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战前旧金山唐人街作为美国第一大华埠，其华人教育发展的历史最具代表性，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公立学校中隔离教育政策与“熔炉”同化政策的并行不悖；教会学校中传教与教育的双重目标；家庭教育中家庭结构完整化与教育正常化呈现同步趋势；中文学校中从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的历史转变。
【关 键 词】旧金山/美国华人/公立学校/教会学校/中文学校
【作者简介】李永，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南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华人教育史，武汉 430079。
[中图分类号]G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3-0075-06
二战前的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第一大华埠。受本身旅居思想和外界排华阻碍，排华期间这里华人聚居，他们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崇教尚学的传统更使得他们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华人父母既重视子女的英文教育，又重视中文教育，这就使得华人子女处于二元教育文化之下，其教育发展的历史既有自己的特性，又体现了在美华埠子女教育的许多共性。本文拟从教育史角度总结旧金山华人教育的历史特点，并从中反映二战前在美华人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
一、公立学校：隔离教育政策与“熔炉”同化政策并行不悖
隔离教育政策是美国针对少数族裔所实施的教育政策，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华人也是该项政策的实施对象之一。加州是对华人执行隔离教育政策最为严厉的地区。1859年，加州第一所华人公立学校在旧金山建立，它坐落于斯托克顿街与萨克拉门托街街角教堂的地下室。这所种族隔离学校在其存在的12年里(1859-1871)，曾因资金短缺、学生出勤率低等原因被数次关闭，但是每次都因为华人的坚持迫使当局重新开放。
1870年，加州所有关于公立学校的立法经修订编成了法案，称之为加州学校法，凡不包括在内者一律取消。由于新教育法规中没有提及华人，所以旧金山教育局趁机关闭了华人公立学校。从1871年开始，旧金山的华人孩子被剥夺了任何接受公立教育的机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85年。公立学校的关闭，使得华人子女的英文教育几乎都由教会学校来承担，个别子女则靠华人父母私人的努力。按照当时旧金山华人子女进入非公立学校的统计报告，1874-1884年间，旧金山17岁以下华人子女每年的平均人数是1725人，而每年进入私立学校的平均人数是305人。假设所有1725名华人孩子都处于学龄，那么也只有不到20%的孩子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教育。[1](53-54)华人父母为此多次抗争、请愿，均无效果。
1884年，华商赵洽为8岁的女儿美媚到旧金山春谷小学报名入学，但是遭到校长珍妮·赫尔利的拒绝，于是，赵洽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出诉讼。1885年3月5日，法院判定华人父母胜诉，并认为华童有权利接受公立教育。旧金山教育委员会为了阻止美媚进入春谷小学，在唐人街复建了隔离的公立小学：华人初等学校。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大火摧毁了华人初等学校，但是却没有摧毁当局维持隔离教育的观念。同年10月10日，学校复开，易名为远东公立学校。华人认为“远东公立学校”的校名暗含着偏见与歧视，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1924年更名为斯托克顿学校。尽管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校名改变了，但这所学校仍然是地地道道的隔离学校。虽然后来华人子女可以进入公立中学学习，但是这所小学却一直保留着。在二战以前，虽然该校课程与普通公立小学相同，但是却存在着教育质量不高、入学率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课程安排不合理等问题。
加州禁止华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法律直到1947年才被废止，但其引发的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如果说隔离教育政策体现了旧金山华人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那么公立学校所扮演的“熔炉”角色就体现了美国学校教育的普遍性。“熔炉”政策是美国政府针对19世纪末东南欧新移民实施的强制同化举措，而公立学校则是实施同化教育的主要机构，华人子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表面上看，排华政策与熔炉同化教育是相互矛盾的，但事实上却并行不悖，两项政策一贬一扬，更能达到对少数族裔的同化效果。
美国公立教育通过灌输给少数族裔孩子美国的文化价值来达到同化他们的目的。对此，文学评论家林玉玲在文章中指出：“美国社会通过教育、就业、媒体、军事、政府和社会组织等来建立它的文化霸权，这样少数族裔人们在意识到自己的边缘性后不得不到一个以标准英语和欧洲文明为基础的文化中心来。”[2](95)
公立学校促进移民子女实现美国化的努力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是这种努力的首要举措是促进语言的转变。英语是在美国生活的最基本技能，也是美国化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移民子女听得懂、理解透，才能谈上同化措施的效果。根据上述教育理念，教育当局在公立学校中确立了英语的“独霸”地位。
当时的教育家还认为，公立学校不仅要教会学生基本的读、写、算等技能，更重要的是承担他们美国化的责任，并间接地促进其父母的美国化。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华人家庭中，这种同化确实起到了作用。早期旧金山的华人大部分从未受过英文教育，子女上学以后，特别是在熟练掌握了英语以后，他们经常代替父母阅读文件、签订合同，他们成了向父母传递外界信息的渠道。在中国传统社会，子女要听从父母的教导，而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华人子女接受教育之后却成了父母生活的指导。公立学校同样注重植根于美国历史上的节日，并借以强调爱国观念。1920年，旧金山学校放假的节日有感恩节、劳动节、加州加入联邦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华盛顿诞辰日等。当时远东公立学校组织的活动包括演唱爱国歌曲、诗歌朗诵和升旗仪式。[3](132)
主流社会一方面对华人施行隔离政策，同时又通过英语教育、美国历史和公民修养等课程，向华人子女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尽管在隔离教育政策中受挫，但是对于有公民权的华人子女来说，他们想要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日趋强烈。在公立学校美国化的攻势下，华人子女很快地接受了主流社会文化。由于华人子女在学校里优异的成绩和突出表现，他们还被冠以“模范学生”的称号，这也成为了后来“模范族裔”的先声。
二、教会学校：传教与教育的双重目标
1848年淘金热以后，大批华人移民聚集在西海岸的旧金山，这立即引起了美国基督教各教派的注意。白人传教士认为，把中国人送到美国是上帝的意志，于是各个教派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福音化中国人的战役中来。
对美国传教士来说，想要完成福音化中国移民的任务，语言是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受种族主义文化优越论的影响，白人传教士认为只有英语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而早期华人移民中文盲数量众多，用汉语向华人传教也不现实。其实对于华人移民来说，学习英语有很强的实用性，有助于他们在美国找到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或者回国以后谋一份与洋人相关的待遇丰厚的工作。因此传教士对华人进行宣教的早期，英语教育也被视为接触华人的“唯一方法”。
教会为华人提供英语教育可谓顺应了时势。当加州一些地方政府还未曾为华人设立公立学校时，教会却主动设立夜学和主日学校，教授华人英文，当然也顺便向他们灌输基督教义和美国的价值观念及伦理道德。1871年华人公立学校关闭后，教会学校更是成为华人子女和成年华人接受英语教育的唯一途径。华人众多的旧金山成了教会学校云集的地方。在19世纪80年代，有一系列的基督教组织包括长老会、浸礼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公理会等，在唐人街设立了学校，提供了英语学习的有关课程。至1892年，共有11个美国教派投身于华人的传教工作，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建立了10个华人教会，10个华人基督教机构和组织，291个主日学校和传教会。[4](32)根据吴景超先生统计，在旧金山，1915年，新教教派主持了28所各种程度的主日学校，成员多达1400人。这项事业的费用，每年约达42000美元。[5](166)
就学校性质而言，教会学校类似于现在的英语补习学校，其原因是传教士在华人社会设立教会学校仅仅是为了接近华人，进而使华人接受并皈依基督教。女公会进行宣传的小册子明确指出，她们的目的是向华人妇女和子女传播福音，促使她们皈依基督教，并坚持认为“要想顺利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最有效的方法是抓住孩子的心灵，而且越早越好，训练他们促其形成高尚的生活方式”[3](123)。庞德牧师指出，“在这些学校中，福音教育一刻也不能被取代，他们只是吸引华人前来接受福音传播的网而已”[6](415)。这句话道出了教会学校的本质。尽管教会学校以传教为目的，但在严酷的种族歧视环境下，有着基督教博爱思想的教会学校还是得到了许多华人家长和孩子的青睐，许多华商还主动为教会学校的开办提供资金。
教会学校、教会教育的基本前提和最终目标都是宣教，即实现所谓华人的基督化，所以宗教教育在这些学校中都占有很大的分量。二战前，一名华人学生在一封信中这样记载：“每周一和周二晚上，学校下课以后(9：30)，中文的圣经课程；周三晚上下课以后，祈祷会议；周四晚上下课之前十或十五分钟，宣讲福音；周五晚上，中文的圣经课程；周六晚上，祈祷会议；周日晚上，一切照旧”[7](93)。根据相关研究，宗教教育及教会相关活动的时间大体与英语学习的时间相等或者更多一些。
虽然教会学校有传教与教育的双重目的，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教育胜于传教。在教会学校中，除了学习英语外，华人学生对传教士的圣经教育没有多少兴趣。因为无论是对于华人子女还是华人父母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目标才是最重要的，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获得足够的社会知识，不仅能为将来进入公立学校做好准备，更长远的是能在白人主流社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因此，虽然教会学校也通过宗教教育的形式来加强对华人子女的基督教化，但无论从华人改信者的数量还是其实际行为来看，基督教化的效果并不明显。
三、家庭教育：家庭结构完整化与教育正常化的同步趋势
受旅居思想影响，早期美国华人移民以单身男子为主，再加上排华法的严厉打击，华人男性无法形成正常的核心家庭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扩大式家庭更是相去甚远。数以万计的华人男性与他们的家庭分离于太平洋两岸，其子女教育主要由中国的妻子来完成。当时也有部分华人儿童通过各种途径来到美国，无论是独自一人来到美国或者是跟随亲戚移民，其主要目的都是工作。由于女性的缺乏，这些华人孩子不能享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且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和长时间的劳作，严重地影响了他们正常地接受教育。华人家庭和华人子女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华人家庭的残缺造成了华人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
大量女性的出现与华人儿童的增多，可以说是20世纪10-20年代旧金山华人社会的一大变化。从家庭结构来看，双亲家庭不断增多，同时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反映了排华法的效力，因为它限制了华工进入美国，这样，以工作为目的的华人儿童就大大减少了。同时，排华法规定华商阶层可以不受限制，而得以留下的华商家庭本身经济状况也比较好。此外，由于华商的特殊地位，许多华人移民愿意通过资本的积累来获取商人身份，从而争取到更多的移民资格，实现家庭的团聚。这其中还有很多华人移民是利用1906年地震造成的移民空额，以华人妻子、儿女的身份进入美国的。此后，旧金山华人的家庭结构开始由分裂走向完整，家庭的经济功能和教育功能也终于融为了一体。
唐人街的双亲家庭与中国传统家庭相仿，往往由妇女来承担对子女的教育，这些华人妇女在国内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也不懂多少英语，她们尽量教导子女使用中国的传统语言，并在家庭的饮食起居等方面保持着中国传统。对于唐人街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家庭经济的需要迫使妇女们外出求职，其子女在课余时间也要外出打工赚取家用。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许多中产阶级的华人家庭开始搬到白人社区居住。受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华商家庭更注重孩子的教育，庇护孩子享受自己的童年生活，他们的孩子，比唐人街的孩子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和休闲时间。尽管中产阶级的华人家庭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但是许多华人父母还是坚持让孩子做部分散工，因为他们想让孩子认识到工作的艰辛。
在中国传统文化“家国同构”的思维定向中，家庭教育被赋予了最直接、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唐人街的华人家庭中，这种传统文化对家庭教育功能的强化也为华人所传袭。同时，在美国社会残酷的排华氛围中，这也是对来自主流文化排斥的抵制与回应。从家庭教育的内容来看，中文的学习、中华传统的伦理道德被旧金山的华人家庭所重视，例如许多家庭的家训、家教就是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它围绕着为人处世这一核心环节对子女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华人移民家庭毕竟与传统的中国家庭不同，在主流社会的影响下，移民社会文化吸收的特质使华人社会发生了渐进式的改变。以女性教育为例，中国人向来就不重视女性的才学，华人父母也沿袭了国内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正规教育只适合于男孩，只有儿子才有必要接受教育。受当时美国社会开明风气的影响，很多父母开始逐步认识到让女儿接受教育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20世纪20年代，唐人街的华人女孩基本上都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1920年，旧金山唐人街大约有65%的华人女孩在远东公立学校读书。[8](126-127)二战前，随着旧金山华人子女的增多，他们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所征服，华人家庭教育也从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陷入到中西教育的文化冲突之中。
四、中文学校教育：从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的历史转变
华人中文学校从本质上来讲是华侨教育，属于中国教育的一部分。近代以降，华侨教育兴起、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为华侨自发办学时期，主要是设立蒙馆、学塾等旧式教育机构，教授华侨上层子弟；20世纪初至1940年，是自觉地创设新式华侨学校的时期，华侨教育渐趋普及；1941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则为华侨教育开始向华人教育转化的时期。[9](33)二战前作为美国大陆中文教育的中心，旧金山的华人教育发生着从华侨教育到华人教育的历史转变，即从教育的政治性到文化性的转变。
从中文学校的发展来看，早期的中文学校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与中国国内的私塾教育十分相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延续传统文化，维系民族感情。19世纪70年代以后，旧金山华人学龄儿童数量不断增多，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提上日程，但美国种族歧视的限制依旧存在，其前途不禁令人担忧，因此父母就将华人子弟的前途寄托于祖国，因此也更加重视祖国文化的传递。
旧金山华人子弟的中文教育首先是从私塾或专馆开始的。光绪年间，华埠设有私家专馆十余间，每间有学生二三十名，学费很贵，每月四五元。1888年，在旧金山中华会馆支持下建成的大清书院是旧式中文学校的代表，其教学水平与中国乡间比较好的私塾专馆类似。学费每月五角，上课时间由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下午三时，学生从远东学堂(应为华人公立学校)下课后进行。通常晚八时至九时，正教习教授四书一次，全体学生共听，并出对联题目习作。[10](356)即使是大清书院，也不过是专馆式的教学，并非现代意义的正式学校，仍延续着中国传统教育的种种缺陷。
随着清末新政的社会改革以及海外华人移民力量的逐渐壮大，海外华人的中文教育也开始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8年，清政府派遣内阁侍郎梁庆桂赴北美兴学。在梁氏的推动下，中文学校开始得到官方的支持。在民国时期的二次兴学中，随着国内社会进步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美国华人教育的指导更加具体和完善。三次兴学使旧金山以及美国的新式中文学校得到了长足发展。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美国中文教育进入全盛时期。旧金山作为美国第一大华埠，也是中文教育的中心。1934年旧金山有10所华文学校，1848名学生和47位教师。[11](57)
民国时期，旧金山中文学校中小学的编制与国内保持一致。旧金山中文学校的教学目标首先是帮助华人学生掌握中文的使用方法，建立符合中国要求的道德标准，帮助他们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世界，希望他们以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传统为骄傲，同时也教育华人学生不能忘记外国对中国的侵略。
从教学内容上讲，中文语言、文化知识是教学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语既是教学媒介用语，同时也是一种母语的学习与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无论是传统私塾中的《三字经》、《百家姓》等科目，还是新式学校中的国文、经济、历史、地理等科目，都是围绕传授中华文化知识而设置的。此外，爱国主义也是中文学校教育的重要主题。《新国文》第17课有一篇关于“爱国”的文章，文章开头直接切入主题：“国以民立。民以国存。无民则国何由存？无国则民何以庇？故国民必爱国”[12](267)。总之，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与教育目的紧密相连，其教育活动带有明显的民族感情，体现着语言文化的传承。
然而，即使是在中文学校的较盛时期，仍有大部分华人子弟没有进入华校。如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大陆约有12000多名5～14岁的华童，但中文学校的学生只有3000多人。[13](32)除了旧金山之外，美国的许多华埠通常只有一所由本地中华会馆主办的学校，其规模也比旧金山的学校小得多；而且与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相比，中文学校也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它只是带有补习性质的学校。
从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旧金山中文学校变迁的分水岭。首先，这在于华人父母对中文教育的心理期望发生了变化。“前者希望子弟熟习中文以应世或回国升学；后者不过求其能记姓名备书写而已。”[14](358)其次，进入了中文学校的华人学生，一心向学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强迫。第三，二战以前，华人子女一直受到美国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的持续影响，对于他们而言，美国毕竟是他们的出生地，他们也在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主流社会的认同以及争取平等的政治待遇。
总之，二战之前中文学校的教育定位多与中国保持一致，维系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但是由于华人社会的变化、中文学校的局限性以及华人子女自身的定位，二战以后，华人的“中国取向”开始从主导地位转化为从属地位，中文学校也更多地专注于文化传承功能，维系华人子女的文化认同。
五、结语
通过上述对二战前旧金山华人子女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从教育史的角度，我们大致可以发现美国华人教育发展的整体趋势。
其一，排拒奠定了华人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基调。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排斥，具体表现为1882年以来颁布的一系列排华法案，而在教育领域则是隔离教育政策的长期执行。在美国，白人是强势的主流文化群体，华人则是弱势的亚文化群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华人备受歧视，必须在各个方面争取自身的权益，而两者之间的彼此接纳则显得非常有限。
其二，争取平等教育权是华人教育发展史的主线。虽然美国社会对移民文化的吸收和包容力很强，但在挥之不去的种族主义的阴影下，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尤其是对非白种人的歧视从来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大力推行“熔炉”政策时期，仍有一些白人坚持种族主义观念，认为华人是不可同化的异族。教育平等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教育机会的追求与把握，也是华人能够摆脱苦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从1859年算起，至今150余年的美国华人教育史，可以说是华人顽强抗争、不断追求教育平等的历史，这种斗争至今还未结束。
其三，华人子女的二元教育凸显着中美文化冲突。对于华人子女来说，一方面他们通过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教育，开始接触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并开始质疑和渐渐反叛来自于父母的保守思想和行为控制；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在父母的要求下接受中文学校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约束。作为应对美国化和基督教化的措施，家庭教育和中文学校成为华人父母抵制社会同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华人家庭还是中文学校都扭转不了旧金山华人子女为美国文化同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二元教育下的文化冲突在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激烈。
【参考文献】
[1]Victor Low. The Unimpressible Race: A Century of Education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Ea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2]程爱民，邵怡，卢俊：《20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Wendy Rouse Jorae. 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 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 1850-192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4]Charles King-Wai Kwok.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 S. A. Hartford Seminary, 2000.
[5]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
[6]Ira M. Condit. The Chinaman as We See Him and Fifty Years Work for Him. Arno Press Inc, 1978.
[7]岳志强：《“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中的传教士与美国华人社会(1848-1900)》，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
[8]Judy Yung.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9]别必亮，田正平：《近代华侨教育的历史考察》，《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10]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
[11][美]麦礼谦：《传承中华传统：在美国大陆和夏威夷的中文学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2][美]陈勇：《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王苍柏：《战前美国华侨教育初探》，《八桂侨史》，1994年第1期。
[14]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