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琴
摘要：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是实现教育与经济“双赢”重要途径，如何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的重难点问题。基于现象学的视角，对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间的联动进行批判，揭示了联动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内在需求与市场需求结合的价值导向、政府、企业、学校合作共同体建构以及灵活有效的发展机制三个方面入手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走向“办实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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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教育；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现象学分析；批判；求实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职业教育统筹论”（项目编号:13FJK016）；西南大学张家港研究生站职业教育项目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体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J13-Z05021）
作者简介：伍琴，女，西南大学教育学部201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1-0005-05
新型城镇化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四化发展”路径之一，旨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和谐发展。［1］新型城镇化进程不仅推动着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互驱互动的内在联系，职业教育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囊团，区域经济是职业教育发展“造血者”，为职业教育提供经济支撑。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通过学校与产业接轨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与职业教育发展存在“两张皮”现象，本文旨在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不作为”现象进行批判，探析“不作为”背后利益主体间的选择与博弈，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走向真正的联动。
一、一种批判：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不作为”现象
新型城镇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与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建设路子”。［2］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顺利进展的必然选择，职业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的现实载体，企业作为区域经济的现实载体，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间的联动发展具体表现为职业院校与企业间的联动合作。［3］基于现象学的视角，观照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实践，对两者间联动目标、联动的“作为”与联动的文化生成进行现象学批判。
（一）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目标定位的现象学批判
教育的普遍宗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是以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知识、懂技术、会思考、有能力、有道德的现代城镇居民为根本出发点，推动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由物质层面走向精神层面。基于现象学的观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最核心要素是培养学生真正的智慧，智慧既不是学生记住的书本知识，也不是学生经过训练掌握的基本技能，最重要的在于指导学生如何思考，通过“思”形成成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4］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明显偏离了合作的原有轨道而更多指向功利的目的。职业院校推行校企合作模式是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关注地方政府需求与市场需求，旨在通过合作能够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将学生培养成为畅销“产品”促进学生就业。职业院校的培养目的搁置了学生的需求，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导致学校“育人”功能的缺失。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合作的目的在于利用学校的免费劳动力赚取利润，在校企合作中，学生不是作为一个学生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工人而存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在其实际合作过程中没有以培养学生的“智慧”为根本目的，目标定位的偏颇销蚀了学生的主体性，阻碍了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使得学生成为一个知识的容纳器。
（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作为”的现象学批判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既能促进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的提升、培养优秀的城市建设人才，同时，又能推进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各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呈现出一幅蓬勃发展的景象。现象学提倡“面向事情本身”，要求人们抛弃先入为主的观念，直接面对思考对象本身，在胡塞尔看来，人们在认识对象之时，容易受原有观念与外在环境的影响而无法真正的认识对象，应采取悬置的方法而直达事情本身。［5］从现象学的视角审视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事实，二者之间的联动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契约保障如同虚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仍停留在表层上的互动合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趋同。职业教育肩负“育人”与“服务经济”的双重重任，与普通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由于职业院校最初发展是以普通教育办学模式为蓝图，一直受其办学模式的影响，不能完全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适应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就业方式的转变与行业的发展。
2.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的配合度不够。新型城镇化进程导致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对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人才培养规格与规模提出相应要求，然而职业教育滞后性与前瞻性不足导致其无法适应城镇化发展需求。
3.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行业、企业往往处于被动的角色，参与度不高。学校与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也多由职业院校进行策划，两者之间虽然订立契约保障，但多流于形式而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间文化生成的现象学批判
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各自有着独特的特征、行为态度、价值观念以及思考与组织生活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分隔、相互对立的两个不同的世界，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从陌生世界转向交互世界，推进两者之间共同文化的生成是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支撑。胡塞尔认为，分享同一个文化世界的人可以看做是家庭同志的关系，他们一起成为文化的建构者，分享同一个世界，养成共同的信仰与习惯。［6］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共同文化的生成是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处于一种“阈限”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互动基于短期利益的驱使，文化间的差异使得学生成为学校里的陌生人，企业中的旁观者。职业院校在培养学生时是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强调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培养，忽视学生的适应能力、价值观、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学生以学徒身份进入企业，难以融入企业文化，感觉自身处于“局外人”的尴尬境地，导致学生缺乏归属感。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间的合作缺乏共同文化世界的建构，两者间共同文化的缺失造成学生难以真正的实现从学校到工作场所的过渡，不能真正践行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达到合作“双赢”的局面。
二、利益博弈：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不作为”的原因
政府、企业、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背后的主要利益主体，不同利益相关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利益冲突。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不作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协商、选择、博弈的过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衍生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企业与职业院校、政府与企业、职业院校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
（一）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是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双方各自“利益”的驱动，同时，由于企业的终极目标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职业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育人和提供社会服务，二者诉求的差异导致利益冲突。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促进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职业院校要提高自身办学质量，则主动积极地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以适应城镇化所带来的挑战。学校要培养理论知识过硬、实践技能强、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实现其育人功能需要企业的介入，发挥企业在“技能培训”与“需求导向”方面的优势，在合作中企业也可以为职业院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师资支持、设备支持等，成为职业院校发展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企业在与职业学校合作过程中缺乏合作的内驱力，“搭便车”问题严重。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同培养人才不仅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还担负着“为他人做嫁衣”的风险，企业认为参与校企合作自身受益较少，难以收获短期效益。企业为使合作风险最小化，只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为职业院校提供帮助，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仅仅限于表层合作、虚假合作。
（二）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在推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目标是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品质与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立足于整个区域公共利益的发展。政府从社会大局出发，关注经济发展的动态走势与发展的长远目标，对经济的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一个宏观的调控，为提高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能够为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补贴。企业作为一个以为自身创造更多的利润为宗旨的个体组织，主要关注企业自身的发展与短期内的经济效益。企业在校企合作中除了政府给予的实习资金补贴以外，同时也希望在税收方面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税收作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不会轻易给与企业更深层次的优惠，由此产生利益的冲突。此外，由于企业的短视性和逐利性，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只关注眼前利益，往往会采取以牺牲环境或者损害其他组织的行为来获取利益，新型城镇化倡导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行为违背地方政府的主导意志，与政府间产生分歧与冲突。
（三）政府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博弈分析
政府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职业院校作为公共部门，发展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希望政府能够在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方面给与更多的优惠。政府方面则希望职业院校自身能够主动的寻求发展而不是被动的等待政府支持，能够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政府与职业院校间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即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职业院校寻求自主发展的积极性较低，职业院校在主动发展与被动等待方面更多的倾向于消极等待。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职业院校作为公共服务机构，通过培养合格的现代城镇居民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从职业院校的层面来看，职业院校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会主动扶持职业院校的发展，职业院校的“等待”策略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利益最大化。（2）职业院校与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政府管理与自主发展之间的冲突。职业院校的发展依赖于政府，需要满足政府的政策要求，服从政府的管理，职业院校同时还肩负着满足学生的需求与市场的需求，有着自主发展的要求，政府管理过紧、过死会影响职业学校的发展。
三、走向务实：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办实事”变革
基于对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批判与背后利益博弈的分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要走向办实事层面需从三个方面入手：以生为本的职业教育与以市场为本的区域经济结合为价值导向；以构建政府、企业、学校合作共同体为实践途径；以有效互动机制的建立为保障。
（一）价值导向：坚持以生为本的职业教育与以市场为本的区域经济相结合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应从工具走向价值，坚持学生需求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价值理念。在查尔斯·泰勒看来，“工具主义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靠的合理性。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主义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7］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更多的关注市场发展需求，注重经济效益的取得，导致学生的内在需求与市场需求间的割裂。学生内在需求与市场需求的结合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前提条件，主要从三个具体层面展开。
1.关注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存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情感与归宿的需要、获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学生的内在需求不仅是就业需求，学校还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获得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2.关注市场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发展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越益增高，社会的进步需要懂技术，会思考、有智慧的新型人才。职业院校要真正的牵手企业，则必须在人才培养规格上面能够符合社会发展需求，要打开门做生意而不是“闭门造车”。
3.实现学生需求与市场需求的结合。职业教育在面向市场需求的同时应该关注学生内在素质的培养，注重培养企业所需的能力与知识，坚持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也应给与学生必要的尊重与情感关怀，帮助学生在企业中能获得归属感，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真正服务于企业经济的发展。
（二）实践途径：构建政府、企业与学校合作共同体
政府、企业与学校作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主要参与者，构建政、企、校合作共同体是实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基本途径。合作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三方找准自身的地位，各司其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基于共同利益的驱动将三股分散的力量聚集形成一种“合力”。
1.政府在合作共同体中扮演者一种总指挥的角色，是企业与学校间合作的桥梁与宏观调控者。政府基于对职业院校与市场经济的意图与需求的调查分析基础之上，为职业院校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营造优良环境，将所获得的信息反馈给职业院校与企业，增加两者之间的契合度，为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提供政策支持与条件保障。
2.企业在合作共同体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影响着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规格的变化。在合作共同体中，企业应该积极参校企合作，主动走进学校，由表面合作走向更深层次的合作，通过建立实训基地和合作项目的开展实现校企合作办学，为企业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发挥职业院校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囊团的作用。
3.职业院校在合作共同体中起着主体的作用。职业院校是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的主要推动者，职业院校应紧扣企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办学模式、专业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方面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同时，职业院校需要找到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兴奋点”与“切入点”，主动寻求与企业间的合作，促进学生的就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实施保障：建立灵活有效的联动发展机制
建立灵活有效的联动发展机制是推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利益分享机制、协商交往机制与监督保障机制三大机制。三大机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协商交往机制旨在找到利益共同点，共同利益是三方合作的前提，利益分享机制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强调利益的差异性，监督保障机制是“无形的手”，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如图1所示）
协商交往机制最初是用于政府、公会与企业三方劳动关系领域，将劳动关系中的协商机制移植到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中来，主要指政府、职业院校与企业三方合作机制。政府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制定政策时，通过与职业院校和企业进行沟通交流使其参与决策制定，三方通过协商找到“利益共同点”，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
利益分享是一种新型的经济观，基于社会主义经济主体与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强调个体的差异性。［8］基于各相关主体参与程度的不同、所做贡献的不同，所创造的利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利益分享机制打破原来浑水摸鱼的局面，坚持多劳多得的原则，根据参与主体的贡献的多少决定其所获利益的多少，利益分享机制的建立促进相关主体从利益冲突转向合作共生。
监督保障机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针对政府而言，政府需要为校企合作搭建有效平台，既保障学校育人功能的实现，也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政府要对积极参与合作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奖励措施。另外，政府应该对企业进行监督，避免企业“搭便车”的现象，明确校企合作中企业应该担负的责任，为校企合作建立严格的标准，政府监督保障机制的构建旨在促使校企合作由政府驱动走向自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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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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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