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9日—11日，第十一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井冈山市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主办，江西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语文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52篇。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徐建国副总经理，江西教育出版社廖晓勇社长、周建森副总编辑出席开幕式，并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主任谭景春代表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在开幕式上通报了此次会议的筹备情况。
本次学术研讨会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会议论文内容涉及辞书理论与辞书史、词汇语义学研究、辞书的编纂修订、辞书的规范化与现代化等方面。
一、辞书理论与辞书史
语汇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徐时仪《〈汉语大词典〉所收习语俗谚探略——兼论语词分合》以《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水部所收的习语俗谚为实证，讨论了语词分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对“语词分立”应持审慎的态度。周荐《汉语熟语研究的正业与要务》提出了将汉语熟语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结合的新思路；认为将语汇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独立出来仍有待考量。刘静静、徐时仪《论“语”“词”的分与合》，赵越、周荐《从词汇学的体系性看“语词分立”说》，也从不同角度就“语词分立”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语汇的论文还有：李淑珍《试论俗语的同一性和同义性在语类辞书编纂中的作用》、温朔彬《论大型工具书〈语海〉编纂的特点》、王海静《论书证对“成语”辞书编纂的重要作用》、汤仕普《试论分化成语》等。
李仕春《框架语义学视阈下的词义衍生研究——以多义词“看”为例》用框架语义学理论解释了“看”的多个义项的形成原因。王洁《定中结构“平行式”多义词义项的语义距离考察》以定中结构的平行式多义名词为例，考察该类名词义项的语义距离。赵红梅《论同义词词典的学习属性》分别从功能、收词、词目信息及释义等方面对同义词词典的学习属性进行了探讨。
李孝仓《专书类辞典编纂中有关词汇的基本问题——以〈春秋左传辞典〉为例》，指出处理古代专书词典中的语文词汇条目时，需要解决好两个基础问题——古代文献用字与文献词汇的确认；两个核心问题——专书词典的收词立目与语词条目的释义。赵家栋、马雅琦《〈说文·水部〉与〈汉书·地理志〉异文研究》从文献学等角度对《说文解字》与《汉书》的异文从字、词、句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潘牧天《文献异文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对《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大量的例证进行研究，论证了异文对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叶军《现代辞书文化之滥觞——对商务印书馆早期辞书出版的几点思考》对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代表性辞书，特别是各类首出辞书进行了概括性梳理，总结出三大出版特点，并分析了这些鲜明特征对中国现代辞书事业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高永伟《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英汉词典》则从英汉词典的角度回顾了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辞书出版活动。谢仁友《赵元任先生对辞书学的贡献》研究了赵元任先生对辞书编纂和辞书学研究的重要贡献。陈明娥《朝鲜时代汉学辞书的编纂特点及价值》介绍了朝鲜时代辞书的四大类型及其编纂特点，并从文献学、汉语史及语言教学价值等角度进行了讨论。
二、词汇语义学研究
晁继周《说“标志”与“标识”》从问题的产生、当前“标志”“标识”的使用情况、词典中对“标志”“标识”的处理三个方面讨论了“标志”与“标识”这组异形词，认为可以把“标识”处理为“标志”的同义词；提出词典必须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要关注、解决异形词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姜仁涛《〈现代汉语词典〉（第6、7版）与异形词规范》对该词典中的异形词进行了统计分析。谭景春《动词的目的義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处理》研究了动作义与目的义的区别、目的义的类型、动词目的义的兼类和含有目的义动词所带的宾语等问题，并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动词目的义释义的修订提出了重要意见。王重阳《“跩”“拽”的音与义》指出“跩”“拽”二字读zhuǎi音表示“傲慢、得意”时，应及时根据已经稳定的语言事实将字形定为“跩”。陈玉庆《语文词典中的单音儿化词的处理》统计了四部语文词典中单音节儿化词的收录及编排情况，对语文词典中单音节儿化词收录和编排提出了建议。王仁强、黄昌宁《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现代汉语自指词项的兼类问题》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角度分析，认为取消自指词项兼类禁令是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的重要出路。潘雪莲《口感类形容词的语义发展及在词典中的注释处理》注意到口感类形容词有发展出名词性义项的可能，因而在辞书中需要及时进行补充和调整。饶琪《什么样的字母词能够进入辞典？——汉语字母词的共时演化（2000—2016）》从时间推移的视角观察“字母词”使用情况的变化，以确定什么样的字母词能够进入词典。
储泽祥《列举义“等等”是如何形成的》研究了列举义“等等”是怎么形成的，认为“等等”是从量词重叠式虚化来的，并不是列举助词“等”的复用。周淑萍《释“处士”》列举了“处士”一词的多种释义并对此进行考证，指出“处士”是指尚未入仕、没有官职在身的自由知识分子。高永安《汉语联绵词的搜集辨别及其意义》认为联绵词的语音结构支持上古汉语有含有l的复辅音；反对拆解联绵词的做法。卞仁海《〈汉语大词典〉“选练”条注商》、邵天松《“悬米”释义商补》、何茂活《〈汉语大字典〉“音义未详”字考释五题》分别对“选练”“悬米”“‘音义未详’字五例”进行了考释。程建功《〈说文〉基数字义的文化背景略说——兼议辞书释义的时代性及其局限》说明了《说文解字》从阴阳易数角度阐释一、二、三、四、五这种数词的原因。
程志兵《〈汉语大词典〉收释方言词语小议》从方言词的收录和释义的范围、标准等方面对《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修订提出建议。于峻嵘《〈现代汉语八百词〉合条（主条+副条）释义分析》以副词为例研究了《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合条（主条+副条）模式的释义问题。康国章《AABB和ABB两种词汇结构及其交互构造问题》研究了AABB和ABB两种词汇结构及其交互构造问题，认为由AABB式词语变化为ABB是把原来并列关系的A、B变为正偏关系，反之则由正偏关系模糊为并列关系。邓双军、万艺玲《“事件·物质”类名词的释义问题》运用句法语义研究方法探讨“事件·物质”类名词的释义问题，认为可以根据词条的使用频率处理“事件·物质”类名词的释义。
三、辞书的编纂、修订与辞书的规范化、现代化
林仲湘、李园《关于〈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辨析字典〉的编写》从使用范围、编写特色、细节和难题的处理等方面介绍了《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辨析字典》的编写情况。汪惠民《对几部大型语文工具书部首设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研究了四部大型辞书各版次部首设计的演变历程，指出“据形取部”和“总量简化”是它们演变的共同点，而不同的工具书因面向读者对象不同，在部首设计上亦有所变化。魏励、刘建梅、张秋霞《汉语辞书的编纂应提倡科学规范观》研究了规范字身份的确定，规范字形的确定，规范字与繁体字、异体字关系的梳理等问题。郭晓丹《连接号在语文辞书中的应用问题研究》探讨了如何落实《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关于分词连写的规定。陈明学《词汇规范与高中词语教学——以四个成语为例》以四个成语为例详细说明了词汇规范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王吉辉《比喻与形容——有关词典释义语问题的探讨》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第6版固定语意义解释的释义语“比喻”和“形容”的使用情况，并对此提出修改建议。王晖《“儿”音规范琐议》通过统计分析《现代汉语词典》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中“儿”的注音，认为仅将“儿”区分为“儿1”（词根）和“儿2”（词缀）尚有可商之处，另一个独立的“儿3”（儿尾）应当补充进来。宋浚瑞《辞书修订需要与时俱进——从〈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引书格式”修改谈起》介绍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引书格式”的改进。刘建梅《〈现代汉语词典〉中植物词条的收录及释义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植物名称词条为例，分析了其中漏收及收录不当的现象。李雪《辞书中的语体色彩标注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中〈口〉的标注为例》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中语体标记〈口〉的标注情况，提出语体色彩的划分应遵循最小交集原则。孙可《“旧读”浅议》研究了目前辞书中的“旧读”标注存在的问题。
王祝英《从引证歧异谈大型语文工具书修订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漢语大字典〉为例》以四组文献异文为例，探讨了用字歧异问题的处理方法，指出编纂大型语文辞书应当做好文献查证、取舍、标注等工作，并重视语料库在编纂中的运用。王海静《论书证对“成语”辞书编纂的重要作用》从“科学立目的依据”“精确释义的基础”“追本溯源的支撑”三个方面论证了书证在成语辞书编纂中的重要作用。李芸、郭小武《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的语汇调研》向大家展示了信息技术手段在处理辞书语料中的运用。
张永伟、顾曰国、胡钦谙《面向语料库辞书编纂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介绍了其课题组研发的COCAL辞书编纂系统，并对其中的主要功能进行演示。徐蔚《浅析数字化辞书的出版隐忧与对策》指出了数字化出版时代，泛全民化致使质量难于把控、读者个性化需求难以满足、著作权易受侵害等隐忧。
此次学术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通过热烈研讨，既开阔了学术视野、丰富了学术知识、提高了学术水平，又增进了彼此间的学术友谊。对语文辞书的编纂、研究和出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
此外，经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主任会议通过，增补四川辞书出版社王祝英总编辑为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接替该社冷玉龙编审；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自第10辑始，指定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