧”③，因此最终在西方船坚炮利的进攻下败下阵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儒家文化就劣于西方文化，正如钱穆在《人生十论》中所言，西方文化为外倾型的，注重向自然界追寻真理，而中国文化为内倾型的，注重向人的内心深处挖掘真理。这两个方面都永无止境①。仅仅强调自然科学而忽视精神和人文，人心就会迷惘，这可能是西方人在近代出现精神危机的深层根源；仅仅强调伦理道德但忽视自然探索，社会也会显得过于僵化保守。当然，儒家文化的这些缺陷可以被法家的务实求变、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墨家的兼爱节用等思想加以弥补和修正。
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主要来源。它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的理官，经过管仲（前723~ 前645）、子产（？~ 前552）、李悝（前455~ 前395）、吴起（前440~ 前381）、商鞅（前395~ 前338）、慎到（前390~ 前315）、申不害（前385~ 前337）的奠基和发展，尤其是韩非（280BC-233 BC）的集大成，法家思想成为和儒家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化流派和治国理政思想。法家的核心价值追求可以归纳为：公共性；人性本恶；务实；面向未来。首先，并非如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法家为封建集权专制服务，恰恰相反，同儒家一样，法家也追求公共利益和天下大治，只不过在手段上同儒家有所差异。韩非子在《孤愤》篇中写道：“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变法图强的终极目的，就是要驱逐私利，矫正奸邪，追求公共利益，实现天下大治。只不过，他们所面对的是“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这样的“重人”，所以，他们只有采用各种非常手段，才能实现善治与美政。其次，同儒家相反，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在复杂和激烈的政治现实和政治斗争中，儒家人性本善的理想可以是我们心中不灭的希望，但绝不是现实行动的指南，否则，就只能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击败甚至消灭。更为重要的是，上级和最高统治者也并非必然是一心为公的仁义之君，他们的想法和心理异常复杂，如何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韩非子的《说难》所要回答的问题，“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能以吾说当之”“凡说之务，在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②。因此，法家思想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可以为公为善，也可以为私为恶。第三，法家优于儒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向未来。在《商君书·更法》篇中，面对甘龙、杜挚两位保守大夫对变法的质疑，商鞅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韩非子在《五蠹》中运用守株待兔的寓言，写道：“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也曾说过：“天变不足畏，人员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正是因为法家的这种实用主义精神，毛泽东认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陈晋，2014）
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个主要来源。它最早可以追溯至黄帝，经过老子（前571~前471）、庄子（前369~ 前286）、杨朱（前395~ 前335）的继承和发扬，成为一门重要的哲学流派，也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可以大致概括为：重视规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存在规律，也就是“道”，包括治理国家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治大国若烹小鲜；事物是发展演化的，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化存在两个极端，如阴阳、高低、雌雄、虚实、盈亏、福祸、成败等等，凡事不要过度，过度就有可能转向反面，也就是《塞翁失马》所谓的“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所以道家提倡抱残守缺、激流勇退；无为而治，与其过度干预、胡乱作为，不如顺势无为。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政府公共管理中，转变政府职能、有限政府、简政放权、放松规制等政策措施，都是道家思想的某种体现。道家的清心寡欲、无欲则刚的思想对于各级官员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幸福观、财富观、政绩观具有重要意义①。另一方面，道家思想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它过于消极和保守的一面，例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同儒家相类似，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可能也只能到历史中去寻找。另外，道家看到了事物的发展演化和相互转化的一面，但忽视了这种演化和转化并非简单机械地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和发展中的转化，因此道家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大潮中不是积极推动或者主动应对，而是消极退缩或者被动等待，这显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墨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四个主要来源。墨子（前476~ 前390）是墨家思想的创始人。墨家思想的价值内核可以被大致概括为：兼爱；非攻；节用；科学。首先，相对于儒家有差等的仁爱而言，墨子提倡无差等的兼爱，因此更加无私而伟大，他在《兼爱》中写道：“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作为国家的最高治理者，以及各级官员，乃至每一个普通民众，都应该有这种兼爱的精神。原因很简单，兼爱能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更大更持久的收益①。其次，墨子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和暴力，这一点墨家要优于法家，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向往和平而非暴力的。第三，墨子本人出身贫寒，为人质朴，所以他强调简朴、节用、节葬，反对儒家的虚礼、浪费、厚葬，这一点墨家要优于儒家。第四，墨子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家，被后世尊为“科圣”，中国历史上较为鲜见的科学精神可以从墨家那里找到根源。另一方面，墨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由于受到统治者的打压和排斥，加上注重义气，所以最后走上了神秘主义和旧式帮派的道路。
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来源都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具有各自的缺陷和不足。中国传统文化并非这些文化的单一发展，而是它们的融会贯通。每一个具体的统治者、政治家、官员以及普通个人，都深受这些文化的综合影响，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他们的思想构成，以及他们在面临具体社会情景和事件时的思考、决策和行为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将他们标签化或者脸谱化。
三、党内政治文化
自1921 年正式建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6 年的风雨历程，尽管存在失误和不足，但就主体而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和赞誉，形成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同样符合文化发展与演化的基本规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党在早期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文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70 年代晚期，开始改革开放，扭转并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治文化；以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重塑了党在新时代的政治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党内政治文化受到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挑战和冲击，党内政治文化不断发展演化，“与时俱进”是党内政治文化以及相应制度和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每一代领带集体都能够根据时代的要求，在原有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添加新的内容，但党的公共性始终保持不变。表1 显示了党内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文化内核以及相互之间的大致关联。
党内政治文化在立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融合了西方文化的部分成果。党在未来的发展以及各项事业建设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
1.公共性（儒家）。公共性是共产党政治文化最为本质的要求和特征，这一要求和特征，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至今，从未改变。没有人能够怀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为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公共利益而抛头颅、洒热血，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和一生。毛泽东于1944 年9 月8 日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党章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党的公共性的集中体现。这种公共性是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获得执政合法性、保持先进性的根源和基础。它可以追溯至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后，随着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贪腐成为党内一种普遍的现象，它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破坏了党的合法性基础。贪腐是对党的公共性的一种破坏，当官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为自己的家族和子女服务。这种现象和行为，不仅被党的原则和宗旨所不容，也被传统文化所不齿。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党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是让党员和领导干部害怕和畏惧贪腐的后果，不能腐是从制度上杜绝贪腐的漏洞和可能，不想腐则是从思想和精神层面认识到贪腐的错误。当我们真正理解了王阳明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明白贪腐及其享受和纵欲并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行为。共产党员应该有这个理想和觉悟。
2.与时俱进（法家）。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一个僵化保守、教条机械、墨守成规的政党，相反，它是一个积极进取、灵活多变、务实创新的政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在任何时期取得事业成功的保障。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美加以结合。邓小平将国家建设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是党与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的表现。在当前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以及24 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是党在现阶段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演化做出的综合判断和顶层设计。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接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上，尤其是在过去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它的政策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和变化，当然，它的公共性以及对人民的承诺则始终未变。相反，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转型主要通过执政党的更迭来完成和实现，例如美国1981 年上任的共和党总统里根，取代了其前任民主党总统卡特，由此开始了美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再如特朗普总统上台后，试图全盘否定其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气候、移民等各项政策。西方这种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国家政策的大幅变动。在与时俱进这种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上也具有独到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与时俱进文化可以追溯至法家思想。毛泽东本人深受法家文化影响（周溯源，2013），他鄙夷儒家的墨守成规，声称“我们不做宋襄公”，在1912 年他16 岁时，就写下了《商鞅徙木立信论》，“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商鞅之法良法也”，他毕生的政治实践也践行了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政治理想。当然，在当今民智已开、理性张扬、信息充分的互联网时代，法家思想在面向未来、严格法纪的同时，更加需要完善的制度设计、充分的信息沟通、平等的对话交流等其他文化流派的补充和完善。
3.批评与自我批评（儒）。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批评可以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自我批评可以帮助自己改正错误。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三个臭皮匠，就可以抵的上一个诸葛亮。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虚心接受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就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对他失去了作用，也就导致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和失误。
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可以追溯至儒家思想。批评针对别人，自我批评针对自己。儒家更强调自我批评，将个人修养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在一起，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一种自我批评。在《大学》中，治理国家是一个连续的顺序，即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从格物到修身，讲的是通过学习，端正内心，增进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个人修养的自然延伸。在《贞观政要·论君道》中，唐太宗李世民自己认识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自我批评是一种自我内心的活动，无需装样子或做表演，因此应该做到“慎独”“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就是政治的规律，治理的法则，不敬畏这种规律，不遵循这种法则，就必然会遭到规律和法则的惩罚。
4.纪律（法儒）。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组织，一定要有严格的纪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政党，靠的就是严格而合理的纪律。在革命战争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我党我军的严格纪律升华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文化，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一手硬、一手软，党的纪律建设松弛，贪腐严重，也使得党和国家处于危险的边缘。重新回顾王阳明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还是因为我们对于纪律的认识不够。纪律，并非约束个人行为的笼头，而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武器。自律和节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和丰富，因此任何一门宗教都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员就应该遵守比普通民众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对于国家、党和党员都是更优的选择。
法家和儒家都认知并强调纪律的重要。法家的严刑峻法是秦国富国强兵、统一六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法家只重视法制作为一种有形制度的重要性，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而导致亡国。儒家的“礼乐教化”则是一种无形的纪律，《礼记·王制》写道：“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因此，同法家的法治一样，儒家的礼治同样可以惩罚甚至“杀人”。但不同的是，当显性的纪律内化为隐性的文化时，才能得到更多组织成员的自觉接受和遵从，实现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升华。
四、党内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
不可否认，西方文化作为近两百年来的强势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党内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根据文化发展与演化的基本规律，可以有以下几点基本判断：（1） 中国传统文化和党内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冲击是正常现象，对此，我们不应排斥，也不必畏惧，同时，我国传统文化也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约瑟夫·奈，2016），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2）我们应该研究、学习、借鉴和欣赏西方的优秀文化，摒弃其糟粕文化；（3）中国的崛起，以及党的发展和建设，取决于我们能否从包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中汲取营养和精华，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
从全人类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全人类文化的结晶。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党应该有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2017 年1 月18 日，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正是对儒家文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继承与发展。在面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总书记在2012 年访美发表演讲时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一表述，展现了我国领导人开放和宽广的胸襟。2017 年4 月，总书记在美国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说，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显示了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
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也具有诸多优秀的文化内核（如表1 所示），其中最典型的包括但不限于：自由、民主、平等、独立、自主、自治、法治、透明、科学、探索、创新、宽容，等等。事实上，这些文化内核为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共享，并非仅为西方文化所独有，中西文化各有侧重。就目前而言，党内政治文化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
1.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是西方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中，自由似乎往往处于被贬抑和被压制的状态。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缺乏对自由的准确定义和深入理解，以及我们倾向于将自由置于稳定之下。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在严格的政治学和法学意义上，自由是法律、法治和纪律之下的自由。自由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发现真理。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承认我们的无知，是开启智慧之母。正是因为对未来、自然和社会的无知，我们才需要无尽地探索和自由地交流。自由和科学、探索、创新、宽容、理性等其他文化内核也具有密切的关联。在科学探索领域，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自由的讨论，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部门，同样存在真理和规律，同样需要进行科学探索，应该将政治视为一种科学，即政治科学。自由可以推动创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人类社会的任何重大发现和发明，都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自由的思想和艰苦的实践创造出来的。自由需要宽容，言者无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由需要理性，不能人云亦云，而应独立判断。
党内政治文化中并非没有自由的影子。1956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正是自由在艺术与科学上的体现。然而在现实中，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由此导致党在艺术与科学政策上的偏差甚至失误。
自由绝不意味着放弃法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恰恰相反，自由需要法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保障和规范。在当前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党尤其需要运用法治、纪律和规矩来规范和保障自由，营造既生动活泼、又纪律严明的政治局面。自由与纪律，这两者之间看似存在矛盾冲突，实则和谐统一。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例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监督条例》，等等，既是纪律建设，同时也规范了党员的行为，保障了党员的自由。当然，这些规章制度和纪律建设，也需要通过宣传、培训和教育，得到所有党员的理解、接受和认同，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为。
2.透明（公开、公平、公正）。公共权力的运作应该处于阳光之下，目的正义和程序正义应该同时得到尊重和满足，即使政策意图和结果都对民众和党员有利，即目的正义，但如果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满足公民和党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那么政策同样无法得到公民和党员的认同。仅仅关注目的正义的父爱式政府和政策并不可取。在当前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时代背景下，透明显得尤为重要，谣言止于透明。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维基解密、2016 年美国大选中的邮件门、通俄门等事件，都意味着美国政府的不透明，以及由此导致的民众对政府和政治家的失望和批评。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都注重权力和治理的公共性，但在公开和透明这一点上则不尽如人意，也引发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猜疑，损害了党的形象。党的人事、财务、政策都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公开，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财产、家庭等私人事务，在向党组织报告的同时，也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依法公开。将公务员和政治家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就意味着要将私人生活曝光于聚光灯下。党要想保持其先进性，就应该有这种认识和觉悟，除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该有这种认识和觉悟以外，党也应该通过培训和教育，让所有党员都有这种认识和觉悟。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陈晋.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矛盾情结[EB/OL].人民网，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4/0716/c372327-25290069-4.html.
[3]戴圣.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韩非子.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钱穆.人生十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7]商鞅.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8]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约瑟夫·奈.美国世纪终结了吗？[M].邵杜罔,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10]中共中央组织部.二〇一六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M].人民日报，2017-07-03，(11).
[11]周溯源.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