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军凤 燕良轼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410081）
[摘 要]人际关系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发展内容，包括早期的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他社会关系。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儿童在人际交往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会表现出特定的差等序列。这种差序性表现会影响儿童道德公正和道德关怀取向的决策判断。本研究通过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焦点团体法，发现儿童人际关系呈现出以血缘为核心、关系亲疏由近及远依次排列的特点，其道德公正和关怀的决策判断亦呈现出相应的差等序列。可见，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我国当代儿童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互动中还是个体道德判断决策中仍然留有“差序”思想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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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际关系差序；道德公正；道德关怀
一、问题提出
人际关系一直以来是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随着学者们的不断探索，人们已经从探究个体影响因素，如个性特质、气质类型、自尊、自我效能感等，扩展到社会文化因素，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家庭、学校、社会等环境因素，如父母的教养方式、早期形成的不同依恋类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儿童人际关系的影响。其中，从本土文化的角度溯源影响国人人际关系的因素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兴趣，如“人情”因素、“面子”“耻”与中国人行为的内在关系、中国人的“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关系”理论下的华人逢迎行为等。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领域，学者们几乎取得了一致观点，即费孝通在分析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时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同时形塑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差序关系”现象。
从1947年到当下中国社会，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起源于传统社会结构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形式上已然有所改变，那么这种人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对传统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价值取向将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即在“新差序格局”下，“道义”与“仁爱”的传统道德将如何运作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道义”，也追求“仁爱”，“道义”即“道德公正”，“仁爱”即“道德关怀”。这一思想与皮亚杰、科尔伯格所提倡的“公正取向”及吉利根、诺丁斯所代表的“关怀取向”不约而合。纵观已有立足本土社会的关系研究，多集中于对成年人人际互动对象、特点以及在不同社会生活领域中进行差序性比较，而忽略了个体成长早期这一差序性表现的特点。国外关于人际关系与道德取向的研究，也大多是对成年人在道德情感、道德评价和社会亲近性等方面开展的研究，对儿童的道德公正与关怀取向的判断及随后情感状态的探索仍然少见。然而，已有研究显示，大约5岁的儿童就已经表现出内群体偏向，但未能探索儿童在对待不同社会亲近关系的成员时，其道德判断或情感反应的具体表现。童年阶段是个体摆脱自我中心、发展自我意识、建立社会关系的关键期，处于童年期的个体开始向外广泛汲取知识，但还未能形成完善的价值观，无法作出自主判断，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儿童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之下，他们在道德公正和道德关怀取向上的发展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本研究旨在本土化背景下，探索5～12岁儿童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取向发展现状，即在我国新差序格局背景下，在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时代，儿童的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取向是以怎样的方式表现和运作的，这将有助于成人积极引导儿童道德公正和关怀取向的协调发展，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进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对象包括湖南省1所幼儿园、3所小学的儿童，江苏省1所幼儿园，3所小学的儿童，上海市1所幼儿园、4所小学的儿童，共499名，年龄为5到12岁，男女比例相当。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母亲一亲兄／弟／姐／妹一密友一一般朋友一熟人”作为儿童差序性人际关系的典型表现，以此考察差序关系对儿童道德公正和道德关怀决策判断的影响。
本研究所采用的道德两难情境材料源自经典案例，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内容与描述上的改编，得到10个包含道德公正原则和道德关怀原则的两难情境。完成两难情境的初步编写之后，由3名心理学专家（教授）和9名心理学研究生对情境内容和语言表达等各方面进行评价和审定，经多次修订之后，形成8个包含道德公正原则和道德关怀原则的两难情境。为了保证改编情境能够反映公正取向与关怀取向两种特定原则之间的两难冲突，同时控制两种道德取向原则在每个情境上感知到的重要性相同，本研究首先选取江苏省某小学5～12岁学生进行了试测，让被试对每一个情境中公正取向原则和关怀取向原则的重要程度分别进行评定，收回有效问卷119份，男生54名，女生65名。将被试对每一情境中公正取向原则和关怀取向原则的重要性程度所作的判断进行T检验差异分析，剔除情境中两种取向原则感知重要性程度具有显著差异的2个情境，保留不具有显著差异的6个情境。
对于最终形成的道德两难故事情境，正式施测时在每一情境后，就价值取向的心理要素，让儿童分别在认知判断（“应该”“不应该”）、价值评价（“值得”“不值得”）、行为倾向（“会”“不会”）以及情感体验（“高兴…‘不高兴”）四个方面逐一作出判断反应，以此来搜集儿童道德公正和关怀取向发展现状方面的信息。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首先对道德取向问卷上9点评分进行转化（其中-4代表极其公正，+4代表极其关怀），将-4到+4依次转换为1到9，然后对被试在“道德认知判断（应该吗）”、“道德价值评价（值得吗）”、“道德行为倾向（真的会这样做吗）”三个问题上的得分进行单样本T(T=4.5)检验，结果发现三类得分都显著大于中间值，ts(499)=18.01—33.01，Ps<0.001，由此可以判断儿童在道德取向判断上整体表现为关怀取向。
（一）儿童道德取向和情感体验的性别与年龄差异
1．道德取向。
由表1可知，儿童道德取向中的认知判断、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得分无显著性别差异( Ps>0.05)，但表现出了显著的年龄差异(Ps<0.05)。具体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道德关怀取向逐渐增加（5—6岁<7～8岁<9～10岁），不过到11～12岁时，其关怀取向骤然降低，有向公正取向靠近的趋势（5—6岁与11—12岁无显著差异）。
2．情感体验。
由表1可知，儿童在道德取向判断后的情感体验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Ps>0.05)。具体而言，女生的消极情感体验（不高兴）显著高于男生，而在积极情绪体验（高兴）上则显著低于男生。
道德判断后的情感体验还表现出了显著的年龄差异( Ps>0.05)。具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做出道德取向判断后会体验到更大的消极情绪（5—6岁<11—12岁<7～8岁<9—10岁），而在积极情感体验上则相反（5—6岁／11—12岁>9～10岁儿童>7—8岁儿童）。
（二）差序关系对儿童道德取向的影响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之后，我们分别对儿童的道德取向和情感体验进行了单因素（差序关系：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熟人）5水平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1．道德取向。
在认知判断上，差序关系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4，3984)—30.74，P<O.OOl，t=0.04。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被试对不同目标对象的道德认知判断表现出差序性：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熟人，ts(498)=-5.38～27.17, Ps<0.001。
在价值评价上，差序关系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4，3984)=31.23，P<O.OOl，t=0.13。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被试对不同目标对象的道德价值评价表现出差序性：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熟人，ts(498)=-2.93—31.74,Ps<0.001。
在行为倾向上，差序关系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4，3984)=28.16，P<O.OOl，t=0.03。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被试对不同目标对象的道德行为倾向表现出差序性：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熟人，ts(498)=-3.16—30.59,Ps<0.001。
2．情感体验。
在消极情绪体验上，差序关系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4，3984)=6.32，P<O.OOl，t=0.06。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被试对不同目标对象的消极情感表现出差序性：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熟人，ts(498)=3.76—12.28，Ps<0.001，但兄弟姐妹与密友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在积极情绪体验上，差序关系的主效应极其显著，F(4，3984)=10.67，P<O.OOl，t=0.08。多重比较发现，被试对不同目标对象的积极情绪体验表现出差序性：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熟人，ts(498)=-2.56—10.05，Ps<0.05，但兄弟姐妹与密友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四、讨论
（一）儿童道德取向和情感体验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发现，5—12岁儿童在道德认知判断、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上均没有性别差异。这一结果与早期科尔伯格关于道德公正的男性优势以及吉利根关于道德关怀的女性优势的研究结果不相一致。关于道德取向的性别差异争论已久，科尔伯格将道德发展描述为一个从具体向抽象道德推理发展的过程，但在吉利根看来，科尔伯格公正取向的方式反映的是以男性为主的概念化的道德，这种取向是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之上的，而且存在性别偏见，关怀取向则是基于相互依存的自我概念的道德。科尔伯格认为男性在有关道德的问题上比女性更复杂，因为男性承担着更高道德发展水平，即公正，但吉利根认为大多数男性是正义取向、大多数女性是关怀取向的主要原因是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思维方式。此后，有关道德取向的性别差异被许多学者所证实。直到加菲等人(Jaffee&Hyde)对道德取向性别差异进行元分析，其结果才挑战了有关性别差异的传统理论。加菲等人指出，性别差异论的相关研究中被试的种族文化背景才是造成差异的重要原因，当控制了被试的种族背景后，差异性的结果被显著削弱。此前国内学者基于本土被试的研究也曾得出性别差异的结论，对此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之前学者们的研究多聚焦于被试特定心理发展阶段的道德公正或道德关怀取向的发展特点，而事实上，在道德推理中并不排除一个阶段中性别差异的可能性，或者在作出道德判断时优先采取何种取向。与此同时，影响性别差异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实验材料的性质。先前研究者所使用的道德两难困境材料大多是让被试基于假设情境进行想象而做出判断，由此被试更多的是基于客观价值评价，而不是主观的判断选择。本研究为克服这一弊端，采用的材料都源于现实生活情境，因此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道德关怀取向逐渐增加（5—6岁<7—8岁<9—10岁），但到11～12岁时，其关怀取向反而骤然降低，有向公正取向靠近的趋势。这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道德取向的发展呈现出倒“V”型。根据吉利根的关怀道德取向发展的三个水平，早期阶段的个体对于道德的理解是自私的，是自我生存的定向。台湾学者吴秀瑾、游惠瑜等则更倾向于将早期儿童所表现出的关怀取向解释为个体发展早期较为低级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随着年龄和心理发展水平的提升，个体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由此会发展到“关怀一公正”两极化平衡。这也就是说，相比于儿童的早期和晚期阶段，5—12岁儿童的个体道德取向表现为服从、维系关系，对规则规范的主观约束力较弱，所以在这一发展阶段出现了道德关怀取向。
此外，道德判断后的情感体验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年龄差异，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作出道德取向判断后会体验到更大的消极情绪和较少的积极情感体验。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南希(Lance H．Linke)等人的结论，即道德公正和关怀判断后的情感反应与被试的年龄密切相关，相比于低年龄的儿童，高年龄的儿童在两难判断后会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如沮丧、无奈、挫败等。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其情绪情感的发展日趋丰富和复杂；另一方面来自于个体的动机及归因，随着个体心理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动机及归因方式将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情感体验和表现。
（二）差序关系对儿童道德公正与道德关怀取向的影响
儿童对母亲、兄弟姐妹、密友、一般朋友和熟人五类差序关系目标对象在道德认知判断、价值评价以及情感体验上均表现出相应的差序性。这一结果表明，集亲密感、信任度、重要性等多重内涵在内的差序关系在儿童道德价值取向各心理要素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往有研究指出，人们对道德情境的认知受人际关系和情感认知的影响，被试对不同社会亲密性他人的道德判断及情绪反应具有偏向作用。本研究则从本土化视角揭示了儿童对不同目标关系对象所表现出的道德关怀的差序性。虽然已有研究显示，在道德判断情境中，儿童会因为目标对象的不同（朋友、非朋友）而做出不同反应，即当道德情境中的目标人物是朋友时，会表现出更多友好、亲社会行为；而当情境中的目标人物是一般他人时，会表现得更加按照常规来评判。这表明社会人际关系在儿童的道德和传统情境评估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本研究则完善了已有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差序关系的内涵既包括先赋的血缘关系，也涵盖了获致的交往关系（友谊），较以往局限于单一关系性质的比较研究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和创新。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儿童在道德情境判断后的消极和积极情绪体验上都表现出了相应的差序性，但对五类差序关系对象情感体验的极性（正性／积极的、负性／消极的）呈现出相反的方向，即对不同目标对象的消极情感体验表现为：母亲<兄弟姐妹／密友<-般朋友<熟人，而对不同目标对象的积极情绪体验表现为：母亲>兄弟姐妹／密友>-般朋友>熟人。这也就是说，儿童在道德判断决策后，相比于熟人，对母亲表现出了较低程度的消极体验和较高程度的积极体验。对此，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处于5—12岁儿童期的个体正经历着个体社会性发展与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三阶段，即表象与观念水平上的自我中心化（自己与别人看法的不同）和具体运算水平上的主体对客体的感知与主体的思维不分。在这一时期，儿童绝对化地相信自己的感知经验，把主观表面的感知当作对客观的本质认识。受此心理特征影响，儿童对与自己关系亲近的目标对象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亲社会倾向和积极情感体验，而对关系疏远的一般朋友甚至熟人则表现出较低程度的亲社会性和更多的消极情感体验。有趣的是，在兄弟姐妹与密友之间差异不显著，这也就是说，由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已经开始社会化的过程，同伴关系与血缘亲属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显得同等重要。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五类差序关系目标对象在道德取向判断上总体表现为关怀取向；对于五类差序关系对象，儿童在道德判断后会依次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感和较少的积极情感，即无论是道德价值判断的各心理要素维度还是道德判断后的情感体验，均受到了儿童差序关系目标对象的直接影响，可见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差序”思想仍然对当代中国儿童的道德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