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霓
每年11月的感恩节，我的外导都有一个传统，会邀请这一年来自世界各国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和访问学者去他家共进晚餐。感恩节是美国每年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而我在收到邀请之后就一直憧憬着感受美国家庭的感恩节文化。那一天终于来了，除了同一个研究所的同事，当晚导师还邀请了他的诸位至亲好友，其职业有摄影师、律师，还有新闻工作者。而在场的除了我和另外一位来自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外，其他都是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而当晚，我们两位中国学生，竟然成了众人的“争宠对象”。当我一边翻阅那位摄影师的作品集，一边听他和我们讲述在中国的经历，他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自己是有多么喜欢上海，总觉得在那就感觉像在家一样。而我的外导夫人，一位着装十分优雅却在外导面前也会顽皮地耍着小性子的可爱老太太，也是UCLA的教授，更是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她说早在七十年代她就去过中国，那是她第一次去中国。她描述到，当时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周围的路人没有一个不投来齐刷刷的注目礼，她感觉自己是个十足的“异类”。而在时隔三四十年后的2012年，她第二次去中国的时候，被周围环境的变化惊诧得目瞪口呆。那些建筑和道路已经完全不是她脑海里中国的印象了，而路上的行人也待他们非常寻常，不再让她感到紧张或者觉得他们有什么异样。“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发展太快了！”这是所有人在和我谈起中国时都会感叹的话。
这种感叹不仅发生在他们去中国访问或参观后，也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教育的研究和思考上。一次，我所在的研究小组组织了一场汇报讨论会，主题之一是关于中国迁移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问题。会议在一间不大的教室举行，却座无虚席、人满爆棚。来听会的有来自教育学系、社会学系、地理系等系所的博士生和教授。开讲前，主持人问大家，有多少人去过中国。令我震惊的是，在场居然有80%的人举手，甚至很多表示自己不止一次去过中国，还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即使是在讨论过程中，在提到一些专业词汇例如“户口”时，台下大多数人都频繁点头，甚至外导的解释比我们更为专业。而在提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迁移劳动力的数量和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大规模时，台下人无不发出惊呼的声音：“fascinating！（太精彩了！）”他们认为，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的举措无疑是中国政府使中国从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做出的卓越贡献，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会后，还有好几位说着普通话的美国学生跑上来和我们反馈在中国调研遇到的一些有趣经历，让我们甚是觉得“受宠若惊”。在这些交流中，我往往能明显地感受到美国研究者对中国短短几十年来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惊叹和兴趣，在座的那些教授和学生们也比我想象中更要关心和了解中国。
然而，中国的职业教育在美国人眼中也真是如此“美好”吗？事实上，这些美国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在一次教育学院的博士生课堂上，轮到我做汇报，我选的题目是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当我用宏大的篇幅来呈现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呈现中国在改革开放这短短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时，台下的博士生们无不对宏大的数据露出惊讶的表情。但在介绍世纪之交中国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间做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和中等教育阶段新生入学的普职比达到1∶1时，教授却打断了我的汇报。他问道：“这个非常有趣，中国的学生怎么会突然都跑去读职业教育了呢？而且这个比例还这么平均？”顿时，我居然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卡住了。我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能告诉他这是政府行为吗？犹豫半晌，我还是如是回答了。教授听罢，眉头紧锁。很显然，他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气氛就这么僵住了，突然一个声音窜出，我心想终于有人出马救场啦。“是不是政府在这几年把职业教育办好了？”一位博士生说到。这一句话抛出，课堂上立马像炸开了锅。“你这么说的前提是中国的职业教育不如普通教育咯？”一位中美混血的学生反问道。这时，另一位学生朝向我说：“中国的职业教育素来也会被贴上二流选择的标签吗？”我坚定的点了点头。“既然这样，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年间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呢？”他继续追问我。我觉得这时我已经被问得“体无完肤”，实在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了。见我一脸尴尬，一位女同学说道：“我觉得这个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如果要在大学和社区学院之间选择，有条件有能力的当然会选择去上大学啊！只是我们脑海里没有这样一个1∶1的概念，或者说即使政府完成1∶1，那又怎样呢（So what）？”听着同学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争论，教授终于按耐不住了，说：“我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执行重大决策时权力的集中和实效性，但是在这1∶1背后学生的真实意愿是什么呢？为什么是1∶1，而不是其他比例，这个比例是如何被决策出来的？”听到这，我立马补充道：“确实在扩招的那几年，中国职业教育的招生面临着很多困难，各地经常听到招不到学生的声音。”“如果是这样，那我就要怀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了。”教授立马回答：“我以前在OECD的项目，每次涉及到中国数据时就会让我们很头疼，很多报告的中国部分都缺数据，或者是一些不太全面的数据，很难看到我们想看到的真实东西。”最后，见我面露难色，教授还是对我所汇报的内容做了一番肯定性的总结，而同学们和教授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也就这样在课堂上不了了之了。
回来后，我心情却久久不能平复，不断思考课堂上教授提出的问题。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首先，他们对中国的职业教育肯定是没什么概念的。但其次，他们又比你想象中更了解和关心中国，甚至是中国的职业教育。而最关键的是，这样一种矛盾的表象折射出的是他们在看待中国教育乃至中国职业教育时，其关注点和我们是全然不同的。在他们眼中，中国职业教育短短几年的成绩令人瞩目，中国政府的决策力和效率让他们印象深刻。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对其背后的机理和缘由却更懂得思考。在他们眼中，受教育完全是一件非常个体化的事情，如此上升到国家战略布局的强制性教育规划和决策反倒让他们非常不理解。而在我们眼中，职业教育的扩招意味着职业教育的繁荣，而这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那就证明这是对的，理所当然的要这么去做，而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似乎从来没认真思考过。
这恐怕就是美国视角的中国职业教育，他们看得到国家，看得到政府，却看不到中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学生个体。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的职业教育就是一个庞大物，宏大而抽象。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其中学生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对他们来说却总是“黑箱”。当然，教育的决策和执行和每个国家的国情也是息息相关的。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联邦制的国家，他们更加注重个体主义，要想统一执行一项教育决策是极其困难的。但在中国，政府主导往往是各项教育决策执行的源动力，成效立竿见影。但我们在信奉集体主义的同时，却往往不能尊重彼此，丢失自我。这种视角的不同发人深省，回想起我所接触到的美国社区学院的学生，都是有着非常独立个性的活蹦乱跳鲜活的个体。他们可以“轻松”地转学到美国顶尖的大学，也可以轻松地去学任何感兴趣的东西。而当我想要描述一下中国职业院校的学生时，我却似乎无法形容，哽咽在喉。这或许也是中国职业教育研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在宏大的政府政策背景下，我们的研究似乎也多是停留在宏观借鉴阶段。然而，深入到“黑箱”的职业教育研究，展现鲜活的学生个体，似乎才是美国研究者们更关心的东西。
作者简介：汤霓，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2012级博士研究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劳工与就业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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