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思慧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金元时期，金桓州与元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地区气候和景观截然不同，金人梁襄说此处“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元人王恽言该地“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两种看似矛盾的说法，实则反映出12－13世纪因气候变迁引起的自然生物景观的变化。金莲川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部分的北界，在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的交替过程中，这一地区地理环境所发生的重大改变，影响着动植物的繁衍生长和人们的社会活动。1230－1260年可能是迄今为止东北亚两千年来最温暖的时期，在这种气候环境背景下兴建的元上都，有条件成为13世纪东西南北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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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12－13世纪；金莲川；气候变迁；环境变异
中图分类号：F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20-02
金桓州与元上都在同一地区，金代新桓州城遗址与元上都遗址相距约19公里，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上。秦汉之后，先后有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游牧族群在此劳作生息。10世纪兴起的契丹人将此地称为曷里浒东川，是辽朝皇帝四时行营的一处风水宝地。12世纪初，灭辽建金的女真人在此建造桓州城。12世纪中叶，金朝皇帝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之后[1]，此名延续至今。1255年，忽必烈率部在此建立“金莲川慕府”，次年修建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称汗和开创元朝后将开平府升为上都，与1267年后在金中都（今北京市丰台区）以北兴建的大都并列为元朝的首都。有元一代实行两都巡幸制，每年4月间元帝带领臣僚北至上都，9月秋凉时节南返大都。
金桓州、元上都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部分的北界，临近蒙古高原东南边缘。边缘处横亘东西的燕山山脉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山脉以北进入内蒙古高原，山脉之南连接华北平原北部，历代修建的长城蜿蜒其间，成为气候、地理、经济、政治、人文的标志性建筑物。地处塞外坝上的元上都遗址区平均海拔约1260米，周边是以湿地、沙地、典型草原为景观的牧业经济区；元大都位于燕山环围的华北平原北端，城区平均海拔约50米，周边是宜农宜牧且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区。两地的直线距离仅270公里，但高低相差1200多米，因而塞外、关内气候差别显著，坝上、坝下风光景物不同。1221年，丘处机等人前往中亚拜会成吉思汗时，从今张家口地面翻山越岭，随行弟子记言：“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2]这种自然景观是固定的常态，千万年如此，今日依然。此外，自古以来，在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的交替变化中，还会出现特殊的自然形态，使得农牧过渡带地区的地理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影响到人类的社会活动与动物植物的繁衍生长。例如在12－13世纪，金莲川地区的气候和景观就截然不同，对此可以通过金元时期的两则史料来加以认识。
《金史·梁襄传》中，特意收录了金朝官员梁襄写的《谏北幸》一文，金代流传下的公文不多，因而此文极富特色。这篇上疏书劝金世宗完颜雍不要年年去金莲川出巡，文中说：“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特与上京、中都不同。”[3]按照梁襄的看法，金莲川这地方气候恶劣，地冷天寒，不长庄稼，从来就是荒漠野地，难以实施行政管理，完全不同于上京、中都。然而，元廷大臣王恽却说金莲川之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4]王恽认为金莲川这地方不错，风水极佳，有山有河有森林，牛羊遍野水有鱼，集市货物充实，百姓食物丰富。曷里浒东川是辽朝皇帝捺钵避暑之地，金世宗效仿辽制不定期巡幸，元朝皇帝则在此营造都城年年前往。为何金朝臣僚对此地没有好感，而元朝官员却赞誉有加？梁襄与王恽对金莲川地方看似矛盾的说法，其实反映出不同时期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改观。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最早提出：我国近5000年的气候中，最初2000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后3000年的平均温度存在着系列性的上下浮动，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后400年、1200年、1700年出现过最低温度，摆动范围在1℃至2℃之间。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12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13世纪初和中期是比较温暖的期间，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13世纪的后半叶[5]。近年，葛全胜等学者对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给予全面研究，进一步详细指出：12世纪发生了北半球普遍降温的气候事件。在长达百年相对寒冷的阶段，中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1951－1980年平均值，下同）低约0.3℃，冬季气候异常寒冷，现存历史文献有许多当时河流湖泊冻结、果木冻害、寒潮频繁、异常降雪的记载。13世纪，东亚气候开始转暖，中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0.6℃，这一时期茶树种植的北界在开封至淄博一线，比现代茶树种植北界南阳－徐州－青岛一线偏北一个纬度。1230－1260年间，中国中东部地区经历了有可能是过去2000年来最为温暖的30年，冬季温度较今高0.9℃。从1260年以后开始渐渐向寒冷转变[5]。
金世宗年号大定，在位于1161－1189年，一生曾经至少9次前往金莲川等地北巡。梁襄在金世宗时期出任过监察御史，他的《谏北幸》何年所写不祥，但其文中有“议者谓陛下北幸久矣，每岁随驾大小前歌后舞而归，今茲再出，宁有遽不可乎？”、“今者累岁北幸”、“如何岁岁而行”[6]等语，从《金史·世宗本纪》的记载看，金世宗仅在大定十四年至十六年（1174－1176）间，连续3年北上金莲川是岁岁出巡，其他数次北巡有4次隔年而行，有两次是间隔了三四年。金世宗认为《谏北幸》有可取之处，但并不认同梁襄所言“巡游败国”之说，不过他也听取了梁襄的劝阻，“世宗纳之，遂为罢行”[7]，取消了这一年的北行计划，但从大定十八年（1178）后，这位皇帝改为隔年北巡金莲川一次，故知梁襄的《谏北幸》应该写于大定十七年（1177）。如上所说，12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寒冷期内，竺可桢先生举例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1153—1155年苏州附近运河结冰；1110年和1178年，福州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8]。因而梁襄对这一时期塞外金莲川的描述是“地积阴冷，五谷不殖”“气候殊异”，他认为皇帝实在没有必要到这种异常寒冷之地搞劳民伤财的巡幸。
王恽是元初朝廷重臣，他在《中堂事记》中以日志形式记录了跟随忽必烈在上都公务之事，时间是蒙古中统元年（1260）九月至次年（1261）九月。王恽所记比梁襄所写晚八十余年，他描述的金莲川风光景物已经和梁襄笔下大不相同了——“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因为从13世纪初开始，东亚气候转向温暖并持续到13世纪后半叶，冬半年的平均气温甚至比今日还要高。随着气温的升高，塞北无霜期得以延长，必然引起农业作物的北上种植，从而促使农副业得以发展。也会出现自然植被的自我生长，进而导致多种动物生存空间的生成，上都周围的风光和物产便自然可观了。王恽记写《中堂事记》的1260－1261年，是13世纪东亚气候温暖期的最高峰值，此后开始缓慢降温。葛全胜等认为：1230－1260年间中国中东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0.9℃，1260－1320年间同地的冬半年平均气温下降0.7℃[9]。就是说，尽管13世纪下半叶气温降低，但仍然较今高0.2℃。虽然他们研究的是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气候改变现象，但当时塞外气温的冷暖变动也应如此，因为自然气候的变化都是大概率、大范围、大尺度的律动，正所谓“环球同此凉热”。
关于气候条件与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葛全胜等人指出：柑橘、茶树、苎麻都是典型的亚热带多年生植物，对温度反应显著敏感，当平均气温升高或降低0.6－0.9℃左右时，其生长线南北移动一个纬度上下。也有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论是：平均温度每升高或降低1℃—2℃，农牧交错线就会在5个纬度范围内北上或南下。我认为，对气温变化反应非常敏感的柑橘、茶树、苎麻等亚热带植物，当平均温度升高或降低1℃左右时，其生长线南北移动一个纬度上下，这种物候现象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许多记录。不过对于中温带农牧交错带地区耐寒耐旱的植物而言，平均温度升高或降低1℃左右时，它的适合生长线绝非一个纬度，当平均气温在一个较为长期的降低或升高阶段内（如12世纪长达百年的降温期和13世纪八十多年的温暖期），此类植物生长线的南北界范围应该在2－3个纬度之间移动。金莲川在北京正北方向，元大都中轴线与元上都中轴线的经度偏差不大，两地距离跨两个半纬度。12世纪时的金莲川气候寒冷，相当于今日锡林郭勒盟北部乌拉盖河流域的年均气温（东乌珠穆沁旗年平均气温0.7℃，西乌珠穆沁旗年平均气温1℃），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现今金莲川所在的正蓝旗年平均气温为1.5℃，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莜麦、荞麦、马铃薯等，经济作物有油菜、甜菜等，户外蔬菜有白菜、胡萝卜等[10]。13世纪时的金莲川年平均气温高于今日，当然适合豆类、谷类、麦类农作物的种植。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金元时期两位作者笔下的记录为何差异极大。
另外，梁襄认为金莲川之地“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这是古人的有限认识。沧海或桑田、牧业和农业是依据气候和地理条件而形成的，从环境历史千百年的尺度看，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存在与变化一直是比较活跃的现象。随着气候冷暖、干湿的反复运动，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轮番进退、交替、重叠，因而出现了历史上中原农耕民与北方游牧民活动地域的交互变化，表现出经济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上的差异。当然，也始终存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其慕府成员由蒙汉官吏组成，他们所以选择在金莲川开府定都，当时此地必是农林牧兼宜的风水宝地。如前所述，金末元初的1230－1260年可能是近两千年来东北亚最温暖的30年，冬季温度较今高0.9℃。正因为有这样的环境条件，修建于金莲川之地的元上都，能够成为13世纪东西南北文明交汇的国际大都市。所有这些表象——12－13世纪北亚地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文化交融的背后，挥动着自然界气候变迁的无形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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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3〕〔6〕〔7〕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7．
〔4〕叶新民，等．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1．
〔5〕〔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
〔9〕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39－453．
〔10〕张魁义．锡林郭勒盟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