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若凝
摘要：历史长河中，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在不断寻找定位。经过两次文化转型，产生了担当传统文化批判者和新文化启蒙者角色，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而后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开始向自由职业者过渡，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以两次文化转型为视角分析其社会角色转变，分析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路，以此继续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使知识分子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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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转型;社会角色;困境
一、中国知识分子概述
早期“知识分子”曾指19世纪俄国社会阶级之城市精英分子，主流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是运用理性追求人类文明的价值并以此为参照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者。“知识分子”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依托自身文化并积极迎合掌权者。
传统“士”阶层变化现于晚清，囿于西学东渐与民族危亡的动荡时势，产生了颇具近代意义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其在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同时,思想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渐次具有独立的思想及人格，社会角色愈发专业化。
囿于特殊的历史传统及国情，中国知识分子要在社会转型期成功扮演其角色，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前提有三：其一，须具备独立人格，其二，须有强烈政治参与意识，最后，须具备独特经济背景与知识价值体系。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指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群。当代社会，贡献自身知识及具备科学理性与独特语言工具，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文化转型-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转变分析
近现代中国文化历经两次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其中积极主体，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改变了自身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特性。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极具依附性及顽固性，却又兼具强烈社会责任感。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文明输入迫使中国被动进行了第一次文化转型。新知识分子成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及新文化的启蒙者，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实践之弱势;但新文化根基薄弱，本位观念严重等局限使得第一次文化转型失败。
五四运动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剧了社会革命的迫切性，期间伴随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变迁，产生了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民粹主义精神，同时也产生了取消独立思考的倾向，牺牲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文化特性,从而造成社会文化结构的缺失。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体现出特殊文化特性：新依附性，原罪意识，新封闭性和保守性。“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但更深刻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现代社会角色和文化特性。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文化转型，是现代化必经之路。此间，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向自由职业者转化，重新担负起政治监督角色，社会责任感渐强。随着改革全面深入展开，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改革主体积极力量。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及挑战
近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在肩负双重角色同时，也发挥着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功能,两者间关系是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的全面推进使社会意识形态淡化，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士大夫的政治权力，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社会也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和螺丝钉”。因此，知识分子面临“失语”的政治困境。
另一方面，知识体制的强化及扩张，满足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要求，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也诱导其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部谋求个人发展。在此情况下，众多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某领域专家，对整体权力颠覆不再单纯依靠精神上的社会良心和道德自律，专业主义为它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因此，知识分子事实上丧失自身独立性，依附于体制规范。在专业化、职业化、合理化制度中，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与批判及公共性正逐步被侵蚀殆尽。专业主义一定程度上导致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隔阂加剧，最终导致大批知识分子“失语”。
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极大冲击了知识分子观念。长久以来，无论是“封建时代的士大夫还是近代知识分子，都恪守重义轻利的信条”，因此，其价值观念和取向上的矛盾难以协调，使其无法正确定位自身的社会角色，有些知识分子攀附权贵，不以实现群众利益为目标，“时刻在观察风向，揣摩当权者的意图，来获得当权者的青睐，以此达到理想目的。
自古以来，中国即有“文人相轻”的说法。知识分子面对市场经济浪潮，为其痛失昔日中心地位失魂落魄。鉴于此，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出现争斗局面，内部矛盾更加突出。知识分子的“疯狂”根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神圣感。这种理解诠释了知识分子“批判性”的灵魂，使知识分子能保持热情，同时，存“浩然正气”于天地之间。
但当知识分子过分执著于对这一层面的批判，过程中强加自认为的“普遍性”和偏于一隅的“绝对性”时，其难以难保证不陷入“狂语”状态。当他们以普遍真理的代表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实际是代表一种话语霸权，福科指出：“他们这种超越特定阶级局限而追求知识的权威性，说到底不过是某种权力的作用而已。”
此外，囿于20世纪末的国学热，大批知识分子进入现代的知识体制，逐渐拥有了一种学术自觉：认为知识分子需要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他们对“以天下为己任”态度进行批判反省，更愿意成为现代知识体制中的学者，甚至是某领域专家。
后现代文化拥护者借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断然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退居边缘，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彻底失去他们存在的合法性。传统知识分子死亡，但知识分子这种自由、批判、超越精神不死，知识分子就将获得永恒。公共知识分子职业道德在于，当他对公共问题发言时，不能以自己的个体或群体利益需求出发，而应从知识的良知和理性出发，作出独特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
四、寻求中国知识分子新出路
1.坚守知识分子自身的公共性价值立场
其前提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独立”，要保持清醒和独立思考；同时，面对被边缘化局面，其应积极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用行动弥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鸿沟，从而实现对公众的价值引导。
2.以专业介入公共生活，求得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协调
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担负着批判和建设的双重任务。过程中要发挥学术自由、批判和反批评自由的精神，把价值中立作为追寻的目标。在批评与建设、适当距离与充分投入之间，进行艰苦的协调与平衡，在“利义”之间寻找平衡点。
3.保持批判的立场，正确进行自身定位
乔姆斯基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因某个信念在意见环境中持主流，而趋于沉默，那么他们背离了民主的本质。“批判性”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本质，，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要坚持独立自由的精神，理性分析社会现实。从而，使公众在知识分子的深刻批判下，对社会进行反思，将问题得以升华，在“意见的自由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中揭开问题的真相。
诚然,知识分子有被社会“边缘化”的趋势，但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是非功利性的，坚持对历史发展趋势和对时代文化主流的检验和批判。不因为未能身处社会主流位置自感失落，应顽强坚持自己边缘批判的地位。
4.知识分子要缓和内部矛盾，进行自我批判
知识分子应戒“文人相轻”的传统观念，努力做到“文人互勉”和“文人相亲”。
此外，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批判，进行反思。布尔迪厄认为“: 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只有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齐心协力共同发展，为国家的富强贡献知识分子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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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