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甫1张倩倩2
内容摘要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应对工业化、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它缺乏核心价值，总体而言是一种文化维度，是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动员手段。它是中性的，可以依附于多种意识形态。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特定背景下开始的，转型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积极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腐败、分配不公、道德沦丧等弊端。所以，中国的民粹主义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较少积极意义。在未来，中国必须在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民粹主义社会转型政治思潮现代化精英主义
作 者 1黄军甫，东华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系主任、副教授、博士；2张倩倩，东华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系研究生。(上海201620)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政治思潮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社会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遭遇现代性的制度结构的挤压和挑战，而且传统文化精神价值也必然遭遇现代性的挑战。于是，基于不同的社会场景，或辩护、或批判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便不断涌现。中国始于198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在使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思潮。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进路对中国当下的各种思潮进行梳理、归纳、分类，由于各自的学术背景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差异很大。
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及《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两本书里提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与计划经济相匹配的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性制度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作为与现代化相伴而生的并对中国转型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潮，大体上有八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及新儒家思潮等。其实，按照《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作为与现代化相伴的思潮，马立诚所讲的前四种思潮同属于社会主义思潮，而所谓的新儒家思潮不过是一种依附于其他思潮之上的文化符号。因此，当下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较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大体上就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四种思潮中，资中筠先生提醒，最可能对中国未来发生颠覆性影响，也最需要研究的是民粹主义。
一
作为一种现代性政治思潮，民粹主义较之于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因而十分难以定义的政治现象。社会主义诉诸于产业工人，其中心价值是平等；自由主义以中产阶级为依归，中心价值为自由；而民族主义则立足于特定的族群，诉于亲缘本能，宣扬族群的独特及文化优越。因此，这些政治思潮内涵相对明确，外延相对清晰。但是，民粹主义在以赛亚·伯林看来，没有一种固定的形式和中心价值，具有一种“灰姑娘情结”…。纵观美国19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党的民粹主义，俄罗斯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到民间去”为旗帜的民粹主义，拉丁美洲20世纪以来庇隆、梅勒、瓦尔加斯等人的民粹主义，以及兴起于20世纪后期欧洲各国的“新民粹主义”，可以清晰地发现，民粹主义是一个根据场景变化而随时改变其表达形式和运动形式的“变色龙”。虽然，基于特定背景下的民粹主义都会寻求一个特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就民粹主义的本质而言，它是没有阶级基础的”。
正因为民粹主义不具有固定的阶级基础和赖以存在的固定的社会力量，因而在不同的社会样态及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它就会凸显出不同的政治面貌。所以在当下，“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并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民粹主义一直是变革的力量、反对变革的力量，是左翼进步政治的创造物，是对现状进行慎重辩护的庇护所，是极右派的同伙人”。以赛亚·伯林当然深知民粹主义的这些基本特性，所以，在他研究俄国知识精英以民粹主义为政治动员手段，在俄罗斯发起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时发现：“这运动都不过是彼此独立的小群谋反者及其同情人士的松散聚集，时或联合而共同行动，时或分立而各自行事。关于目的与手段，这些团体也往往互异。”由于民粹主义缺乏固定的阶级基础，缺乏统一的运动形式，在不同场景下显示不同的政治面貌，因而就不存在核心的价值，不存在普世性的政治理念。因此，“民粹主义实质上是一个破碎断裂的概念”。
然而，尽管民粹主义的形式是变动不居的，涵义和边界是难以把握的，但既然世界不同地区的某种文化现象、政治形式或社会运动被人冠以民粹主义的名号，显然它必然在若干方面具有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类似特征。亦即以赛亚·伯林所言：“民粹主义者之间无论有何不谐，他们仍有一个统合点。”“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潮流。”
根据对各类民粹主义案例的分析，我们虽然不能对民粹主义进行规范性的概念界定，但却可以给定它一个描述性的定义。
第一，民粹主义“决不是一种特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体系或者组织类型”，而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文化的维度”。因此，它可以依附于相互冲突的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从而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政党领袖及政治强人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动员手段。库尔特，韦兰德直接把民粹主义解读为一种政治策略，一种通常是在社会出现某种危机或特定的制度性弊端时，具有卡里斯马型特征的政治人物或政党领袖煽动民情、操控舆论的工具。
第二，民粹主义视人民为智慧和道德的象征，是政治权力和社会行为的合法性来源。“智慧属于人民，政治机构只有认同于——而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政治才被看成是合法的。”在研究民粹主义的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看来，民粹主义为什么如此看中“人民”的意义，以至于不少学者视“人民”为民粹主义的中心概念，简单地讲就是“人民”对民粹主义来说“是一种信念”，它“易于拓展或富有灵活性。民粹主义需要一个易于变通的手段，而人民正是满足这一要求的工具”。虽然经验世界里，不同背景下的民粹主义求助于不同的特定政治力量，存在保罗·塔格特所谓的“政治中心地区(The politics of heartland)”，诸如俄国村社农民、北美农民和农场工人、阿根廷城市工人及当代西欧主要受雇于私营部门的工人等，但由于民粹主义不具有阶级基础，所以，民粹主义在理论上是把人民作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看待的。但在实践中，民粹主义无一不立足于下层民众，从而凸显其草根性、平民性特质。所以，在所有的民粹主义个案中，精英阶层或强势集团始终是被排斥在“人民”范畴之外的。“他们通常站在自己所排斥、厌恶社会集团的对立面上描述自身。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僚、雇佣文人、财主、强盗头领、披头士和财阀的诋毁。”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普遍存在反智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特征。他们“与卢梭一样相信单纯的人善良，相信腐化之因在于恶劣建制的摧残，而且深深不信任一切形式的机巧，不信任知识分子与专家，不信任一切自我孤立的圈子与派系”。
第三，虽然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在诸如欧洲的新民粹主义个案中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民粹主义始终是现代化的异己力量。以赛亚·伯林明确讲，“民粹主义发生在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社会之中”，作为一种对因现代化而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的压力的回应，民粹主义留恋过去，赞美过去，民粹主义“试图把古代的价值观带进当代社会”，它因而“承认礼俗社会”，希望因现代化使人们“在经受某种精神崩溃之前，回到人类本来就具有的自发和自然状态”。基于上述价值观，民粹主义拥抱简单化，天然地拒斥任何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式和规则。“民粹主义更喜欢在复杂政治过程之上的领导自身以简单方式来处理各种问题。”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与复杂的现代性社会结构密切联系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因素都存在内在紧张。它畏惧工业主义，厌恶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它对现代国家形式尤其是支撑现代国家形式的政党制度、代议制度心存蔑视。民粹主义从人民主权的诉求出发，在理沦上主张政治民主。但“民粹主义的目标是创建一种简单化政治”，所以，它的民主是没有中间环节的直接民主。不少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甚至把直接民主视为民粹主义的同义语。而这样的民主在实践中往往导致多数人暴政和对卡里斯马型领袖崇拜。
全球化作为与现代化相伴而生的运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所以，虽然民粹主义与基于血缘纽带和同族认同的民族主义的诉求有云泥之别，但民粹主义对传统的抱守，以及实践中对政治中心地区的依赖，使得民粹主义的文化和政治诉求必然与全球化冲突。所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视民粹主义为死对头，因为民粹主义者对所选择的边界之外的相关的人的态度是胆怯的，孤立主义和隔离主义自然倾向于民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主义（在新民粹主义案例中）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如美国20世纪的民粹主义案例中）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正是民粹主义惧怕全球化并因此凸显出的孤立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特性，使得后发现代化国家个案中，民粹主义者普遍存在反西方倾向。“他们不喜欢西方，因为西方麻木不仁。”
民粹主义者由于从传统的眼光看待现代化、看待西方，因而对现代社会及现代性社会结构不可能也不愿意深入理解，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他们简单地“求助阴谋理论”，“民粹主义使精英妖魔化，并且了解其周围环境的危险性，这导致了他们特别容易受这种理论影响”。把许多正常的社会现象定义为阴谋行为，从而为某些政党和政治人物运用民粹主义进行政治动员开辟了道路。因为“民粹主义出现在它的追随者被危机感和道德崩溃感压倒的时候”。问题在于，许多所谓的阴谋和危机并非是真实的，往往是虚拟出来的。但根据托马斯定律，虚拟的情景在特定的背景下通常会产生真实的效果。这是民粹主义思潮声势浩大的国家，尤其是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第四，民粹主义由于是“一种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并多半是在反对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过程中兴起的思潮，因而，民粹主义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与自由主义主张不同或者相反的特征。所以，民粹主义虽然从终极意义上承认国家是恶，但它认为，在国家消亡之前，必须坚持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放任主义。自由主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主张个体权利。而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个人主义永远是奢侈品”。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民粹主义都倡导集体主义。同时，自由主义“把个人权利当做国家非法侵犯其自由的一种手段，民粹主义敌视权利学说”。
与此同时，虽然在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上、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评价上、在所依赖的社会力量上、在政治运动的形式以及社会革命的目标模式上，民粹主义都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是，同样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异己力量，民粹主义在若干方面展现了与社会主义相似的面貌。以至于以赛亚·伯林在研究俄国民粹主义时发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未来社会须以社会主义团体为基础，农村公社则是这些团体的理想胚胎”。社会主义的中心价值是平等，她追求的社会终极目标是一个无阶级差别、无民族界线，甚至是不存在国家的大同社会。而民粹主义虽然没有公认的中心价值，但“民粹主义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恶，莫大于不平等”，“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是不公正的社会”。当然，民粹主义的平等，绝非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程序平等，而是同社会主义一样，追求结果平等为特征的实质平等。并且在现实中，由于“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及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抢劫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
第五，作为对现代化、全球化及自由主义的回应，民粹主义始终是批判的和解构性的。它从“美德只存在于普通人身上”，“智慧存在于普通人身上”这些基本认知和价值诉求出发，往往站在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上评判社会现象。对于贫富差距、腐败、道德沦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会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在北美的民粹主义个案中，经常会看到民粹主义政治家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发表这样的宏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道德的、政治的和物质的衰败的边缘，腐败控制了选举、立法，甚至触及到了司法。人们道德败坏”，劳动者的成果被资本家非法攫取，从而“培养出了两大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遍览南美、俄罗斯及当代西欧的民粹主义个案，无不凸显出批判性和道德至上特征。
二
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民粹主义是伴随着传统社会遭遇现代性，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背景下，与诸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等现代思潮一起由西方传人的。而这些思潮在中国大规模地被介绍和传播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研究发现，五四前后，民粹主义在中国的滥觞虽然没有诸如20世纪美国人民党及俄罗斯民意党人的民粹主义那种清晰可辨的形式，但作为一种对抗西方化、对抗自由主义并作为民族救亡的工具，民粹主义是依附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上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正如李普赛特所讲，后发国家在遭遇现代文明的压力时，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往往拥抱民粹主义，他们因对既定的权利体系存在深深的疏离感，因此，“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是人民”，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普通民众不仅有巨大的创造力，而且有巨大的道德力量。据学者顾昕的研究，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后来分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政治分野和学术理念差别很大，但早期无不沾染民粹主义习气。他认为，“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强大的民粹主义冲动始终存在”。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作为一种应对西方压力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以及政治、文化整合的手段，中国早期的民粹主义显然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但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非理性的卡里斯马型领袖崇拜、追求直接诉诸平民的大众民主，以及不辨是非地对现代性文化的抗拒等因素也深深地嵌入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之中。这也许是1949年以后动辄诉诸民意，或直接动员底层民众以极简单的方式解决复杂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党内分歧等问题的原因。“反右”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文革”对民族文化的摧残，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民粹主义的放纵。
一定意义上讲，肇始于1970年代末的改革，是埘五四运动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接续。中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规模社会转型南此开始。30多年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就斐然，有目共睹。然而，改革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分层的加速。站在不同立场、以不同的认知标准和不同的价值诉求解读、评判中国的变化，成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学术热点。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一样，不仅成了学者的言说对象，而且也是他们的言说工具。如果说在此之前，民粹主义最多还是象牙塔里的观念形态，作为实践意义上的民粹主义仅仅是暗流涌动，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尤其是之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使得民粹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开始浮出水面，并且愈演愈烈，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一些自称左派、实质上是公开宣扬民粹主义的网站纷纷出笼。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带有典型民粹主义色彩的文章，不仅对全球化、西方、市场经济、知识精英、中产阶级持否定态度，而且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乎所有重要改革举措和制度安排都持彻底否定态度。一些混迹于政商两界或政学两界，或政商学三界通吃的头面人物，纷纷云集在这些网站，公开鼓吹民粹主义理念。他们操纵民意，制造阴谋论，煽动仇富、反智情绪，鼓吹领袖崇拜和“文革”式的大民主。
如果说一些民粹主义网站及其头面人物的民粹主义鼓噪多半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重庆的唱红打黑则是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
关于唱红，有媒体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画面：“6月28日，历时5天的2011年中华红歌会在重庆开幕。开幕式上，四川外语学院学生用中、英、法、德、俄、意、丹麦语和弗拉芒语八种语言朗诵《共产党宣言》拉开序幕。伴随着诵读的节奏，大学生们或伸出双臂，或举起拳头。闻名中外的‘红色频道’重庆卫视播出了这个人如海、歌如潮的现场实况。在现场聆听《共产党宣言》的还有美同共和党人元老‘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88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长基辛格。电视屏幕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108支合唱队伍和场内外10万观众‘在红歌颂党，唱响中国’的大红背景标语下，显得气势磅礴。”这种场面，让人很容易想到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刻画的，缺乏有机联系的无差别大众被激情所操纵，并因非理性而疯狂的场景。
而重庆的所谓打黑，以及因打黑而生的李庄事件，则是蔑视程序和法治原则，运用民粹主义的方式处理政治、法律问题的典型个案。至于通过长官意志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全市种植银杏树为内容的城市绿化工程，不惜大量举债、不汁成本的以向中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为内容的民生一r程等，事实上也是基于民粹主义考量的行为，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津津乐道的要求机关干部的所谓“三进三同”（进贫困区县、进农村、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天下访”等三项政策，与当年俄罗斯民粹主义者的“到民问去”的做法异曲同工。
毫不奇怪，2010年前后，民粹主义团体及其所谓理论家们最终纷纷投靠重庆。民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汇流终于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这一时期，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网络空间，民粹主义事件纷至沓来，令人曰不暇接。一时间，对西方、对改革开放、对各界精英喊打喊杀之声四起。于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生官民冲突、穷人和富人冲突、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冲突等，舆论便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站在弱势者一边。更可怕的是，一些民粹主义的追随者不顾现代文明规则，对于不同意见者，稍不如意，就诉诸行动，或恫吓、或围攻。
三
作为现代化的产物，社会转型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勃兴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原本是中性的，它的批判精神，它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理念，不仅有积极意义，而且闪烁着道义光辉。因此，在一些民族尤其是后发现代化民族的社会转型中，针对资本的贪婪，它往往起到扬善抑恶、兴利除弊的功效。并且，在历史的转折点和社会危机时刻，它也往往能够成为进步政党及政治力量可借助的工具。俄国的民意党及后来的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长期合作，并最终促成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中国早期的民粹主义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中国当下的民粹主义，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凸显出来的几乎都是负面特征。究其原因，可以发现：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虽然为中同带来了经济高速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但由于经验不足、改革开放之初理论准备不足，改革开放过程难免出现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这一失误造成了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贫富不均、贫富分化的加剧。底层民众普遍存在被剥夺感及和精英阶层的疏离感。巾国的精英阶层由于缺乏现代性文化启蒙及传统民族文化的滋养，所以他们普遍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愫和天下关怀。于是为了自身利益，官商勾结、官学勾结、学商勾结，上下其手，大发横财，而对草根阶层的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吏治腐败、教育腐败、司法腐败及企业家腐败逐渐演变成了制度性腐败。而精英腐败的示范效应进一步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沦丧。草根因无助、绝望而生怨恨。而“哪里有怨恨哪里就有民粹主义”，是各民粹主义个案中的普遍特征。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参与全球化的举措，都是基于特定的背景。面对西方，为了发展，我们不得不妥协，不得不韬光养晦，因而在某些问题上不得不忍气吞声。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规则是西方制定的，定价权属于西方。在这种背景下，以逐利为唯一目标的西方资本，从与中国的交往中攫取了许多不义之财。加之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社会甚嚣尘上，于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开始对中国实施战略围堵，在经济交往中不断挑起事端，直接插手关乎中国的地缘政治争端。于是，改革开放之初民众对西方的好感逐渐变成痛恨，正常的交往也被视为阴谋，主张与西方交往的精英便被斥为汉奸。
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为民粹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平台。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阶级基础，它依靠的是无阶级差别的“人民”。所以，在网络化之前，民粹主义领袖操纵民意、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有限，困难重重，但网络化时代、自媒体时代，民众在虚拟空间第一次可以在同一平台，以“平等”身份直接和精英对话，直接评判国家政策，直接对某个人物或事件评头论足。并且，网络上持相同观点的人可以瞬间联合。民粹主义政治家和意见领袖也可以借助网络平台瞬间煽起民情，制造舆论。这也许是民粹主义思潮近年来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外在原因，也是重要原因。
当然，中国民粹主义在当下何以勃兴，何以缺乏正面效应，与一些活跃的民粹主义团体和人物的机会主义态度有直接关系。这些民粹主义的“理论家”，都不是俄国民粹主义者和中国五四前后的民粹主义者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民粹主义言说和行为都是基于金钱和权力，他们骨子里没有任何信仰，也不相信任何理论。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公平正义理想及批判精神丝毫不感兴趣，但对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对民粹主义的卡里斯马型政治样态、对追随民粹主义民众中的涛涛民怨却情有独钟。为了权力和金钱，他们不择手段。他们在操纵民意时，人民被绑架了，民粹主义也被绑架了。中国转型期民粹主义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攻城略地的同时，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积极意义。
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对现代化的回应，批判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是现代性制度和文化是否健康，社会精英行为是否恰当的晴雨表。中国当下的民粹主义较少具有积极意义表明，中国当下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政治规则和法制规则是有缺陷的。改变这一问题，有赖于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而精英则需要用道德之光照耀灵魂，用理性之光照射头脑，经过炼狱的考验，方能凤凰涅桀。制度和精英的品性逐渐向好，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才会逐渐弱化，其进步的一面才会日益凸显。未来，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应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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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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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