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民俗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但真正壮大并开花结果，却是在1927—1933年的广州中山大学，也有学者称这一时期为解放前民俗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广州中山大学在二三十年代成为现代民俗学研究的第二重镇，聚集了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一批学者，创办了专门的研究学会——“民俗学会”，并出版有《民俗》周刊、“民俗学会”丛书等刊物、著作，为民俗学发展培养了许多年轻的人才。“民俗学”的学科命名也是在这一阶段正式确立。
朱家骅出生于1893年，浙江湖州人，中国第一代德语教授、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1926年他以学者身份进入政坛，此后历任中枢要职。教育学术方面，朱家骅曾执掌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职，两度任教育部长，是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后二十五年内的唯一董事长，并筹备发起中央研究院并担任代理院长十余年；此外在国民外交和非官方民间社团方面也担任过众多职务，可谓中国近现代史上文人从政的典型之一。
不过他年幼时就丧父丧母，追随兄嫂一起生活。十三岁开始就读于南浔正蒙学堂，十六岁时到上海考入同济德文医学校。1914年开始，自费赴德国留学，至1917年因一战被迫中断在德学业。二十五岁的朱家骅回国，出任北大德语教授，与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学生顾颉刚同龄，比傅斯年只大四岁，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次年，教育部考选留学生十名，朱家骅获北大校务会议推荐，再次赴欧洲留学，直到1924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再次被受聘为北大德文系主任兼地质系教授。朱家骅十岁后所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在德国攻读工科且留学的先后八年，正是德国兴盛之际，他“深知德国之强，实起于学术之盛；德人正以学术为原动力，推动国家建设；正以学术为标杆，旋转国运”，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亦有不懈的追求。
1917—1918年朱家骅虽然在北大任教时间并不长，但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这一时期北大的“歌谣运动”正蓬勃发展。因此，北大新文化运动中对国学观念的讨论、歌谣的征集和发表，必然会对朱家骅有一定的影响。学者出身和北大的氛围熏陶，促成了他执掌中山大学时对民俗学研究本身学术价值的认可和支持。民俗学家钟敬文多年后就回忆说：“（广州中山大学）语史所之所以能继北大之后，成为新阶段民俗学运动的中心，除了由于同人的齐心协力外，也因为中大最高领导层对这项学术新事业，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故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当时学校新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一位是从北大来的，他当然知道北大这种‘新国学’活动的情形和一定意义。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对于民俗学活动的支持，也就成为有一定分量的积极因素。”所谓“北大来的”“最高领导层”自然是指朱家骅，钟敬文肯定了处于特殊领导地位的朱家骅对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囿于朱家骅的政治身份，而忽略其学者出身并受北大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经历，在评价其对民俗学发展的影响时就容易失之偏颇。段宝林教授在1999年发表的《民俗学的命运》一文中曾说：“大革命时期，北大进步教授南下广东，在中山大学也开展了民俗学研究，曾热火了一阵，却因校长朱家骅的压制而遭受厄运。此人是官僚，对民俗学一窍不通，必然如此。”但实际上，相比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来说，朱家骅正是大革命时期南下的北大“进步”教授中的一员。“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后，学生们激愤爱国，国民党趁势鼓动，朱家骅先后与顾孟余、王世杰、周鲠生、李书华等，在北京领导学生游行示威，为政府所忌恨和通缉，两度避居东交民巷。1926年7月，迫于政治压力，朱家骅接受广东中山大学地质系教授兼主任的聘任，化装南下。并且中山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一直得到朱家骅支持，甚至在争议备至、陷入危境时，是朱家骅力排众议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让民俗学有了继续开花结果的土壤。
二
朱家骅南下广州，虽从事政治工作，但主要职务仍是中大的学术与教育工作。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一方面四处延聘国内外学界名流来校任教，并完善学科设置。1926年留学欧洲七年的傅斯年即将回国，受到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的广泛关注和争相邀请。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情形下，朱家骅密切关注傅斯年的行程并迅速出手，傅斯年刚一到香港就收到了朱家骅亲自派人送来的聘书，被任命为文科主任。这种千金买骨、求贤若渴的十足诚意打动了胡适口中这位“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民俗学会”成立于1927年11月，全称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而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正是隶属于文科主任傅斯年之下的系级研究机构。傅斯年帮助朱家骅谋划学校建设，主持文科建设。在他们的延揽之下，1926年知识分子南下潮流中離开北大的多位学者故旧来到中大就职，如鲁迅、顾颉刚、江绍原、许寿裳、容肇祖、董作宾、何思源、伍叔傥、罗庸、费鸿年等，成为中山大学主要的师资力量，其中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何思敬都是“民俗学会”的主要成员。
然而顾颉刚曾与鲁迅交恶，鲁迅得知顾颉刚要来中大，勃然大怒，声明“他来，我就走”，誓不共处；傅斯年与顾颉刚是北大读书的同窗好友，声明与顾颉刚共进退，也毅然决定辞职。对于新成立的中山大学来说，因为中央党部和党政府北迁武汉，武汉、南昌也增设中山大学，本就使“聘人的困难，加了一层”，鲁迅、顾颉刚与傅斯年又均为学界名流，失去哪一个都是极大的遗憾和损失。学校意见纷乱，为此学生召开大会，结果是主张三人都留。为了平息这场风波，朱家骅居中调停，煞费苦心，他一面组织学生并亲自上门，试图劝说和挽留鲁迅，未果，又只允许鲁迅请假离校，不同意辞职；一面又安排顾颉刚去江浙一带，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购买图书。这样一来，鲁迅辞职一事暂得拖缓，两人未在中山大学直接会面，得以在一个学校共处了一个阶段。
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成为“民俗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持者之一，他将北大时期歌谣运动的种子带到中大，并不遗余力地推动《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会”丛书的出版发行，弥补北大时期因为经费不足而使大批材料无法刊印的遗憾。同时借助顾颉刚等人的学者资源，“民俗学会”能够邀请到一流的学者约稿，刊物出版发行可谓“勇猛突进”，在全国风头无两。在顾颉刚的推荐下，1927年钟敬文被调至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民俗学会”的很多具体事务，如《民俗》周刊全部的编辑工作，刊物及民俗丛书印刷款项领取、支付等，很长时间都是钟敬文一人负责。
1927年12月开始，朱家骅调任浙江民政厅厅长，中山大学的职务继续保留，他隔几个月往返广州一次处理校务。朱家骅遥领校务，领导风格较为开明，在顾颉刚日记中，没有见到任何他无端插手或干涉语言历史研究所和“民俗学会”事务的记录。1928年傅斯年离开中山大学后，顾颉刚接任主持语言历史研究所代理所长，直到1929年初离开中大。从现存的这一时期顾颉刚致戴季陶、朱家骅两位校长函及批复结果来看，顾在语史所设立名誉顾问、经费增加、发掘古窑、开办展览、人事升迁等诸多事项上的申请，大都得到了批准与支持。朱家骅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用人不疑且心胸开阔，这让顾颉刚非常欣赏。1930年，在燕京大学任职的顾颉刚在日记中吐露对燕大研究所太官僚化的不满，怀念起中大时期朱家骅的领导风格，自陈“予之性质，亦甚刚愎，故任事以来，对于上司皆感不满，仅朱骝先先生为例外耳”。综观顾颉刚在中山大学之后所任教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以他性情的固执与多疑，对于主事上司多有不满甚至冲突，甚少有像这一时期对朱家骅这般内心钦服、毫无怨言的情况。
三
尽管“民俗学会”的同仁们团结一心，工作热情高涨，但中大的民俗学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学者分歧与人事纠葛中，出版审查和钟敬文被辞退两事鲜明体现了矛盾的激化。正是遥领校务的朱家骅的关键性支持，才使得学会的出版活动得以继续进行。
“民俗学会”本身没有经费，成员们著述及编辑都是纯粹义务性的劳动，校外人士投稿也全凭热心，没有版税或稿酬。刊物、丛书的出版经费并非从语言历史研究所，而是从隶属于事务管理处的出版部支取。1927年4月顾颉刚初到中山大学，提议复刊《歌谣》周刊，再次兴起民俗学运动时，得到了出版部主任伍叔傥等人的支持；但“民俗学会”的出版费用关系到全校的预算，在广东政局动荡、纸币贬值的情形下，学会有材料就印的出版理念遭到了其他同事的反对。
首先是顾颉刚与文科主任傅斯年在印书主张及背后的学术理念上存在很大分歧，甚至在1928年4月互相破口大骂。他们推动文史学科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理念大致相同，但在民俗研究取向上则差别甚大。傅斯年认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研究的结果”，“民俗丛书”出版浅薄无聊，缺乏学术水准；顾颉刚则认为民俗学是刚提倡，主张有材料就可印，他认为傅斯年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在一种学问根基打好的时候说是对的，在初提倡的时候说是不对”。从专精的标准看，民俗丛书达不到出版标准，但是如果不出版，一班可以继续民俗学工作的青年便得不到诱掖引导的力量而要走到别方面去了。
傅斯年外，“民俗学会”还遇到来自出版部主任伍叔傥、法学教授何思敬和当时校长戴季陶等人的阻力。何思敬就批评“民俗丛书”将成“顾颉刚丛书”。1928年5月校方成立出版审查会，将语言历史研究所已审查之书重行审查，计划出版的多种“民俗丛书”在出版会议被否决；7月学校当局借口“民俗丛书”之一种《吴歌乙集》“有秽亵歌谣之故”，越过在校的朱家骅而告到校长戴季陶那里，戴季陶下令要辞退钟敬文。这两件事予以“民俗学会”的工作以重大打击，审查出版必将极大钳制和减少民俗学刊物的出版发行，削弱中大民俗学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而辞退钟敬文，会使《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的编辑、印刷等事务性工作直接陷入停顿。
“民俗丛书”在出版会议被否决之后，顾颉刚致信朱家骅求助，朱家骅又致电出版部主任伍叔傥，允许出版，伍叔傥甚至为此愤而提出辞职（被留）。戴季陶下令辞退钟敬文时，朱家骅正在校中，再次依仗朱家骅的支持，钟敬文作为助手又继续了一小段时间的工作，《民俗》周刊及丛书才得以继续出版。可以说，这一时期民俗学会的工作处于孤立无援的处境之中，如果没有朱家骅力排众议地始终支持，甚至不惜违逆他一贯尊敬的师长戴季陶的意见，中大的民俗学运动很可能就此夭折。
学校的办学经费虽名义充足，但广东政局动荡，其实并未完全兑现，实际一直都较紧张，但朱家骅一直都在尽力维持和保障“民俗学会”刊物的出版经费，即便是在顾颉刚请假离开中大以后。1928年9月容肇祖接手《民俗周刊》的编辑，一直出版到1930年2月（容辞职另就）。1929年春顾颉刚已请假离开中大，7月朱家骅还批准了容肇祖送请审核的《发展民俗学会计划书并经费预算》，批准经费每年二千二百元，具体为风俗物品五百元，调查费五百元，丛书稿费一千元，购书籍费二百元，这是“民俗學会”有史以来被批复的最大一笔经费，可见朱家骅并非只为拉拢顾颉刚等学者名流，他对民俗学运动本身的学术价值是十分认可的。
朱家骅既能在办学经费紧张、教授们意见分歧的情形下，一直尽力保障民俗学会的出版经费，也能在民俗材料被视为下等和“秽亵”，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理念发生冲突时，居中调停，从学术研究价值的层面认可、扶持这项学术新事业。中大成为北大之后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发源，享誉全国，朱家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作者：杨春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