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莉 袁爱玲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 要] 对广东省13所乡镇幼儿园园长课程管理观念的调查发现，当前农村幼儿园园长的课程管理观念具有以下特征：“平面”的课程管理范畴意识；集权于“我”的课程管理组织意识；重文化传递的课程管理型态意识；“贫瘠”的课程管理策略意识。农村幼儿园园长课程管理观念应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发挥地方课程管理部门职能，共建农村幼儿园“伙伴式”课程管理共同体；重寻“为人”之课程管理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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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课程管理；管理观念；农村幼儿园
一、问题提出
课程在幼儿园教育工作中占据核心地位，是实现幼儿园培养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幼儿园能否通过课程的实施、评价有效地实现其培养目标，主要取决于其课程管理的质量水平。课程管理是“课程当事者基于课程发展之需求，对于课程目标、内容、组织、实施、评鉴、改革等过程建立管理机制并协调安置相关要素，借以凝聚方向，实现理想的历程。”目前在幼儿园课程管理研究上表现出两种倾向：学前教育领域的学者关注国家一地方一幼儿园三级管理体制的整体问题研究；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侧重幼儿园自身在课程方案开发、教材选择、教师培训、课程实施中的管理活动。众所周知，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法律制度可以塑造社会事实，对社会的所有成员产生影响，因此幼儿园园长所持有的课程管理观念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管理行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中最大差异抽样的策略，即被抽样本所产生的研究结果将最大限度地覆盖研究现象中各种不同情况，考虑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域文化差异、园所不同体制，本研究选择S区、J县、L县、H县所辖13所乡镇幼儿园园长为研究对象。这些幼儿园涵盖了公办园、民办园、集体办园、小学附设园等性质，目的在于了解不同办园体制的农村幼儿园园长对于课程管理的理解具体有何种同质表现或差异。研究者分别对13位园长进行了结构式访谈，同时对幼儿园课程管理现行相关制度文本（管理制度、教师教案、反思等）以及幼儿作品、作业进行分析，观察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并与教师作非正式交谈，以此互证园长在访谈中所表达的观点。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课程管理的内容：“课”
农村幼儿园园长认为课程管理是对“课”即教学活动的管理，听课、评课是管理的主要方法，其目的在于规范教学。“如果可以的话每天都会去听课，组织大家来听课、评课、探讨，让老师共同学习。”( F-Z-Pl)在园长们看来，严格按照计划、教材、作息时间实施课程是规范教学的标尺。“我们有个作息时间表，我们都要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走，我们都按照教材来上课，按照计划走。”( F-L-Pl)
以教学为中心的幼儿园课程管理秉持着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只有对教学过程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才能成功地将规定的课程付诸实施。这种课程管理观念受结果驱动的方式影响，割裂了教学与课程的关系，弱化了课程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地位，同时折射了这样一种课程管理文化：将教师作为幼儿园运行的动力，关注的焦点是教师的教学而非幼儿的学习。
（二）课程管理角色关系：“我”与“他们”
当问及幼儿园课程管理的工作都有哪些人参与时，大部分园长回答“都是我在做”，同时园长们对自己课程管理者的角色定位体现了一种任务特点，如有园长说：“你要去了解老师这些课程，他们上课上得怎么样，然后小孩子他们接受程度怎么样，要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就是日常要去监督、跟踪。”( F-Y-P2)还有园长认为“起到一个约束作用，就是约束他不要超范围啊，就是不能让他想怎样就怎样。”( F-G-P2)
“监督”“约束”意味着园长会直接介入教师的工作，主要发挥指导教师执行任务目标以及控制课程实施方向的作用。在园长眼中，教师应是既定课程的忠实执行者和实施者，教师应当依附于完全规定好的课程，只须遵循不需要改变。如有园长说：“教师的职责就是制订和执行教育计划，完成教育任务，严格执行幼儿园安全、卫生保健制度……参加业务学习和幼儿教育研究工作，定期向园长汇报，接受其检查和监督”。( W-N-P53)“参加”“汇报”“接受”圈定了教师“受众”的定位，正如一位园长明确指出：“每个学期一开学就安排这个学期的工作嘛，安排下去之后，老师们就会按照我的安排，把计划啊什么的交给我们。平时的话我就会看下他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计划做，然后我就会让他们提下意见，就是哪里你觉得这样子会好一点，都有叫老师反馈一下。”( F-G-P2)
社会认同理论与自我类别化理论揭示了个体从独立个体到群体成员的过程，其实质是“去个性化”，实现对群体的归属和成员身份的定位。印幼儿园情境激活了园长的身份意识，“我”即园长，“他们”即教师，由此划分了两个不同群体类别，即园长和教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彼此是一种“他群”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教师是“外人”，可见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园长与教师是控制与执行的等级关系。
（三）课程组织模式的管理：以内容和目标为核心
目前农村幼儿园课程一般都是以内容为核心的课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习者的学习方式比较被动，知识的积累速度较快，通过解释展示正确的理解力，持续依靠教师或资源进行学习，实施程序简单的评价。
1．“以教材为纲”选择学习经验。
学习经验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确定哪些种类的经验可能达成既定的教育目标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构建将会在学生内部引发或产生所期望的那些学习经验的情境的问题。课程目标与学习经验的选择具有关联性和互动性，前者决定了后者的方向，而学习经验又影响着课程目标。受访对象普遍认为课程目标就是教材上的目标，如有园长说：“我们3岁、4岁、5岁（即小中大班）都把课程的总目标作为分阶段目标的依据，这个总目标指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那个教材上面的目标。”( F-X-P5)
一方面所有幼儿园选择的都是县、区教育局指定或推荐的教材，并根据本园情况选择一些早期阅读、英语等活动作为“特色”，在教材选择上缺乏自主权。另一方面，幼儿园对学习经验的选择又过分依赖教材，如有园长坦言：“大部分主要都是参考教材。为小朋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们选择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这一套教材，另外还有安全课程和礼仪课程。”( F-Z-P5)课程文本给教师和幼儿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但不应当成为幼儿惟一的学习经验来源。当把课程目标等同于教材目标时，编写逻辑严密的知识就成为课程的主要内容，自然就会忽略儿童经验自身内在的联系。
2．以教师为中心实施课程。
当谈到幼儿园课程实施遇到的问题时，园长们都将焦点对准了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师资流动性，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园长对课程实施关注的重点是教师的“教”而非幼儿的“学”，从幼儿园采取的课程内容补充措施也可窥见一二。在教材使用中如果发现了课程内容适切性的问题，园长会“叫年级组长或教师自己去找来补充，如现在使用的教材涵盖了语文、数学、健康还有社会领域，但音乐方面比较少，我就会让老师们自己找一点补充上去。”( F-G-P8)可见，幼儿园在课程编制及课程内容的修整上考虑到了领域的全面性，但并未关注幼儿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很少倾听、了解幼儿的感受和意见。如有园长谈到：“H老师让孩子在本子上练习写数字9，一个小男孩在本子上画圈圈，圈圈里面画着☆，还用的是加法的格式。我说：‘你画了好多轮胎啊！’他低头嗯了一声：‘我不喜欢写字。”’( G-TL-P15)还有园长讲到：“我们都主张老师提问小孩子答，小孩子不是有很多答案嘛，然后老师就把正确的答案告诉小朋友，我们都是这样的。”(F-G-P4)显然，幼儿成了学习的客体，教师牢牢控制了课程实施的“前台”。
诚然，教师对课程实施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但幼儿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幼儿展开自身生活，伸展个性。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课程实施模式，高度关注教师的知识结构，强调教师在教学情景中对学习者行为的“控制”，建立和发展的是一个以规定知识和技能为重的组织机构文化，由此创建的是一个已经预先确定课程结构的教育框架体系，必不利于儿童个性和谐健康发展。
（四）课程管理策略：着眼于教学效果和学业成就
课程管理策略就是为了达成课程目标，将课程相关政策与行动加以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措施，丰富的课程管理策略可以成为推进幼儿园效能的机制，但教学和效果仍然是农村幼儿园园长们课程管理策略中的“主旋律”。
1．以“绩效”为重的课程评价。
园长们普遍认同课程就是与知识、技能有关的“课”，课程实施必须依赖已有教材，因此他们对教师的评价主要就是评教学和常规。其中，听课是评价教师教学的主要方式，多以园长和行政人员为主，也有教师群体参与的相互评价，关注的是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教学方法、教学常规、“是否遵守了幼儿一日生活作息时间”( F-C-P9)，同时还要求教师自己对教学进行反思。不过园长们也承认，一般来说“公开课、示范课、教研课的时候说得多一点，平时让老师自己去反思，老师只是应付地写几句。”( F-M-P8)
另一方面，园长们均认为对幼儿的评价，就是从幼儿对学习内容的接受程度、能力的发展，即学业成就方面来考量。如有园长提到：“w老师向我推荐一本拼音本，说是写得很漂亮，都是孩子写的算式1+1=2，上面用红笔批改了100分，还加了2个‘优，，我觉得这样就很好。”(G-JH-PIO)除了S区M园长、C园长谈到开展每月或期中一次阶段性评价，其余幼儿园都是学期结束时通过抽查、测试或者考试的方式来考察幼儿的发展情况，“还有就是家长开放日活动……让家长看到日常生活、课程教学，各个环节都开放、透明，家长完全能看得到效果。”( F-C-P9)这种对结果、效益的追逐，使得幼儿园必然会“将课程目标建立在可测量的表现目标之上，要求学生确实达到预期的表现水准，再以明确的标准加以考验，这样的课程管理由此是建立在‘绩效评量，系统之上的。”
2．以公开课为主要形式的园本教研与培训。
如有园长谈到：“一个星期下来，我们会根据哪些老师的课上得不太好，存在什么问题，找他们简单地谈谈想法，下次予以改进。”(F-Y-P6)还有园长谈到：“我们一般会通过每学期的公开课、教研活动或者园领导去上一两节示范课，进行园本培训。”( F-M-P7)可见，以讨论怎么上课为目的的教研活动，也承担了本园对教师进行专业培训的任务。园长有迫切的对教师进行课程专业知识培训的意识，但是由于农村幼儿园园长本身在专业知能上的欠缺，使得他们在教研与培训上举步维艰。
单薄的园内教研活动显然不能满足农村幼儿园师资培训的需求，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关于课程领域的专业培训又乏善可陈，园长们普遍对专家的帮助、到发达地区幼儿园参观学习的机会、针对不同类型教师进行不同专业领域培训有着强烈的诉求。
四、农村幼儿园园长课程管理观念特征分析
（一）“平面”的课程管理范畴意识
任何一个从事课程管理工作的人必先要问：我们正在管理什么？西方哲学传统对于管理的观点，重视隐含于宇宙内在与生态之间平衡的律动美感，认为应追求全体经验与全体存在的圆融，将管理扩充为人与万物整体创造的历程。课程管理的对象是“课程”，而课程是一个过程概念，是环境与课程要素输入和输出不断交互作用的演化历程，包括人、物、课程三因素，而不仅仅是“课”，这三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制约着课程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因而园长们对课程内涵的觉知与课程管理范畴的理解必然密切相关。
在农村幼儿园园长看来，课程“主要是开发小朋友的学习兴趣，学到身心发展的知识，主要是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学习兴趣，”( F-Z-Pl)让幼儿“自己去探索里边的一些知识，发展他们的技能，培养他们的能力发展”，(F-T-Pl)以及五大领域的内容和活动。他们对教育的理解更倾向于内容的传输，课程更集中于教学内容，没有考虑课程结构上的多重性及概念上的丰富性，如对幼儿产生教育意义的事件、幼儿经验、环境、人际互动关系、制度等，从而更多地彰显了工具理性主义的特点，幼儿的任务就是尽力有效地学习幼儿园提供给他们的内容。
在这样一种课程观的指引下，园长们进行课程管理，管的就是“课”，“听课”“评课”就是主要的管理手段，以此监督教师严格按照计划、教材、幼儿一日生活作息时间来实施课程。这种课程管理观念基于一种以教学为中心的基本假设，导致将课程管理的重点放在教学行为管理上，通过对教学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以确保教学秩序与教学效率。这无疑窄化了课程管理范畴，忽视了对课程资源的支持以及显性课程与潜在课程等课程结构的不同面向，没有注意到课程的动态发展。
（二）集权于“我”的课程管理组织意识
从本研究结果可知，农村幼儿园实行的依然是强调理性和合法性权威的“科层组织结构”，其顶层是园长，向下延伸依次是副园长或园长助理、教研组长或年级组长、教师。农村幼儿园园长认为课程管理者就是“我”，课程管理权力应当握在等级制结构的顶端——园长手中，推动课程管理的是以园长为核心的行政人员，实际运作中的课程管理组织由此更倾向于传统的行政取向管理。如课程计划由园长统一安排或者一人包办制定。在这样的课程选择中，经过“我”的赋权，处于等级制结构中部的年级级长或处于底层的教师可以进行补充，课程实施凭借以园长为主、行政人员为辅的检查和巡视进行监督和规范，依靠抽查幼儿、对幼儿进行测试来检测幼儿学习成效，同时通过听课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价。在园长们看来，管理者是“监督者”“约束者”“规范者”，以此约束教师，使他们“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虽然幼儿园没有制定与课程管理直接相关的制度，但是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有着“心知肚明”的规范：为了保证幼儿园的教学有章可循，幼儿的学习与教师的教学都必须遵循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按照作息时间走”是园长对教师课程实施的基本要求。幼儿园规章制度里制定的教师工作职责也是“执行计划”“参加学习”“汇报工作”“接受检查”，教师很少在课程管理工：作中承担责任。这种按照岗位职能进行的分工，是为了保证幼儿园的组织秩序，并获得较好的工作效果，而这种行政倾向的组织意识由此自然会把其他课程当事者——教师、家长、幼儿排除在课程管理权责之外。
（三）重文化传递的课程管理型态意识
巴特瑞依据不同教育哲学衍生出四种管理型态：文化传递型态、儿童中心型态、社会重建型态、经济效益型态。文化传递型态的管理者基于文化传衍之使命，重视知识的传递，主张建立可依循的目标为引导，采取层级制的管理型态，教师负责传授知识，学生负责接收学习，由高层领导者负责管理。本研究中，园长们普遍认为课程是知识、技能、能力、生活习惯、领域内容等，这些都是前人所创造、既定社会文化中的内容，属于一种面向过去的前喻文化。教师实施课程的情况也反映了这种意识，如右园长提到：“孩子一遍一遍地跟着Y老师读儿歌，当孩子不跟读时，老师大声说：‘我叫你们跟着老师读！’Y老师问：‘天空是什么颜色的？’一个孩子回答‘白色的’，Y老师提示‘是白色的吗？’另一孩子马上回答‘蓝色的’。Y老师：‘对了，天空是蓝色的。’”( G-NT-PI)教材上的内容才是标准答案，幼儿只需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即可。园长和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调整多考虑使用者即教师的需求，如有没有与教材配套的教具。园长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以“幼儿学习内容的接受程度”( F-Z-P9)为标准，有的甚至通过期末考试对幼儿进行测评。教师在教学之后对效果的分析，也多是“内容较实用，幼儿很容易掌握”等( W-H-Z)，幼儿“掌握”得好坏代表了教学效果的好坏，也反映了教师所秉持的信念：只要幼儿能说、能做教材上的内容就是好的教学效果，由此教师会倾向于使用模仿、记忆等办法进行传授，以让幼儿有效记住教材上的内容。仿佛是多米诺骨牌，园长带着对前人文化进行全方位复制之价值取向进行指引，教师成为传递知识的工匠，而课程本应观照的主体——幼儿的可持续发展被置于口号化的地位，无法真正落实。
（四）“贫瘠”的课程管理策略意识
农村幼儿园园长们所采用的课程管理策略可以概括为：针对教学活动的教研活动；不定期以教学为主的教师培训；以教学为指向的课程评价。在课程管理策略的采用上只考虑了教学这一向度，这也与园长“平面”的课程管理范畴意识相互印证。可见，园长对课程管理策略内容的理解也是相当“贫瘠”的。
1．窄化的课程评价观念。
以教学效果和学业成就为规准的课程评价观念，与传统的课程评鉴一向依据心理学或科技理性，课程评价偏重学习成果的评量，以达到效果、效率和控制的目的不谋而合，无疑窄化了课程评价的应有之义。幼儿园层面的课程评价应当在全面分析影响幼儿园课程管理的因素基础上，旨在促进幼儿园课程目标的达成，了解课程运作与实施的相关问题，收集行政人员与教师对课程管理的意见，凝聚教职员工对课程的认同与共同发展的愿景，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对教学与学习结果的测量。
2．模糊的专业发展观念。
园长们经常谈到的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是农村幼儿园主要的教研形式，也是主要的园本培训方式，目的是为了让年轻教师知道教学的基本要领，对年长教师而言则是如何更好地进行教学。教师专业发展如果旨在促进教学技能的进步，而不重在课程专业知能的更新，就容易把教师变成传输知识的工具。
五、改善建议
（一）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转变
从伯通、米狄伍德和波拉曲夫德( Burton，Middlewood，Blatchford)架构的学校课程立体式管理模式（见图1）可以看到，课程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体，因而“立体”的课程管理应将愿景、策略、结构作为三个重点，兼顾学习的课程、教导的课程、支持的课程，并在此过程中组织好与协调好人、物与课程的关系，使课程的编制、实施、评价向着预定的目标发展。
在“立体”课程管理观的指引下，围绕课程目标采取行动、进行资源分配的课程管理策略也会相应“丰满”起来，如应将幼儿园课程发展愿景、幼儿园课程条件分析、幼儿园课程组织的健全发展、整合课程资源、举办课程设计竞赛、出版幼儿园课程专刊、推进教师课程专业知能的发展、形塑教师即课程研究者理念、鼓励教师进行课程行动研究、革新幼儿园本位课程等策略整合成为一个整体，以增进幼儿园课程管理的效能。
（二）建立“伙伴式”课程管理共同体
“伙伴式”课程管理共同体涵盖了两个层面的“结伴互助“：首先，地方课程管理部门应当为农村幼儿园的共同发展构建一个地方性互助学习型组织，促进农村幼儿园之间、农村幼儿园与城市幼儿园之间集体学习和学习集群的建立。如利用网络平台达成园际合作，引导园长、教师共同探讨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课程实施中遇到的困难、课程评价的开展以及共享各种课程专业讯息，还可以乡镇为单位或城市园与农村园结对，共同开展课题的申报与研究等。另一方面，实际上教师在参与幼儿园课程管理的过程中会推动其专业的有效发展，教师不应是“他们”而是同样承担着课程管理职责的“我们”。地方课程管理部门开展的教研活动不能仅仅关注教师的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还应注重教师在课程编制、课程评价等方面的知能增长，同时倾听园长和教师的诉求，有的放矢地开展以课程领域专业知能为核心的园长和教师培训，通过自主的专业发展深化其对课程的理解。
其次，幼儿园层面“伙伴式”课程管理共同体还包括课程专业工作者、家长、幼儿及农村的整个社会群体，课程管理不应是园长的专属权利，而是“众人之事”，通过管理伙伴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幼儿园在充分了解课程情境条件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和挖掘现有资源，同时增进社会大众对课程的了解与认同，推进农村幼儿园课程管理工作。
（三）建立“为人”的课程管理型态
教育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教育，由于课程系统特有的专业属性，应当突显“人”——即幼儿本身在课程管理中的地位。文化知识的传承固然是教育目的之一，但不能将幼儿“淹没”于其中。课程管理应当考虑到幼儿的兴趣、经验与身心发展需求，课程目标应当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求，而不是仅仅依赖教材上的目标；在课程评价上应当关注幼儿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发展的结果，同时尊重幼儿对自己与同伴学习的评价。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儿童应当扮演一种主动涉人的创造者及建构者的角色，重视主观性及质化的教学互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