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为反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活动发布会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世明指出，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外国朋友，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他们支援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和献身精神，受到中国民众的永久怀念和敬仰。
白求恩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白求恩。
白求恩大夫对中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国际著名的胸外科医师，伟大的国际和平主义战士。
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38年初，白求恩不远万里，突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革命呕心沥血。
同年4月，白求恩东渡黄河，前往晋察冀边区。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帮助方兆元等八路军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为部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从而赢得了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
柯棣华
77年前，从印度孟买医学院毕业不久的柯棣华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计划赴英国深造医术，但父母想让他回家结婚，并准备帮助他在家乡开诊所。柯棣华最后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彻底改变了他人生轨迹的决定——去战火中的中国。
1938年，柯棣华参加了巴苏大夫领导的一个五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为国民革命军救助伤员，他们感觉国军并没有全力抵抗日本侵略军，渴望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去。
1939年1月16日，就在医疗队获得批准，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不幸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其他几位医生劝他回国料理后事，他强忍悲痛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在我没有实现我向印度国大党所做的保证——至少在中国工作满一年之前，我决不回印度。”
1939年11月4日开始，柯棣华和印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和抗日军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在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病员。
当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进行涞水战役时，柯棣华奉军区司令部之命，出发去军区的南线，负责阵地救护工作。在13天的战斗中，他3天3夜未曾睡觉，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坚守岗位。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
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是美国进步女记者与作家。她年青时就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致力于儿童福利事业和工人运动。
“一个满身尘土、灰蓝色打扮，朴素得像个农民的人”，对于亲自跑来迎接她的总司令朱德，她这样描写道。1938年1月，她跋山涉水来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人。斯特朗在八路军总部住了十天，每天与指挥员、普通工作人员一起进餐、交谈，向他们询问了解敌后抗战的情况。她根据这些采访记录，写成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热情讴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是一支新型的军队。他们不奸淫掠夺，尊重农民并帮助他们收庄稼，特别是教育他们认识自己的力量，并告诉他们如何战斗并赢得胜利”。
1946年第5次到中国访问延安，她的《中国人征服了中国》一书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等地的经历。正是这次到来，毛泽东同斯特朗谈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埃德加·斯诺
从1960年至1970年，因写作《红星照耀中国》闻名于世的埃德加·斯诺三次访华。而1970年10月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照片成为中美关系的经典瞬间。斯诺毕生都在为宣传红色中国而奔走。他撰写的著作和采访在西方世界广受关注，是欧美了解中国共产主义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他同史沫特莱、斯特朗一起被中国人亲切的称为“3S”。
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斯诺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1937年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通过自己在陕甘宁边区的采访和生活，斯诺写成《西行漫记》一书，成为西方记者笔下的红军报道，较为生动客观地展现了西北红军的生活、战斗和精神面貌，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