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海苓
摘要：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与成才，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目前，人们在大学生社会责任评判上存在较大分歧，不利于社会责任教育的有效开展。运用修正的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量表，对广东省1040名大学生随机抽样调查后发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况尚佳，但呈现出担当与疏远的矛盾状态，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仍需加强；性别、专业、年级、社会服务经历、动机都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有显著影响；专业教学与社会服务分离、生存压力是导致大学生疏远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丰富的社会服务经历和源自内在动机的社会服务更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为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需要创新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体系，从认知导向走向“认知-实践”导向；丰富社会实践类型，完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在专业教学中融入责任教育，将“服务-学习”有机结合。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志愿服务；责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8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IA110155。
收稿日期：2013-07-29
作者简介：魏海苓（1980-），女，山东青州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道德教育研究；广州，510420。
在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责任居于重要地位。如康德（I. kant）所言，“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1］作为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群体，大学生的社会责任状况不仅影响着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与成才，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时代，作为独特敏感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如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表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大变革，导致部分大学生为了自身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淡漠国家和集体利益，逃避或放弃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阿什比（E.Aahby）曾指出：“英国大学目标的实质仍然是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仅是有学问的人……教育的成果不是书而是人。”［2］美国波士顿大学顿安（Kevin Dunan）也强调，“今天，高等学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道德心、品德、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感。”［3］大学生社会责任问题亦是当前我国社会和研究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学生社会责任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社会责任感的结构与测量。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MMPI）中的社会责任维度量表［4］，高夫（H. G. Gough）等编制的社会责任感人格量表［5］，伯科威茨（L. Berkowitz）和莱特曼（K. G. Lutterman）编制的社会责任感量表［6］，斯塔瑞特（R. H. Starrett）的全球社会责任感量表等［7］，奥尔尼（C. Olney）和格兰德（S. Grande）开发的社会责任阶段测量量表（SSRD）［8］43-53。二是有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如威利斯（J. A. Willis）和戈索尔斯（G. R. Goethals）研究了大学生社会责任与心理压力和榜样的关系［9］，维特（L. A. Witt）研究了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角色外行为和满意度的关系［10］，兰提尔瑞（L. Lantieri）认为是自我意识障碍以及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疏离［11］，肯内梅尔（K. N. Kennemer）则提出参与社区服务的预期、家庭收入、宗教、性别是预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的最重要因素［12］。三是有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研究，如王艳［13］，马库斯（G. B Markus）等［14］，贾尔斯（D. E. Giles）和艾勒（J. S. Eyler）［15］，肯德瑞克（J. R. Kendrick）［16］等的研究都验证了服务性学习对于社会责任感发展的积极影响。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重要性、现状、成因和培养对策等方面。研究者普遍认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但在对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的评判、归因和测量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在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的评判上，彭定光认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明显淡化［17］41-44，朱晨静认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呈现出矛盾状态［18］，刘微微、盖臣认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存在增强与减弱并存的双向趋势［19］，郑玉莲等则认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呈现复杂多样、参差不齐的多元态势［20］。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影响因素上，主要围绕大学生自身、学校、家庭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展开。如彭定光分析了社会原因和大学生自身原因［17］41-44，车文辉、杨琼则研究了媒体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21］。产生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的选用上，目前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思辨，实证研究偏少且研究设计规范性不足，测量工具普遍缺乏合理的理论基础。
魏海苓：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鉴于个体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本研究选用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量表（the Scal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elopment，SSRD）作为测量工具，该量表以“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围绕大学生对社会服务活动的态度和实践情况开发。根据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理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依次是：尝试阶段（exploration），个体饱含热情参与各类社会服务活动，认为自己所面对的人都是需要帮助的，并因能帮助别人或得到他人认可而备受鼓舞，对兴趣、社交和被他人认可的积极性较高，更多地关注自身表现；领会阶段（realization），个体更为自知，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更关注于某一特定的人群或者事件，并且开始真正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而不仅仅是为了有趣或是得到他人的赞扬，开始意识到服务过程是相互学习的过程；行动阶段（activation），个体具有更强的自我认知，更积极地参与服务活动，且觉得自己与服务对象密不可分，开始将社会服务融入到其生活或职业生涯中，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8］43-53
由于社会责任感的多元文化差异和中美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对SSRD量表进行了修正，通过实证调查来把握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广东省1040名大学生（剔除无效问卷后），其中男性占28.1%，女性占71.9%；所属专业，理学占8.3%，工学4.4%，农学5.5%，医学4.6%，文学15.3%，经济学17.9%、管理学10.2%，法学10.9%，教育学18.5%，艺术学4.5%；所属年级，大一占31.7%，大二占27.6%，大三占35.4%，大四占5.3%。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是在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量表基础上修订而成，原量表包含64个题项，采用4点评分方法（1代表非常不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修订和建构量表时，根据我国大学生对所有题项的回答，采用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1作为提取因素的标准），KMO值为0.884，Bartlett’s的球形度检验的χ2值为7375.573（df=595，P=0.000）。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依据因素负荷情况、题目与总体的相关度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的变化情况对问卷题目进行删减，主体问卷最终保留35道题目，包含3个维度，累计解释总体变异量为63.234%，分别为：尝试阶段，包含6道题；领会阶段，包含9道题；行动阶段，包含20道题。主体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33，其中，三个维度的各自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是0.672、0.720、0.857，总体以及各维度内部的信度比较高，达到了统计学的要求。
正式施测问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专业、年级、社会服务经历和动机。二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共包含35个题项，采用5点评分方法（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担当与疏远：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一般特征
为检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一般特征，对三个阶段的单题平均数排序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阶段2&阶段3”单题平均数的差异为0.38742，t=20.804，p=0.000<0.001，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维度1&维度3”单题平均数的差异为-1.24544，t=-49.215，p=0.000<0.001，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表明三个阶段的单题均值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更多的处于社会责任感状态的领会阶段，其次为行动阶段，尝试阶段表现得最弱。在对“参加志愿活动的最主要原因”问题的回答上，“丰富人生阅历”和“对志愿工作感兴趣”两个选项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6.6%和27.8%。由此可以判断，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态尚佳，但社会责任感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具体来讲，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呈现出担当与疏远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大学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时较为自知，能够主动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能够意识到社会服务过程是与被服务对象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上，更体现在当代大学生的具体行动上。2008年奥运会、2010年亚运会志愿者中超过80%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汶川地震后，大学生们不仅积极募捐、献血，争当志愿者，还多方调查认真研究、撰写抗震救灾报告，为灾后重建献言献策，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大学生尚未将社会服务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或职业生涯中，社会服务活动的持续性较差，且对产生弱势群体社会根源的关注不够。上述矛盾的产生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也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从大学生自身角度看，他们正处于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角色迷惘，由于尚未真正走上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对社会的认知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从外部环境看，当代大学生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尤其是市场经济逻辑、后现代思潮，在增强大学生竞争意识、批判意识、自我价值的同时也造成了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大学生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感。
（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性别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影响显著。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尝试阶段，有显著差异存在，t=3.058，df=1006，p=.002<.01，达0.01显著水平，男、女生的均值差为0.81779，表明男生较之女生在尝试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表现更为明显。在领会阶段上，无性别差异（p=.791>.05，t=-.265，df=995）；在行动阶段，存在显著差异，t=-2.708，df=424.992，p=.007<.01，达到0.01显著水平，男、女生的均值差为-1.99352，说明进入行动阶段的女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表现得更为执着和投入。该结果与科德尔（K. N. Kennemer）的观点一致，认为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热衷于参与社会服务活动。［22］吉利根（C. Gilligan）的研究也指出，女性情感丰富，富有同情心，在做责任判断和归因时，女性感到自己拥有更多的责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把自我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对与她有关的对象拥有更多的责任心。［23］
第二，专业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影响显著。从表2的方差分析摘要表知悉：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三个阶段上，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8.468（p=.000<.05）、4.073（p=.000<.05）、3.823（p=.000<.05），均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不同阶段有显著差异。事后比较雪费法（Scheffe）显示，十个专业的大学生在尝试阶段，农学专业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其他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在领会阶段，农学专业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专业，其他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在行动阶段，艺术学和教育学显著高于医学，其他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各专业的专业特色、课程设计、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有关。以“暑期三下乡”为例，各高校组织者都重视发挥专业优势，结合专业特点开展活动，如某高校动物科学学院师生对渔业资源进行调查、林学院师生对区域绿化树种调查、人文学院学生对农民工情况进行调研、教育学院则开展义教服务等等。专业背景和实践体验的差异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感发展上的差异也与不同专业的就业情况有一定关系。麦可思研究院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数据显示，在2012届本科学科门类中，专业相关度最高的是医学（87%），最低的为农学（53%），2011-2013年9个“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中，农学专业占据3个。［24］而且，调查显示，目前学农学的仍以农村孩子居多，他们的就业渴望远比城里孩子要强烈得多，他们不能容忍自己一毕业就失业。所以，在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时，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相比，农学专业的学生可能对兴趣、社交和被他人认可的积极性较高，非常关注自身表现。
第三，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发展存在差异。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进行方差分析后知悉（表2）：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三个阶段上，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1.603（p=.187>.05）、3.329（p=.019<.05）、2.830（p=.037<.05），领会阶段和行动阶段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感发展的后两个阶段具有显著差异存在，而在尝试阶段不存在年级间的差异。事后比较最小显著性法（least Signiticance Dittevence LSD）法显示，在领会阶段，低年级大学生（大一、大二）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大三、大四），在行动阶段，二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一年级。这表明，低年级的学生更乐于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且大二学生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更为突出。可能的原因是：大一时，大学生刚进入大学，对社会和人生的期望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感觉自己是“准成人”，具有更高的自我要求，积极要求参与社会活动，关心政治生活和祖国富强，并渴望在其中承担责任，做出贡献。［25］经过大一的各种尝试后，大二的学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更为理性也更有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及至大三、大四，大学生的现实压力开始凸显，尤其是在专业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下，大学生又转而关注自身的发展，而疏远了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疏离并不代表他们内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相反，却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感上“有心无力”的尴尬心态。
第四，社会服务经历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影响显著，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表3），社会服务经历（包括参与次数和频率）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三个阶段上，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1.146（p=.330>.05）、1.381（p=.247>.05）、37.902（p=.0007<.001），只有行动阶段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在行动阶段，社会服务经历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次数和频率与社会责任感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热衷于社会服务活动的大学生之所以长期坚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甚至毕业后选择全职做社会公益，与大学期间的社会服务经历关系密切，如“爱心中国行”公益组织创办人梁海光大学毕业后选择做全职公益人的想法就起源于大一大二时的下乡支教［26］。
第五，动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影响显著，源自内在动机的社会服务更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在大学生社会服务动机方面，选择情况如下：“丰富人生阅历”占36.6%，“对志愿工作感兴趣”占27.8%，“迫于学校（学院或专业）的要求”15.3%，“丰富简历”6.6%，“积累志愿时数”3.8%，“从未参加过志愿工作”3.8%，“因为身边很多人都参加了”3.3%，“为了获得奖学金”2.8%。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的社会服务动机更多源自内在需求而非外部压力，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对当代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所担当的判断。有关动机与社会责任感发展的方差分析显示，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8.461（p=.000<.001）、1.253（p=.271>.05）、8.856（p=.000<.001），在社会责任感发展的尝试阶段和行动阶段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不同动机的志愿活动参与情况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事后比较雪费法显示，在尝试阶段，“对志愿工作感兴趣”的大学生得分最低；在行动阶段，得分最低的是“从未参加过志愿活动”的大学生。说明社会服务是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尤其是能够激发大学生内在需求的社会服务效果更佳。大学生参加社会服务的过程是知识与社会生活实践互动的过程，是大学生形成知识技能，丰富情感和态度体验，培养社会责任感的过程。
（三）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目前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情况尚佳，但呈现出担当与疏远的矛盾状态，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仍需加强；第二，性别、专业和年级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影响，专业教学与社会服务分离、生存压力是导致大学生疏远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第三，社会服务经历和动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有显著影响，丰富的社会服务经历和源自内在动机的社会服务更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社会实践活动是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
三、提升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水平的措施
为提升我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结合上述调查结论，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尝试和改进。
（一）创新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体系，从认知导向走向“认知-实践”导向
社会责任感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它需要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感知和总结而获得。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是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心理基础，而对社会责任认知的实践则是提高社会责任感的现实基础。目前我国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主要蕴含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中，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为中心开展公民责任教育。在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和方法选择上相对单一，以知识性的责任概念和责任规范的讲授为主。这种脱离学生个体的经历、需要、感受和体验，凭靠一腔热情和想当然的责任说教，致使大学生对各类责任教育产生麻木和厌恶之感，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无益。
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需要创新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体系，将责任认知与责任实践有机结合，实现知行统一。具体来讲，在有关大学生社会责任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对社会责任认知的教育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实践环节、反思环节，经由实践和反思来内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只有关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冲突和学生的内心的价值冲突在其成长发展中的作用才能进入教育者的视野，才能去发掘其中的教育价值。学生主体性人格的形成和责任感的确立的现实基础只能是其生活世界，舍此，任何教育都只是外在化的装饰”，［27］“回归生活世界是德育改革创新的重要价值取向，是高校德育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28］。此过程中，可充分发挥社区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的作用，以社区现实社会问题和公共服务问题为中心，为大学生创造责任机会，让他们参与其中，促使其不断产生对他人、社区和社会承担职责和履行义务的需要，从而推动个体社会责任感的产生和发展。
（二）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类型，完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
社会实践对于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主动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的重要渠道，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对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更直观的认知；同时，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能够获得直接经验，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在角色承担中体验社会责任感，继而为转化成责任行为提供条件。反观目前高校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在活动形式还是管理体系上都存在欠缺。在社会实践形式上，主要包括：暑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活动、扶贫帮困等。尽管这些服务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有部分沦为形式，不仅不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反而会增加大学生对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弱化其社会责任感。加之大学生在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时，往往立足于慈善和爱心，把自己当作服务者、奉献者，而非学习者，普遍缺乏对社会服务之于个体生命价值塑造方面的认识和体悟，甚至被支教学生发出“叔叔阿姨，你们别来支教了”的呼声［29］。在社会实践活动管理上，高校与政府、社会诸单位间尚未形成完善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常出现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管理不规范、沟通不畅的情况，如出现“学雷锋月”独居老人被献爱心学生5次剃头的尴尬。
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索社会实践的有效形式，完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首先，丰富社会实践类型，推广“菜单式”社会实践活动方案。通过学生“下菜单”的方式制定实践活动方案既可以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又可以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同时还有助于活动组织者合理规划、组织活动。在活动类型选择上，可以根据学生的定制情况，实现各类社会实践类型的有机组合，如社会调研、社会公益活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等。这种“菜单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定制方式有助于将社会服务与个体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的体验中感受生活、感悟责任，形成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其次，构建高校、政府和社会多方主体协调互动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由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是一项由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作用的育人系统工程，因此，在社会实践管理方面，不能仅靠高校一个维度，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等其他相关主体的积极性，统筹规划，制定弹性化的社会实践管理制度，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常规规划与例外管理相结合、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需求相匹配，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在专业教学中融入责任教育，将“服务-学习”有机结合
近代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F.Herbart）曾提出过“教育性教学”的著名论题。他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30］同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提高也离不开专业教学。在专业教学中开展责任教育主要是以一种隐蔽式、间接性的方式将社会责任价值观渗透进专业知识教育之中。这种隐蔽性、间接性和渗透性的社会责任教育方式，有助于打破目前社会责任教育课程教学的专门化、知识化和灌输化，实现显性社会责任教育与隐性社会责任教育的有机结合。 具体来讲，可以借鉴国外高校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的经验，将社会服务与专业教学相结合，开展服务性学习。服务性学习是一种方法，通过学校和社会的合作，将提供给社会的服务与课程联系起来，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服务行动中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培养社会责任感，同时获得知识和技能，提高在与同伴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中分析、评价及解决问题的能力。［31］服务性学习不同于一般的志愿服务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社会服务活动，而且还是学校课程和教学的一部分。在“服务-学习”中，社区服务和知识的学习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学生要对服务实践进行有计划地思考，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同时还要针对服务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讨论与撰写心得体会，实现服务提供者和学习者的有机结合。在专业教学中融入责任教育，将服务性学习引入课程之中可以帮助学生将知识与其情境联系起来，探索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不同解释、发现意义的多层次性。同时，学生通过对服务和服务过程中的反思，能够将概念内化，进而获得学习与成长，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大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向好的方向发展，对其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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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 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