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五四新诗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它打破旧体诗的桎梏，使中国新诗走向“民间化”的发展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同时也受到当时五四时代大潮中各种西方文化思想涌入的影响，特别是民俗学科的传入影响。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推动促进下，五四新诗运动吹着嘹亮的号角，开辟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新道路。
关键词：民俗学五四新诗运动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诗歌革命是这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诗就是在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它开始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初步完成于五四新诗运动当中。这20余年的新诗发生期，经历了诗界革命、辛亥诗歌和五四新诗运动三个重要阶段，开辟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纪元。五四新诗运动作为中国诗歌转型的开端，乃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结点，它摒弃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汉语诗歌中属于庙堂的、正史的、经典的传统，却发掘了被它压制的白话文的、非正史的、民间的另一诗歌传统。胡适在《〈词选〉自序》中说：“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1]，“民间”成为胡适这些主张的一个明显的倾向性。俞平伯也提出：“若将来各方面一起进步，我敢断言好的诗都是平民的”[2]。当时还有很多诗人都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民间的，属于平民的，主张应当让诗歌回到民间去。
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来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历代经典诗歌，特别是格律诗成为专制的庙堂文化的象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转为投向民间寻找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新诗不但成为启蒙思想和改革政治的革命先驱，而且被推到了政治改革自文化运动始、文化运动自新诗革命始的境地。”[3]在这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五四新诗运动的兴起并将眼光投向了民间，趋向“平民化”的发展道路，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诗歌自身演变的规律，同时也受到当时五四时代大潮中各种西方文化思想涌入的影响，特别是民俗学科的传入影响。正是在这几种因素的推动促进下，五四新诗运动吹着嘹亮的号角，开辟了我国诗歌发展的新道路。
一.民俗学的时代背景
人类诗歌最早都起源于民间，后来才被文人规范化和文雅化。俞平伯在《诗的进化的还原论》谈到：“我以为不但将来的诗应当是平民的，原始的诗本来也是平民的”。因此，在五四新诗运动中，诗人们将眼光投向了民间，趋向“平民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民俗学科在其中所起的重要影响。
民俗学是以民间风俗习惯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它肇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建议用“Folk-lore”一词作为研究下层民间文化的学科的名称。民俗学之“民”，就是群体的民众，国民之民，它所研究的“俗”本身就是一国民众——民力、民智、民德生活经验积累的学问，而且是一门地地道道专门搜集、研究民众知识智慧的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现实中去的“民学”。[4]由此可见，民俗学并不是一些外行人望文生义而衍生出来的认为是陋民、乡民的文化垃圾。其实在众多的民俗事象中包括了乡民们世世代代积累的生命体验、生活智慧和欲求愿望等等。
在中国，“民俗”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如《礼记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史记孙叔敖传》“楚民俗，好庳车”；《汉书董仲舒传》“变民风，化民俗”等等。回顾历史的长河，中国历代不乏文人士大夫对民众风尚习俗的采写与记录，但真正产生民俗自觉意识，并从学科、学识、学理的构架去认识它、驾驭它，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当时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各种各样的学科思潮也传入中国。当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民俗学也经由欧美、日本等国传入我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股思潮的冲击下，在中国社会发生裂变转型，思想文化萌发重大变革的前夜，一股由中国著名学者倡导，开宗明义以乡土歌谣、民情风俗、民间生活文化为学科研究对象的民俗学激流，从京师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喷泻而出，冲向全国，融汇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大江中卷起一阵阵的浪潮。许多学者都纷纷眼光向下，开始关注那些土得似乎可以掉渣、一贯不入流的民俗，并在新文化建设的探索中，形而下地兴起民俗自觉意识的思考和行动。活跃在当年文坛上的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如周氏兄弟、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兼士、常惠、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杨成志、容肇祖、钟敬文、娄子匡等，或摇旗呐喊，或身体力行，纷纷投人其间，其阵营之强大，理念之明确，所涉之广博、成果之丰硕，在中国民俗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学界各学科的著名学者专家之所以一下认同了民俗学，主要原因也在于它关注的是民众的知识学问，而这又和自严复以来爱国志士们富国强民的改革主张和国民性改造的社会舆论相呼应。学者们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那些不为人注目的民俗，蕴涵着珍贵的知识财富，将它的价值发掘出来，公布于众，本身就是“强民”改造国民性的重大举措。
二.民俗学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
胡适是文学革命当之无愧的“急先锋”，他的新文学的理论构想发出了划时代的最强音。1916年2月前后，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说：“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5]他和友人梅觐庄通信，梅回信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争不可。”[6]这说明当时的留美学人受民俗学和西方民间文学传统研究的影响，认识到这些学科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性。民间文学中包含着新文学建设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后来许多主张变革的革命先驱们率先提倡歌谣研究的最基本的思想认识，试图从民间中寻求精神资源，构建新文学的现代品格。民间文学充分的“口语化”极其契合胡适的思想。所以他发前人之所未发，第一次给民间文学正名，把民间文学提高到文学正宗的地位，以崭新的眼光考察和诠释每个时代的文学特征，充分肯定上层文学的出路在于不断地从民间文学那里吸取素材和思想观点的营养，反复强调：“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学的新生命须另向民间去寻找新发展了。”[7]在《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来路》一文中，他明确地指出，新文学的来路有两条：“一就是民间文学，如现今大规模的搜集民间歌谣故事等；帮助新文学的开拓，实非浅鲜”；二就是欧洲文学，但“欧洲文学，最近两三百年如诗歌、小说等皆自民间而来”，最后则表示，“现在当教授的也提倡民间文学，以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去看待它，也许从二千五百年以来要开辟一条新的道理”。胡适是白话新诗最早的倡导者，主张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所以他尤其注重民间歌谣。因为民间歌谣的主要特征，诸如语言明快、情感真实、表達方式上的充分的口语化，正与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的标准基本吻合；民歌的清新纯朴、真挚和温厚，正体现了新诗人孜孜以求的现代诗歌的品格。在胡适的一系列的诗歌理论中，关于民歌的理论占很大的比重，这是他的文艺思想及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发现了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认为“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肯定汉代设立乐府机关对中国文学史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进而把俚俗歌谣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围，甚至把民歌研究提高到历史研究的高度，认为“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这种见识，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开启了现代学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周作人则以学者的眼光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审视。虽然他长期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对中国本土的民间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他对民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提出他自己独特的看法。在1922年《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上他写道：“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8]后来，根据周作人的建议，歌谣研究会又改名为“民俗学会”，扩大歌谣收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列其列。周作人为何如此重视对民间歌谣的收集和研究呢？他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可以向民间歌谣借鉴和取经，而收集和研究民间歌谣也有益于对民俗学的研究。在《歌谣》中他提到：“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言语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9]由此可见，周作人非常注重民俗学、特别是民间歌谣等文学对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促进作用。
作为“歌谣运动”首倡者的刘半农也非常喜爱歌谣，认为民间歌谣是自然的天籁，涤除了“周公制礼”的封建气息，显示了一种我歌且谣、“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慷慨精神，而且民间歌谣是最纯洁、最本色、最自由的，受庙堂士大夫的污染最少，“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他发现了民间歌谣的艺术之美，而这种艺术之美正契合了他对新诗的想象。此外如刘大白、顾颉刚、钟敬文、常惠、董作宾等学者都身体力行，纷纷投入到民间歌谣的收集及创作中。
因此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诗运动中，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受到了中西方民俗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一股激荡的民间歌谣热潮。五四新诗运动的这场诗歌革命，彻底改变了汉诗的功能，使汉诗成为平民的文学，这不仅出现了诗人走向民间的普遍现象，而且由于古代汉诗在五四新诗运动中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的背叛，民间歌谣和外国诗歌一度也成了现代汉诗最重要的诗体资源。五四新诗运动是一次汉诗现代化、通俗化、平民化运动。从此，诗歌由贵族的文学转变为平民的文学，开辟了一条“民间化”的道路。
三.西方民俗学思想和外国民间歌谣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创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它的兴起，与近代西方文化等外来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是分不开的，是外国民俗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撞击的结果，并对五四新诗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中国新诗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受到了外国诗歌的影响。外国思想文化的输入特别是西方民俗学科在我国的传播，使五四新诗运动深受当时外国民间歌谣的影响。
诗歌的现代化体现在诗歌功能的大拓展和诗歌文体的大解放上，特别是诗歌的世俗功能受到高度重视。现代诗歌的鼻祖波德莱尔在19世纪中期就反对把诗歌神圣化，认为不应该赋予诗歌过多的崇高功能，主张诗歌是世俗的。过去通常认为文人诗体是高贵诗体，民间诗体是粗俗诗体，而现代诗歌打破了传统诗体森严的等级制度。在现代诗人眼中，所有的詩体都是平等的，在主张返朴归真的浪漫主义诗人眼中，民间歌谣体甚至更为重要。西方浪漫主义诗潮是对中国新诗发展影响最大的外国诗潮，它对民间歌谣的重视也影响了新诗人，浪漫主义诗歌把古典主义不屑一顾的民间歌谣视为与其他诗体具有同样价值的诗体。当时，英、法等国家兴起浪漫主义诗人广泛搜集编选歌谣集的热潮，成立了“地窖的晚餐社”、“歌谣竞技场社”、“烟斗社”等民间歌谣团体，西方的浪漫主义诗人认为，文化的发展与演进，是对自然、淳朴生活方式的否定，会导致巨大的精神灾难，而一切真实美好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在古代文化中找到。因此他们希望能够保持民间文化的本来面目，担心外界压力会毁坏它的自然美。这样的观点得到了五四新诗运动诗人们的高度认同，“在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盛行的时期，大批作家热衷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复兴，从中发现了广大民众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在乡村可以找到民族文化的丰富宝藏，中国许多民间文学家在20世纪初亦持此见，不过不像西方学者表述得那样明朗化罢了。”[10]外国的民间歌谣既是“民间的”又是“外国的”，所以很受五四新诗运动中诗人们的认可和喜爱，并作为自己创作的方向。
总而言之，五四新诗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五四新诗打破旧体诗的桎梏，顺应时代的要求，遵循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接受西方民俗学科的影响，在新诗创作中凸显平民意识，带领中国新诗开辟了一条“民间化”道路，实现了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介绍：林莹秋，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