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飞，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 梁漱溟和晏阳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本文考察和比较了他们的乡村教育理念和实践。梁漱溟从儒家的伦理思想出发，试图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的传统，在中国培育个人和团体的新伦理；晏阳初则针对中国农民愚、穷、弱、私的四大问题，以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试图为农民培养基本的文化素养，使他们成为有教养的现代公民。两个人都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立足中国现实，应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乡村建设/平民教育/政教合一
中图分类号：G40-05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9)03-0065-11
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诸多教育模式中，乡村平民教育无疑是一场非常引人注目的运动。晏阳初曾把乡村建设运动与太平天国、宪政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相提并论，当做现代中国第六次救国运动，甚至可以弥补前面所有五次运动的缺陷。[1]虽然今天不会有谁同意，但这样的评价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建设的提倡者们如何定位自己的事业。大概当时很多严肃的教育家都会认为自己的事业关系到中国文明的兴亡，但没有任何别的教育运动如此自觉地参与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当中，甚至成为影响不小的一个党派。
也许，晏阳初的自我评价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荒谬。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前五次运动无一不是针对上层制度的政治变革，而在国民革命之后，第六次就应该是针对中国乡村的一场社会革命，以彻底完成现代社会革命，未必不对。1949年真正可以称为第六次运动的革命，不也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的吗？
和毛泽东一样，晏阳初和梁漱溟不仅强烈地意识到了农村在中国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都要通过对农民的教育建立成熟的中国现代文明。规模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终归失败，但这样一场独特的教育运动无论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还是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分析和思考，我们所能看到的将不只是仅仅十几年的农村教育实践，而是中国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实践的可能性。
在乡村建设派中，艾恺说梁漱溟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家”[2]。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梁漱溟严肃思考过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总体设想，更不意味着梁漱溟可以代表所有乡村建设派的思想倾向。晏阳初虽然不是梁漱溟那样的职业哲学学者，也没有那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但他无疑是乡村建设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定县等地的工作也是最系统、最成功的乡村建设实践之一。本文将简要对比梁漱溟和晏阳初关于平民教育的思考和实践，尝试思考乡村建设是如何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场“政（政治）教（教育）合一”运动的。
一、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一方面是基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判断。
梁漱溟认为，相对于“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现代西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而要维持这样一个相当理性的社会秩序，则需要以士人为主体，从教化、礼俗、自力三个要点出发。[3]当这样一个礼俗社会面对具有强大的团体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西洋文明时，就会陷入散乱、消极、和平、无力的状态，只可能接二连三地失败。这就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失败。而所有这些失败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缺乏科学技术，缺乏团体组织。[4]
不过，梁漱溟并不停留在这种现象的判断上。他虽然坦承中西文化在现实中的这种差异，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失败的直接原因，却并不认为中国人应该简单地学习这两点，而是指出，现实中的短处往往来自历史上的长处。他不同意把中国人的特点概括为“私、愚、贫、弱”这四大病。特别是自私这一点，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固有的特点，只是在面对西方团体精神攻势的时候，中国人因为和平惯了，不会斗争，所以变得自私起来，无法为国家的强大而奋斗。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理性传统。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进攻，中国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长处。[5]
正是因此，当社会改革者以破坏自己的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西方文明的进攻时，自救反而成了自坏，不但无法改变中国文化的被动局面，反而使自己愈加陷入崩溃的境地，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调，使得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两个特点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面对这样的局面，以前的自救运动总是从建立现代国家入手，但国家又总是建立不起来，于是导致了“中国政治的无办法”。这是因为，第一，在重礼俗的传统中国，本来就不依靠一个很强大的国家来维持，而是主张国家权力的消极无为，但现代国家的模式违背了历史的规律；第二，自从西洋思想进入中国之后，国人的思想变得极为复杂分歧，缺乏公共的信仰，无法统一，也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而有力的国家政权；第三，传统中国是职业分立的，因而没有阶级，但国家权力必须建立在阶级对抗的基础上，没有阶级对抗，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第四，中国的社会秩序革命并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外力强迫导致的，所以社会改革的观念和社会事实严重不符；第五，因为中西文化的精神是根本无法调和的，所以无法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上。[6]
中国文化的失败和崩溃，尤其体现在乡村社会的败坏之中。为了救济乡村，帮助乡村自救，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现代文明的新社会结构，需要从乡村建设入手。一方面，要为中国文化引进它所缺乏的团体精神；但另一方面，必须依照中国文化原来的基础和逻辑进行，因此，不能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而要采取教育的方式，从农村入手，以中国文化的方式建立一套新礼俗。这是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7]
二、传统乡约的现代改造
由于对中国状况的这一判断以及相应的问题意识，梁漱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乡村建设计划，即改造古代乡约，创办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
中国人缺乏的是团体精神，但又不能通过西方的形式建立国家，所以就要以另外的方式培养中国的团体精神，因此就要以一种新的礼俗培养团体精神，即一种新伦理。因为中国从来都是集乡而为国的，所以要从乡村入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改造，就是传统乡约的一种现代形态。
乡约是古代中国基层社会实现教化的重要组织形式，肇端于北宋关中学派吕大钧为首制定的《吕氏乡约》，后经朱熹、王阳明、吕坤、陆世仪等大儒不断增订重修，再加上明清两代政府的强制推行，成为中华帝国后期一种非常重要的乡村基层组织。历代乡约多有不同，特别是到清代后期，很多乡约成为军事性的自保组织。不过，总体来看，乡约的主要精神仍然体现在《吕氏乡约》最基本的四项当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了保证乡约中的内容得以执行，乡约有比较严格的组织形式，要有约正，定期召集全体乡民集会，奖善罚恶，以保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两条的实现。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更多体现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乡约的核心是积极的“德业相劝”和消极的“过失相规”。与强制性的国家比起来，乡约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推行一种伦理生活，因而最重要的是教育。不过如果仅仅是说教，就很容易流于空谈，难以起到实质的约束作用。因此，过失相规往往相当严厉。《吕氏乡约》规定了对各种犯错者的具体惩罚，并指出：“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正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8]朱子的《增损吕氏乡约》和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也都有相应的严厉处罚。吕坤的《乡甲约》则规定，要由州县制作竖牌，写上“不孝某人”、“不义某人”、“做贼某人”、“赌博某人”、“光棍某人”、“兄徒某人”、“奸民某人”、“诈伪某人”、“无耻某人”、“败子某人”、“各用大字订于本犯门左，每会跪约听讲，街民不与往来”。[9]以教育为目的的乡约制度必须辅之以相当严厉的政治性手段，但没有政府的支持，这种手段是无法实行的。随着乡约愈来愈得到政府的认可，其对犯约之过的惩罚也越来越严厉。
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基层政治仍然要贯彻乡约的基本精神。乡约与当时已经在实行的地方自治法规非常不同，“乡约是本着彼此相爱惜、相规劝、相勉励的意思；地方自治法规则是等你犯了错即送官去办，送官之后，是打是罚一概不管”[10]。乡约之中虽然也不乏严厉的处罚，但其根本上是以伦理为核心的教育组织；必要的强制措施是以培养伦理为目的的；但地方自治法规则是强制性国家的一个机构，并不以教育为目的，所以二者有相当大的不同。梁漱溟所要继承的，正是乡约这种政教合一的特点；他所反对的，即那种不以教育和伦理为目的的现代国家模式。由此可以看到，梁漱溟真正的目的是要实现一种以教育为目的的现代政治。
他的乡学村学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每个学校划定固定的范围，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百户组成，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然后在校董中推举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而教员则是从外面聘请的，学生就是本地的所有乡民，男女老幼皆在其列。于是，这四者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学校，也是一个乡村组织。换言之，整个乡村就成为一个大学校。
梁漱溟指出，这种学校与其他的乡村学校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一般的学校里，办学校的人开办一个学校，学习的人进入学校，是流动的。两部分人是分开的，因而只是教育机构，不能构成乡村组织。他特别提出，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规模浩大，但那还只是一种学校，而没有成为一种乡村组织。平民促进会也是先联络当地的地方领袖，成立“平民教育促进分会”。这和邹平的校董会很像，但邹平的校董会是学校内部的机构，而平民教育促进分会是学校外部的机构，等到学校成立了，这个平促分会往往就解散了。因此，定县的平民学校最多只能算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乡村组织。如何理解定县的问题，后文再谈，但此处可以看出，在梁漱溟这里，教育和政治组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1]
乡学村学中的校长，相当于乡约中的约长或约正，常务校董相当于乡约中的值约，学生即相当于乡约中的约众；只有教员这一项，是传统乡约里所没有的。因此，梁漱溟说，这就是现代的乡约组织。[12]
梁漱溟试图通过这种传统的乡约模式，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并通过外来的教员，向农民传授各种现代思想和科学技术。如果这项实验能够成功，则可能形成新型的现代中国伦理，也形成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模式。有如此宏大成熟的文明规划在胸中，他对定县那种办学方式自然不放在眼里，因而处处批评晏阳初等人的做法只是局部的，缺乏邹平这种全局的文化考虑。①但是，从总体的效果上看，梁漱溟的实践效果未必比晏阳初更好，甚至其影响还不及晏阳初大。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三、晏阳初对中国问题的判断
晏阳初和梁漱溟的经历和文化出发点非常不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很不一样，因而他们办教育的理念也有相当大的差别。晏阳初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教会学校，加入基督教，出国留学。他最早生出从事平民教育的想法，还是在法国的时候。他在1923年召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前夕谈到自己在法国颇受刺激的事情：“自1917至1918年，华工到法国服务有二十多万人，其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是目不识丁的。他们在那里做出许多有失国礼的事，例如，在火车上食花生，弄得满地皆皮；车上吐口水；法人风俗，男女携手而行，华工指而笑之之类。法人初未见中国人的，便把这些华工当作中国人，彼此相告说：‘哦！这就是华人！’他们就是拿些未受教育的人去代表中国。”[13]正是有感于大部分中国平民处于无教育的状况，晏阳初才准备从事平民教育的事业。他最初的教育活动，就是在法国华工当中开展的。
基于这些初步的印象，晏阳初对中国的问题也有相对系统的总结：“现在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国民大部分不识字，不能读书报，非瞎而何？不受教育的不知社会情形，所以有耳也等于无耳，非聋而何？社会弄到这样，发言的是何人，大多数是不作声的，非哑而何？别人还说我们又老，这样的国家何以能造成国家？现在的万灵丹就是在读书识字。现在的一线希望，即古风犹在，人人都承认读书是好。这是中国的救星，我们应该保存。若过十年，旧道德推翻了，则难救了。吾人若趁此时设法，那聋、瞎、哑的三种病还可愈。这个责任完全在教育界，望诸君回省，多在平民教育做工夫。”他甚至进一步说：“中国不必亡，亡不亡全在教育界。教育界可以支配中国，支配前途，改造社会。”[14]
晏阳初并没有像梁漱溟那样作出复杂的文化分析，而是从朴素的印象出发，得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结论。不过，他还是试图给出一些文化上的解释。他为“平教总会”设计了一个会徽，就是一个“平”字，并解释说：“其涵义是最上横条代表头脑……横条下面两‘点’很像两眼：一眼代表平等，一眼代表公正。两点中间是十字架。要想成功，你必须有十字架——心，这心必须有同情怜悯受苦难的农民。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心。”[15]
身为基督徒的晏阳初并不是经常以基督教的观念来诠释平民教育，像对会徽这样的解释是相当少见的。不过，这里还是透露出了晏阳初的一个重要取向：立足现代文明，通过传播现代文化，改造落后的农民群体。所以，他强调平等和公正的观念，认为所针对的是聋、瞎、哑这样的疾病。他反复引用的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更多是为现代的平等观念作论据的。
在以后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各地之间相互交流，晏阳初对梁漱溟的思想也应当有过相当程度的研究，以至于在很多地方接受了梁漱溟的主张。在1937年写的《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中，晏阳初频繁引用梁漱溟的观点。比如他也说：“中国今日之所以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假如中国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或者还会沉沉地长睡下去。”他还说：“中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也就牵连到具体的‘人’的问题。因了文化失调的高度而陷社会结构于纷崩。”他也同意梁漱溟的观点：“乡村救济运动就成为积极的乡村建设运动，更进而有重建一新社会结构的要求，认中国问题为整个的社会结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16]
虽然如此，晏阳初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并未真的被梁漱溟同化。他随后指出，定县的平民教育针对的是中国人的四大病“愚、穷、弱、私”。而上文提到，梁漱溟在谈到当时中国的问题时，非常不同意用“私、愚、贫、弱”四个字来概括。现在，措辞虽略有不同，但晏阳初所表达的，正是梁漱溟所反对的。他虽然同意梁漱溟所说的文化失调等种种说法，但在具体落实到所谓对“人”的教育时，他所强调的，恰恰是改变人的文化素质，而不是像梁漱溟那样重建一套中国式的伦理。针对这四大病实行平民教育，是晏阳初在很多文章中不断重复的基本观念。因而，他认为解决乡村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样两点：“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17]而且他认为，十年来各地乡村建设运动所做的正是这两点，甚至指出，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恰恰是这方面的楷模。
四、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
由于相当不同的理念，晏阳初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和梁漱溟不同。
晏阳初是在法国华工当中开始平民教育的。1918年，他为法国华工代写家信，逐渐萌生了教他们识字的想法，后来设立了识字班，尝试用一千多个常用汉字作识字课本。[18]他回国后，在长沙、嘉兴等地开办平民教育，到1923年成立平教总会时，也仍然以识字教育为主。[19]1927年他发表《平民教育概论》时，已经把平民运动概括为三大方面：文字教育针对民智，生计教育针对民生，公民教育针对民德。晏阳初于1926年选定在定县作乡村教育的实验，并在那里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他以后将自己在定县的工作有了个固定的概括，即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以治疗四大病。四大教育是：文艺教育，针对愚；生计教育，针对穷；健康教育，针对弱；公民教育，针对私。三大方式是：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在确定了这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并明确要以扎实的社会调查为教育的前提之后，晏阳初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教育体系，远远超出了当初编写识字课本的阶段。但所有这些都还是从识字教育开端并以识字教育（发展成四大教育中所谓的“文艺教育”）为基础形成的一个体系。
四大教育是平民教育的经，三大方式是平民教育的纬。下面即以三大方式为主线，看四大教育的计划及其在定县的实施情况。
四大教育中文艺教育是一切的基础。在三大方式中，自然也以学校式教育为第一要务。学校教育分为三个部分：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初级平民学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识字和基本的文化教育，1933年编订的教材有甲乙两种，各四册。第一册都是注音字母，是最基础的文字教育。甲种的第二、三册每册十四课，每课分为“课文”和“新词用法举例”两部分，第四册则统计初级平民学校的毕业生必读的三十册平民读物里面的所有词语，变成一册字汇。乙种课本的第二、三、四册构成一个大的单元“我们的中国”，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不分课，但分成章节，注重新词的分配，内容主要是说理。这种教材使用后，效果非常好，特别是甲种。[20]
与这些教材相配合，平教会编辑了一百多种平民读物，其中三十种为必读。这些读物都有注音，与四册教材相配合，效果也非常好。已经在初级学校毕业的农村青年，可以进入高级学校，进一步学习与四大教育相关的内容。
相应的，晏阳初还组织学者收集和研究平民文学、戏剧、歌谣等，在农民中排演话剧，训练绘画，所编写的读物很多是关于历史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戏剧、演讲、歌曲等。定县甚至有了自己的广播电台。以识字为基础和起点，定县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文化教育体系。[21]
生计巡回学校的目的是使农民在农村中取得实用性的技能训练，按照一年中时序的变化，在研究区内分区巡回训练，学生人数以村数和村的大小为比例，巡回以一年为一单位。第一期在春季，主要训练植物生产；第二期在夏季，主要训练动物生产；第三期在冬季，主要训练农村工艺与合作。[22]
定县的社会式教育主要是组织“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其基本口号是“求团结，讲互助”。平校同学会发行周刊《农民通讯》，既增加农民的知识，也为农民提供练笔的园地。各村同学会举办了与四大教育相关的各种活动。针对文艺教育，有读书会、演讲比赛、习字比赛、家庭教学、灯笼识字、新剧等；针对生计教育，有合作社、推广波支猪、推广改良种籽、农业展览会、自助社等；针对卫生教育，有种牛痘、防疫注射、拒毒运动、武术团、越野赛跑等；针对公民教育，有息讼会、禁赌会、扫雪运动、修路、修桥、自卫、抗日运动、植树等。这种组织既培养了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团体精神，也有力地推进了四大教育的开展。
晏阳初充分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深知家庭式教育的必要。家庭教育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把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例如培养卫生习惯的部分，交给家庭完成，并培养家庭关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是研究家庭中的迫切事务，如儿童教育、家务管理，以形成中国式的家政学。[23]家庭式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家庭会，将全村大多数家庭联合起来。各家的成员分别有五种集会：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集会的内容还是针对不同的人实施四大教育。
五、定县的政教合一
与晏阳初早年的教育理念相比，定县工作的一个决定性变化是使教育和政治相结合。这一转折使他从识字教育和一般的文化与技能教育过渡到了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教育，从而和梁漱溟一样，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模式。因此，我们要单独谈谈公民教育这方面的情况。
1932年，华北的乡村建设工作已经有了一定起色之时，民国内政部长甘乃光视察定县和邹平等地，并曾经和晏阳初长谈，指出：“定县实验的社会改革工作，好像一个四个腿的桌子，现在只有教育、生计、卫生；还须再有一条脚，即政治，然后这张桌子才会安稳。”[24]1933年，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各省设立县政实验研究院，晏阳初成为河北的县政实验研究院院长，他推荐平教总会同仁、河北省县政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任定县实验县县长。从此，定县的平民教育也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公民教育取得了实质的进展。
霍六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也很熟悉定县的情况，他对县政作了大规模的改革。县政府原来下设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四局，改设民政、财政、教育、经济、公安五科，增加政府工作效率。县长兼任保卫团大队长，同时负责全县的公民服务团。于是县长集全县的行政、社会、军事权力于一身。
县里设公民服务团，全县人民都是公民服务团成员，按照年龄分为现役、预备、后备三种。其骨干是现役的青壮年，并根据他们在学校学习的专长分为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组，仍然是配合四大教育的。公民服务团是定县政治生活最基本的机构。各乡镇原来的乡镇公所形同虚设，于是改设乡镇改造委员会取而代之，其中设委员六到十二人，容纳年高德劭的地方精英，各乡镇的小学老师成为当然的委员。委员会的正副主席即为乡镇长和乡镇副，委员会下设政务、教育、经济、保健四股，与公民服务团的四组呼应。为了制衡乡镇改造委员会的权力，又有乡镇公民大会予以监督。而公民服务团一方面可以代表公民大会节制乡委会，另外也必须服从乡委会的指挥。
为了提高政令传达的效率，又选中学毕业、曾接受训练的青年作农村改造辅导员，根据具体情况设六到十二人，随时传达县政府的政令，督促和训练农村办事人员，自身也随时接受县政府的训练。
公民服务团和乡镇改造委员会本该立即成立，但人民训练或有不足，这些工作就先在二十一个村表证示范。这些村子率先举办一个月的公民训练，然后成立公民服务团，召集公民大会，选举乡镇改造委员会委员，并选举正副主席，至迟不得超过五个月。到1935年冬，各示范村都成立了乡委会。[25]
在实行了这些改革之后，定县的整个县政以教育为基础，形成了高效率、组织严密、极富创造性的一个体系。正如吴相湘所说，在实行县政改革以前，定县的平教工作是“由教育立场运用政治力量故偏重研究”，但后来则变成“由政治立场运用教育立场偏重实行”。[26]晏阳初的教育观念层层推进，由识字而发展到文化、文学教育，发展到文化、经济、卫生三大教育，再到文化、经济、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最后直接进入政权，实行教育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造。
六、两种乡村建设的实践
20世纪30年代，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各地展开。据说，各种乡村工作组织多达700多个。[27]在如火如荼的乡建运动中，晏阳初在定县和梁漱溟在邹平的工作，无疑是最有名、也是相对最成功的两个。两地的运动既有很大的区别，又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方面。定县与邹平也相互支持，相互影响。我们在前文看到，梁漱溟和晏阳初都在一些场合提到过对方的工作。梁漱溟在谈到定县的时候，常常委婉地批评他们的工作不是全面的文化改造；而晏阳初在谈到邹平的时候，却总是赞扬邹平的工作和自己的一致，而且很成功。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晏阳初比梁漱溟心胸更宽广。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更多是从一套比较成型的文化思考出发，按照儒家的文化理念来制订乡村建设的计划；但晏阳初最开始只是有感于中国平民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立志改变这样的状况，于是从识字班开始，随着活动的开展和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而逐渐丰富，最终摸索出一套政教合一的系统的教育理念。
艾恺指出，邹平与定县的区别在于，梁漱溟采取的是一种传统儒家式的乡村建设方案，而晏阳初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对西洋文化无条件崇拜，一味在中国实现科学化、现代化。按照这个理解，定县的工作之所以更红火，就是因为这更投合西方人的口味，因而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28]由于晏阳初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使他的工作更能得到西方世界的理解和帮助，当然对定县的平民教育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这是事实。不过，由此说晏阳初的工作是更西化的，因而定县的成果仅仅来自西方偶然的支持，却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梁漱溟确实更深地思考过文化的问题，也更认同儒家的伦理和政治制度，因而采取改造传统乡约的方式来实行乡村建设，但以儒家的方式思考问题，用儒家传统的组织制度来规划乡村建设，并不意味着真能得到儒家式改造的效果，更适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乡村状况；邹平的乡村建设中同样有很多现代化的内容，也大量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和定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反过来，晏阳初确实是基督徒，更了解、也更喜欢西方文化，他从事平民教育的初衷也是要使中国平民和西洋人相比能够不那么落后和粗俗，在整个平民教育运动期间，也有基督教团体参与其中。但这同样不意味着，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就更西化，更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因而仅仅是靠外国人的资助才取得了一些成就。晏阳初虽然采取了很多西方的技术，但他教的是汉字，所编教材主要是中国的内容，充满了中国历史典故和文化传统。如果仅从中西文化的角度，很难看出梁漱溟与晏阳初真正的异同，也无法了解他们的工作对现代中国的真正意义。
梁漱溟和晏阳初最根本的不同，还是体现在他们的政教理念上。梁漱溟之所以要从教育入手，并实现政教合一的组织，是因为他认为现代国家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所以必须从伦理入手，以建立“团体一个人”伦理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既然要建立新伦理，就要通过教育，而不能通过暴力国家的手段。虽然他对“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归纳来自中国的历史事实，但由此认为应以乡约的方式建立团体伦理并以此统合全国政治，是他自己推出的实践结论，很难说从多大意义上代表儒家传统的现代发展。
而晏阳初本来的野心没有梁漱溟这么大。他从事教育本来只是希望能提高平民的文化水平，既没有从基督教的理念出发，也没有西方民主政治的明确目标。如果说这种朴素的目标背后还有什么深层的理念，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他后来把卫生、经济以及公民教育也容纳进来，则是将现代化的目标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系统了。晏阳初了解了梁漱溟的想法以后，大量引用梁漱溟的说法，恰恰证明他的现代化教育是技术性的教育普及和社会改造，而没有很固定的文化假设；晏阳初后来之所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地普及平民教育，都能很成功，也是因为他是在一般地推进乡村社会的现代化。
因为晏阳初特定的教育理念，他对于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本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观念，不像梁漱溟那样要有政教合一的乡约式组织。在平民教育运动初期，政府的支持只是使教育推进得更顺利的外在支持。在成立实验县之后，定县也出现了政教合一的模式，但这种政教合一与邹平的政教合一还是有着质的不同。哪怕在成立实验县之后，虽然县政全面掌握在平民教育者的手中，但晏阳初仍然深切地认识到，无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多么密切，无论成功的政治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教育和政治仍然不能相互等同。当然，能够充分利用政府的支持，最大程度地发挥平民教育的政治作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县政毕竟是“平教运动以外的事”[29，30]。这与梁漱溟所倡导的，把全县变成一个大学校、将教育和行政彻底合一的儒家式理想[31]，当然有着极大的差别。定县的政治改革，几乎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政治改革。这里既看不到儒家的理想主义，也见不到明显的基督教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民主政治或乌托邦的政治理念。一切似乎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提高素质。
晏阳初没有明确的政治观念，并不意味着他的工作没有政治意义。特别是在定县成为实验县之后，定县的政治成为依托于现代平民教育的政治形态。这种政治是有着相当强的理性控制力的现代政治；而定县的教育也就更体现出它在现代政治制度中的意义，服务于为现代政治培养有文化素质、公民意识以及相当程度上的经济观念和健康身体的现代公民。定县的政教合一模式，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摸索出的、服务于现代政治的公民教育，以及建立在现代公民教育基础上的现代政治。
对比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工作，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他们分别贴上儒家和西方的标签。大体上说，梁漱溟所推行的，是现代中国政教合一的伦理政治；晏阳初所实验的，是为现代中国国家服务的公民文化的培养。二人都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基础和农村现状，都力图回应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梁漱溟试图用乡约的制度来发育出现代的伦理模式，以取代现代国家的权力建设；晏阳初则要通过对公民素质的培养，以配合现代国家的政权建设。定县和邹平的工作中都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元素，但也都在努力结合现代性的内容。
晏阳初用定县的实践向梁漱溟证明，现代国家是可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国家需要更坚实的文化基础，需要素质更高的现代公民，而这正是平民教育所要完成的任务；梁漱溟在邹平的工作也向晏阳初证明，将中国的问题仅仅概括为“愚、穷、弱、私”确实是过于简单了。晏阳初的四大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疗这四大疾病，从而配合现代国家的建立，但并不能根本实现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化。现代中国除了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政权、塑造有现代文化素质的公民之外，还要在根本上和中国的伦理传统相勾连。这一点晏阳初忽视了，梁漱溟意识到了，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注释：
①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更系统的讨论，参见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收入《教育与现代社会》，《思想与社会》第七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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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吴飞.从乡约到乡村建设[A].教育与现代社会（思想与社会第七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