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御：领导能力
“御”就是驾驶车马，这个字又写作“驭”（《集韵·御韵》：“《说文》：‘使马也。’徐锴曰：‘卸解车马也。或彳，或卸，皆御者之职。古作驭。’”）。古代培养官员时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呢？我认为一是要增强体质，二是培养自己的驾驭能力和控制力。韓非子就把行政管理看成是“御”（《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子·难势》：“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宋代经学家邢昺也是这么看的。他认为驾驭马车时要端正身子，统一缰绳，使马的力量均衡，从而按照人指引的方向前进。而驾驭天地与人事也是同样的道理（邢昺在给唐玄宗《孝经序》作注时说：“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从“驾驭”两个字的字形来看，都与“马”有关，驾驭之术不仅是斗勇，更是斗智，它能够训练一个人的控制力。所以，“御”很能够培养一个人的领导潜质，因为要驾车，就要了解哪些是千里马，哪些是一般的马，哪些是有个性的马，哪些是驽马。在一个团队中，领导同样要了解属下的能力和性格，要懂得怎样沟通他们、协调他们、任用他们才行。
正因为“御”既可以指驾驭马，也可以指控制人，所以古代的诸侯王或皇帝进行管理时，往往离不开一个“御”字，如皇帝所书叫做“御笔”，皇帝所乘叫做“御驾”，皇帝所制叫做“御制”，皇帝批示叫做“御批”，皇帝所读叫做“御览”。
孔子非常重视“御”，他的驾驭技巧也是一流的。《论语》里记载人们赞美孔子说：“孔子真伟大！博学多才，样样都是专家。”孔子听后，对学生说：“我的专长是什么？是驾车？是射箭？大概是驾车吧。”（见《论语·子罕》）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御”的时候，也就是驾驶车马的时候，马是活的动物，而且是动物界中很聪明的一种，这就要求人在驾驭的时候，必须先与马进行沟通，因为马也是通人性的，也是有性格的，也是知恩图报的，你对它如何，它就对你如何。要想它不受惊，要想它不消极怠工，要想他载着你飞奔，而且忠实地执行你的指令，你就要对它好，对它周到体贴。所以，古代的“国学”通过驾车这门功课，实际上是启发未来的执政者一定要与自己的下级密切交流和沟通，将心比心，上下同心，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所以，韩非子说，行政管理就如同驾驭马一样，如果方法得当，你就非常轻松，如果方法不当，或者根本没有方法，那你会非常劳累，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人和马在行动上要保持高度的协调一致。他还讲了一个故事：当年赵襄子向当时最有名的驾车人王良学习驾驶马车。不久，他和王良进行比赛，两人换了三次马，但赵襄子三次都输了。赵襄子埋怨王良说：“你教我驾车，方法究竟是什么啊？”王良说：“其实驾车的方法我早就全部教给您了，驾车最重要的，就是让马的身体稳定于车子，人的注意力和马的动作要协调一致。这样才可以跑得快，跑得远。您的方法不对啊，您落在后面时就想赶上我，跑在前面时，又怕被我赶上，不管在前在后，您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而不在您的马身上，您没有和马步调一致，没有和马协调行动，当然追不上我了。”（见《韩非
子·喻老》）
受韩非子所讲故事的启发，我认为，在行政管理中，每位领导都应该亲近自己的员工。唯有这样，他们才会高兴并努力地工作。这里我想到司马迁记载的一个故事：魏国统帅吴起为生毒疮的士兵吸去脓血，士兵的妈妈听说后大哭不已，旁人问其原因，老太太说：“吴起这样做，我的孩子就会感激不尽，在战场上就会一个劲儿地往前冲，而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当年孩子他爸就是这样死的。”（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这一点韩非子算是看得最清楚了，他直言不讳地说吴起为士兵吸吮毒疮的真实用意，是希望士兵为他拼命作战（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由此可见，体贴员工，与员工沟通，对于赢得他们的心有多么重要。
其实，外国人也很重视与下属进行沟通。当年拿破仑带兵打仗，远征埃及，看见两位将军在一边聊天，士兵在另一边聊天，很是生气。他走过去质问两位将军：“你们为什么不去跟士兵聊天？”两位将军说：“他们很无聊，在聊女人，我们在聊金字塔。”拿破仑忠告两位将军：“赶快去与士兵闲聊，‘闲聊’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如果你们两个不与士兵闲聊沟通，明天敌人把你们两位送进金字塔时，士兵也会见死不救的。”于是他径直走到士兵中间，给大家出题目：“谁能说出我的敌人给我取的最难听的绰号，奖励一个金币。”没有人敢说。“两个金币如何？”大家齐刷刷地说出来：“小伍长。”“对的，就是‘小伍长’，以前好多人看不起我，觉得我只能够带三五个人，我就要争气。我现在当统帅了，所以大家也要争气，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拿破仑之所以取得很多胜利，是与他紧密联系士兵、关心士兵疾苦、沟通口才一流分不开的。后来他被英国士兵抓住后，很快以自己一流的沟通能力打动了英国士兵，英国士兵甚至后悔当年怎么没有在战地倒戈跟着拿破仑干。而美国名将麦克阿瑟也说：“我时常想象自己对部下和士兵是不是像家人一样无微不至，精诚沟通。”
二、书：领导文化
“书”在古代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文字”（也包括书法），一个是“文书”。所以，对古代官员素质的培养，一个是要认字，另一个就是要写字。写字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会写应用性文书，还有就是具备书法技巧。中国的书法不仅是一种高雅技艺，更是修心养性的工具。如今很多官员寄情于书法，不但锻炼了技艺，而且能愉悦心性。
古人认为：认字写字，体现了一个干部或后备干部的行政素质和执政能力。古人对于大字不识或认字不多的官员、将领往往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样的人是大老粗，上不得台面。《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小时候学习写字，始终学不成，叔叔责备他，他自己还强词夺理说认字只要能写自己的姓名就行了。叫他去读兵书，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单凭这一点，就注定项羽只能当霸王，而不能当帝王。古代还有一个人名叫侯思止，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他向武则天要官做，而且还要当法官。武则天说：“你不识字，怎么当法官啊？”侯思止却说，陛下看看法院前的石兽，它认识字么，只要我能够为陛下抓人杀人，还认字干什么啊。最后，侯思止滥杀无辜，成为武则天的一大败政（见《太平广记》卷二四〇“侯思止”条）。这样的人，最终是成不了事的。
因此，“书”是古代“国学”的一门必修课。以下我再谈谈汉、唐两个时代对领导者认字和写字的要求。
汉代朝廷规定：十七岁的少年郎，要能听、说、读、写数千个汉字才能当“吏”（相当于今天行政机关的公务员或基层干部）。这还不算，朝廷还把这数千个汉字编成类似后来《千字文》那樣的识字课本，要求大家背诵。
这已经有些难度了吧？更难的还在后头。那时候还要考九种文字：大篆（一种古文字形体，以便认识古代文献）、小篆（一种正式场合应用的文字）、刻符（刻在符节上的文字）、虫书（题表官号以为符信的旗帜）、摹印（公章上面的文字）、署书（署名文字）、殳书（兵器上的题识文字）、隶书（日常文字）、草书，才能够提拔。如果听说读写中有错别字，还要受到处罚。
到了唐代，提拔官员的考试科目有四：一是看长相，要体貌丰伟；二是看说话，要能言善辩；三是看书法，要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是楷书）；四是看写行政文书，要文理优长（见《新唐书·选举志下》）。
原来，自古以来的行政都是文书行政，所以古代对于官员认字写字、起草行政公文的能力要求特别高。可是，我们今天的有些领导干部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很少自己写报告、改报告、看报告，甚至都不自己签发签收报告，这样，早晚要出问题的。孔子早就要求从政者亲自动手写行政公文，这样才能准确把脉。《论语》里记载，孔子讲到有一个领导机关起草命令时，要经过四个领导的手，首先是“起草”，然后是“讨论”，接下来是“修饰”，最后是“润色”（见《论语·宪问》）。
唐代柳公权书（大唐回元观钟楼铭）拓本（局部）
还应指出，文字功夫与语言功夫是不分家的，这里的“书”还应该包括语言能力。唐代铨选官员的程序“身言书判”，其中的“言”就是口才。行政管理更多是“听说读写”的学问，这里的“听说”，就是听汇报和做指示，级别越高，对“说”的能力要求越高，当然这并非是降低“做”的重要性。关于“做”和“说”的同等重要性，荀子早就说过：“又能说又能做，是‘国宝’；不能说但能做，是‘国器’；口能说但不能做，是‘国用’；口能说，身行恶，是‘国妖’。领导一个国家，要敬重‘国宝’，爱护‘国器’，用好‘国用’，清除‘国妖’。”（见《荀子·大略》）
三、数：领导技巧
“数”就是算术、数学。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数”呢？原来，在古代，一个人必须具备“数”的能力才能从政。“数”的功能有二：一个是培养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另一个是培养人的财物管理能力。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上述两种能力，才算合格。
“数”是表示事物量的基本数学概念。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以汉代《九章算术》的出现为重要标志。古代数学家把数学的起源归于《周易》以及“八卦”，又将“数”引申为“策略、权术”，引申为“历数”，引申为“方术”（如占卜之类），还引申为“天命、命运”“制度、法制”。有些“数”，甚至还具有哲学意义，比如《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比如在汉语中“三”与“三”的倍数表示“多”，又比如“五”可以产生出“五官”“五音”等词语。可见“数”往往代表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人类的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能力，这在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说得很多，古人认为这是官员必须学习的。所以，孙子专门强调：“兵法：一是度，即估算土地的面积；二是量，即推算物资资源的容量；三是数，即统计兵源的数量；四是称，即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即得出胜负的判断。土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人力资源的容量，资源的容量决定可投入部队的数目，部队的数目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双方兵力的强弱得出胜负的概率。”（见《孙子兵法·军形》）这一切，都要求一个领导者必须有出色的数学能力。
“数”既具有概括性，又好记，所以在领导工作中，通过“数”来概括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会显得提纲挈领，而且便于表达和记忆，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八项规定”等等。现在每个单位的年终总结、年初规划、新任领导的工作思路，都具有数字化的特点，这也是中国行政语言的一大特色。
说到这里，我提一个问题：古代县官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大家一定会说是“审案子”。
不对。古代的各级官吏，从乡官到县官甚至州官，最主要的职责是收税，这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比如唐代的里正，是乡的下一级编制“里”的负责人，是唐代最基层的乡官，掌管调查户口（包括造籍账）、劝农、治安、征税以及均田授受等事。唐代史学家杜佑说那时候“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见《通典》卷三《食货三》）。唐代最重要的法律文献《唐律疏议》卷六《名例》甚至说“里正”没有完成本年度的税收任务就要吃官司、挨板子。所以，古人认为，“政”的主要一部分就是征税。古人所言“苛政猛于虎”，这里的“政”主要指“征税”。
正是因为征税是第一要务，所以必须识“数”。于是，在培养官员的“国学”里，“数”成为必修课，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领导干部都要学习经济学，都要懂得财政金融知识，这是古往今来官员和领导者必备的素质。无论是军事管理、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涉及人、财、物，这些都必须与数字打交道。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往往就是数字化管理。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往往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日本企业家和管理学大师稻盛和夫就是一个中国通，更是中国传统文化虔诚的学习者和效法者。稻盛和夫非常强调管理者要掌握“数”。他说：“由于我本是技术人员出身，因此刚开始时对于财务也是一无所知。然而在经营企业的过程当中，我立刻就意识到了，经营者如果不懂财务，也就不足以管理企业。企业会计可以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主要担负的任务是计算企业的经营结果，然而企业的经营者仅靠财务会计无助于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因此我自己创造了一套可以应用于实际经营管理活动的管理会计办法，这就是阿米巴经营管理。”〔（日）稻盛和夫：《创造高收益》，喻海翔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21—123页〕所谓“阿米巴经营管理”，就是把业务部门进行分割，通过各自独立的财务核算管理，一目了然地发现哪些业务能够赢利，哪些业务处于亏损状态，并立即制订相应的对策。
作者：王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