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孟子；柏拉图；轴心时代；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64-02
孟子与柏拉图同为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分别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杰出代表，都对其所处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者都面临着原有秩序紊乱急需构建合理秩序的时代问题，因此在孟子和柏拉图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本文立足于文化比较的立场，试析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内在理路，着重诠释两者在政治取向的时间方向、政治合法性的由来、政体结构以及政治秩序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的不同，由此以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明演进路线的不同。
一、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公元前5-3 世纪也就是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时期，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积淀，东西方文明都遇到了发展的困境。在东方中国表现为“礼崩乐坏”传统秩序的崩溃，在西方希腊雅典则表现为城邦危机。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同，东西哲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都构建了不合时宜的理想世界———乌托邦。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论述的“他将乌托邦思想划分为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在同样的挑战环境下，灵魂在生活方面表现出各种不同方式，这表现为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所谓的“复古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指在社会动荡不安时期，人们往往幻想着回到过去的幸福岁月，而且社会越是动荡，那个非历史的理想距今越久远，它就越趋于完美。”[1]孟子祖述尧舜，美化尧舜时代的“法先王”思想显然是属于复古主义的。比较而言，柏拉图《理想国》所构建的理想王国则属于“未来主义”，因为柏拉图所建构的以“哲学王”为城邦统治者的政治构想是其知识理性的推导，“哲学王”只能存在于未来。此外汤因比认为“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试图逃避令人厌恶的现实生活，打算一步跨进去进入一个时间隧道，可是又不放弃尘世生活。这两种试图逃避现实，可是未能逃脱时间维度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尽管它们都可以成为绝望之举，可事实证明，它们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两者只不过在方向上有所区别———一个逆时间之流，一个顺时间之流，都是极力想冲破现实的困境。”[1]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与柏拉图在政治取向的时间维度上是截然相反的，但两者都勾画了试图摆脱现实困境而又不合时宜的政治蓝图。中西学者都曾注意到“复古主义”这种文化现象，并对其所表现的特征进行过阐述。然而尽管很多学者对我国传统历史中所表现的这种“复古主义”文化表征多有阐述，但尚未对此现象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是从历史中攫取思想资源，孟子之所以采取诠释经典以宣传自己的学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余英时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谈到“三代以来不断损益的礼乐传统为轴心时代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所：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自礼乐传统中来，而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状态则都有是可忍，孰不能忍之感，因此他们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这一传统的构想，并且以此为始点而发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统学说。”[2]余英时先生所论述的同样也是适用于孟子，这是孟子政治思想所由来的内在路线。此外孟子所体现的复古主义亦是一种潜意识或者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结构，这种历史理性是历史长期的产物，这主要与先民的祖先崇拜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关。此外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者在研究“复古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时表明“在减少成本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为了更有效地获取和加工信息，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近邻那里获取新的信息。由此而来的“近邻效应”表现为制度行为的历史依赖性，即过去的行为对新的行为趋向发生着重要的制约。”[3]这种“减少成本”的“近邻效应”同样适用于思想的演变，孟子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从“近邻”———三代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总之，我们可以说孟子政治思想所体现的这种复古主义，是自觉与本能反应的产物。在原有秩序崩溃，处于急剧变动的陌生的新环境中，人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传统的思想资源，依靠熟悉的固有思想经典进行重新阐发，从而建构起某种信心与信任以应对当下的挑战。孟子依托“先王”的复古主义一方面是社会潜意识的表现，这是不自觉地认知心理本能反应，这主要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农业生产重视传统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有孟子自觉的托古改制以减少成本，便于宣传学说与政治主张的现实需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众普遍的祖先崇拜心理而采取的自觉复古行为。相比于孟子的政治复古主义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柏拉图的政治未来主义则是知识理性的产物，这是和古希腊特有的以知识为对象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未来主义，都各自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特色。
二、圣王与哲学王
中西哲人面临时代问题，提出了不同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为孟子构建起以圣王为核心以教化为手段的王权主义社会，柏拉图则主张具有知识性的哲学王统治城邦已解决城邦危机。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期，思想文化也由神性向理性转变，“‘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也是表达政治思想的主要命题。”[4]通读《孟子》，我们可以了解孟子所推崇的古代圣王无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孟子·万章》所见尧因舜具有至德让位于舜德和“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等都是例证，与此同时这种由圣而王正是儒家所秉承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路线。孟子所主张的圣王一体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有德之人与王往往是相分的，而不是圣王一体化，面对该问题孟子是怎样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圣王一体化，其一是实行禅让制，让位给有德的圣人，其二是让统治者成为有德之人，实行仁政，显然孟子是主张后者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孟子宣传仁政的现实活动中得知，孟子之所以放弃禅让制这与其经历的“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而致使燕国大乱”有着密切关系。柏拉图所阐述的哲学王亦有这两种途径，然而由于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因此柏拉图较倾向于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通过对比中西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所建构的是一种王权社会，而非民主制度，是一种人治社会。孟子之所以采取王权社会的政体构建，显然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问题往往是聚讼不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认为中西方国家产生的路径不同，因此也对其所处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我们赞同恩格斯指出的一种国家形成的道路，即由氏族共同体管理职能发展成为对社会的统治，在此我们比较赞同“治水文化”对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特殊路径，致使后来集权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影响后世，这正是孟子提出王权主义的政体历史根源。而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则是在融合了当时希腊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创见。由此可知无论是孟子圣王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都与其所处时代思想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因时代要求而有所更新。孟子所推崇的圣王与柏拉图所建构的知识性的哲学王是截然不同的，归根结底是中西文明形成的路径不同致使的，同时也影响了以后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数。
三、道德教化与城邦法律
中西哲人在论及社会秩序的运作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孟子主张的是圣王实行仁政以教化百姓的“先知觉后知”圣王贤臣亦是先知者，孟子所构建的官僚体系同样也是具有德性的，而非柏拉图所谓的专门知识性的专业官僚。柏拉图开始主张由哲学家来当国王，进行人治，但是在政治实践的失败挫折使他逐渐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篇》中指出：“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5]此外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5]由此可见，柏拉图十分重视法律在城邦秩序维护中的重要地位。曾有学者认为，西方希腊文明重视法律与他们的海洋商业文明有着密切关系，在此不在探讨，只是作为孟子政治思想的参考系，以突显孟子政治思想中的德性教化。那么孟子为什么会产生以道德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呢？我们认为这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孟子的“性善说”推导出德性教化，以及对法律的漠视。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手段，如果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利用外在的法律手段去制约人的行为。俞吾金认为“性善论本身蕴含的就是单纯的道德维度，因为善恶问题通常是在道德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一观念自身就隐含着对法律理念的排斥。”[6]此外历史传统也为孟子道德教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孟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是礼乐传统，礼乐传统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教化，而非法律的强制作用，因此孟子的圣王教化的思想依然是延续早期礼乐传统的道德教化。
四、结语
孟子与柏拉图同处轴心时代的大背景之下，两位先贤面对同样的时代困境，却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思想，这显然是其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通过比较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早期文明即前轴心时代文明对轴心时代文明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文明模式和文化气质铸造了孟子与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与此同时在中西比较视域下，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
参考文献：代写论文Dylw. net
[1]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余英时.论天人之际[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4.
[3]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社会学研究，1994（4）.
[4]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俞吾金.生活与思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