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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文化的先进元素引领当下浙江社会风尚研究

  • 投稿明月
  • 更新时间2015-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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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玉 君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东阳)

摘 要:越文化是越人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数千年来经过不断创造积累,凝聚出了许多先进元素,例如艰苦创业、发愤图强、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等,如果用越文化中这些先进元素引领当今浙江社会风尚,这将是一条十分正确而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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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越文化;先进元素;浙江;社会风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3.034

*基金项目: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度立项课题“用越文化的先进元素引领当今浙江社会风尚研究”(项目编号:RWZD2)

作者简介:杨玉君(1979-),女,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思想教育。

收稿日期:2014-11-18

所谓越文化,是指生活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及其周边地区的越人所创造的文化,其主体部分在今天的浙江省境内。古代越国是越人创建的一个居于东部沿海的国家。越,又称于越、內越或大越,是百越族群中最为著名的一支。关于越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夏代。由于越国历史悠久,它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越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越文化经过漫长的积累沉淀,凝结出了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精华,可以说越文化具有丰富的可资利用和开发的宝贵资源,如艰苦创业、发愤图强,开拓进取、不固守家园,开放包容、任贤使能,刚烈尚武、爱家爱国,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等等,这些都是越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浙江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宏伟蓝图,就必须发挥文化的软实力作用。

越文化既是一种先进的地域文化,也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当下社会建设服务,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当今文化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众所周知,文化具有文化“化”的功能,它内化于心,能提高人的内在素质;它外化于形,则能塑造人的外在良好形象。当社会主体的人既具有了高尚的思想又拥有了良好的行为习惯,社会必将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在我国先秦文献《周礼》中就有“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论述,这是汉语中公认的“文化”一词的来源,它清楚地揭示了文化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的根本决定作用。因此文化包含了“成天下”的机制与原理。传统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基因,是民族性格的重要体现。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既然如此,那么越文化具有哪些先进元素呢,又有那些精神内涵能为当今浙江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服务呢?笔者简述如下:

1 艰苦创业,发愤图强

艰苦创业、发愤图强是越文化的重要精神品质。由于越国所处的复杂地理环境以及特殊的历史境遇磨砺出了越人艰苦创业、发愤图强的优秀品格。传说中的大禹被认为是越人的祖先,大禹治水就包含着艰苦创业和公而忘私的精神特征。南宋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一《风俗》篇云:“其民至今勤于身,检于家。……力沟洫,乃有禹之遗风焉”。“大禹治水不仅对浙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历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引导着浙人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征途上奋勇前进”。由此可见大禹精神对当今浙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而深远。到了春秋时期的吴越之战,越国被吴国打败,越国国君勾践做了俘虏,他表面奴颜婢膝,“三年不愠怒,面无恨色”,对吴王俯首听命,可暗地里却砥砺意志,伺机东山再起,《史记·越世家》载:“吴既赦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勾践自己也说:“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好色,耳不听钟鼓者,已三年矣。焦唇干隘,苦身劳力。”(《越绝书》卷七)。由于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励精图治,越国最终打败吴国,成为春秋的重要霸主。发生在越地的这些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精神已成为越文化的宝贵财富,被越人一代代继承发扬着。

2 开拓进取,不固守家园

这一精神品质在越文化里十分鲜明突出。于越民族的发展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流徙过程中,早在开国之君无余时期,就“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古越人就是这样过着半农耕、半狩猎的生活。公元前468年,勾践徙都琅琊(今山东临沂),“迁三万户于琅琊观台之下。”这是越国谋划大发展的战略转移,生存空间由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推进。到了秦汉时期,于越族曾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北迁;根据史料记载,越人不仅大量北迁,而且还不断向南方拓展迁徙。越人这种不断流动、不断向外转移的史实表明:越人从不固守家园,越人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继承和弘扬了古越人这种精神品质,比如为了脱贫致富发展生产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浙江永嘉就尝试过包产到户;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一起步,浙江人便率先走南闯北,全国各地到处是温州发廊、义乌小商品店和海宁沙发厂。这些事例再次证明了古越文化不固守家园的开拓进取精神对后人产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与深远。

3 开放包容,任贤使能

越文化中的开放包容精神首先体现在注重外来人才的引进上,在越地这块不大的土地上,越国招揽了四方有志之士,充分发挥各诸侯国的人才作用来发展繁荣越国。如春秋时期的计然(又名计倪、计研),他本是晋国的一个智谋奇才,《百越先贤志》卷一载:“计倪者,先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字。其先晋国亡公子也。”这位来自北方的贤士却成了越国的兴帮栋梁。还有来自楚国的范蠡、文种,他们都成了勾践的重要谋臣。汉代的马臻是茂陵(今西安西北)人,《嘉泰会稽志》卷二《马臻传》有载:“永和五年为太守,创立鉴湖,在会稽、山阴县两界,筑塘蓄水,水高丈馀,田又高海丈馀。若水少则泻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马臻修筑鉴湖,在浙江水利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魏晋时期的谢灵运祖上是中原陈郡人、王羲之是琅琊人,这些来自中原的各类人才都成了越国的骄傲。《国语·越语上》记载了越王勾践网罗人才的故事:“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越国开放包容、重视人才可见一斑。

4 刚烈尚武,爱家爱国

勾践曾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辑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吴越春秋》卷七)。《汉书·高帝纪》云:“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另有《汉书·地理志》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些古文献充分证明越国是一个充满刚烈之风的尚武民族。春秋战国时期,越地剑气横生,名剑频出,《越绝书》记载了欧冶子铸剑的神话般场景:“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可以说剑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越人的一种物化精神的体现,而尚武精神则成了越人的一种内在品格。众多学者认为,越人的尚武刚烈性格是越地的复杂环境逼压出来的,越地自古多自然灾害,海侵不断发生,越人为了生存就得和自然进行抗争。再从越地的外部环境看,越国和吴国“三江环之,民无所依,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国语·越语上》)。就是这样,在越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锻造出了越人尚武的品性。越人不仅尚武,越人更有爱家爱国的优良传统:勾践为了越国东山再起而忍辱负重的故事千古流传,陆游作为一名爱国诗人其伟大人格彪炳千秋,秋瑾这位鉴湖女侠以身殉国更成为越地巾帼的骄傲,爱家爱国的宝贵精神在越地绵延至今、代代相传。

5 义利并重,工商皆本

越人既有重视工商业的传统,又有义利并重的思想观念。早在春秋晚期,勾践的第三号大夫计然就十分具有商业头脑,“处于吴楚越之间,以渔三邦之利”,他提出了“时断则循,知断则备”(《越绝书·计倪内传》)的经营策略。勾践的另一谋臣范蠡(陶朱公)大夫,在帮助勾践完成复国大计之后,毅然弃政从商,从越“浮海出齐”,“耕于海畔”,因商业的巨大成功而成为商贾鼻祖。可以说工商皆本的思想数千年来深深地融入到了越人的血脉之中。在后来,清代著明商人胡雪岩、叶澄衷等在当时的商界也是有口皆碑,享誉全国。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药号”的“戒欺”经营理念,就是在重利的同时,更注重“义”的恪守,这一“义利并重”的商业文化成为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越地工商业发达,因而孕育出了厚重的工商业思想文化。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他进一步提出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业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还在《传习录拾遗》中论道:“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正因为越文化里有着商农并重的思想文化,因而浙江才会有“宁波帮”的举世闻名,才会有“温州模式”的骄傲,才会有浙江今日发达的工商业奇迹。

丰富而厚重的越文化不只是上面列举的几点,在越文化里还有务实稳健、重情重义、知恩必报和讲究孝道等优良传统,限于篇幅这些先进元素在此我们只能省略。那么先进的越文化元素如何同现代社会对接,优秀的越文化如何来引领浙江社会风尚呢?具体举措如下:

(1)用艰苦创业、发愤图强精神革除当今浙江社会存在的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不良风气。从全国范围看,由于浙江改革开放起步较早、开放程度较深,再加之浙江的区位及人文优势,现在浙江人均GDP位居全国前列,因而一部分浙江人开始滋生自满情绪,在某些地区某些阶层出现了意志消退,追求享乐的不良习气。这种社会风气如不及时革除,不仅会影响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会败坏社会风气,进而影响社会进步。前文已经论及,艰苦创业、发愤图强是越文化的重要精神品质,越文化中的“大禹精神”是越文化的骄傲,用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战天斗地”的艰苦创业精神、勾践“卧薪尝胆”的发愤图强精神来教育浙江人民,使广大群众树立劳动光荣、创业可嘉的正确人生观,激发社会成员的正能量,唤起浙江人民的艰苦创业意识,从而有效抵制奢靡享乐之风的盛行蔓延。

(2)用开拓进取,不固守家园的创新精神革除因循守旧、小富即安的保守思想。越文化里有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精神品质。勾践时期迁都琅琊的壮举,是越人积极进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不固守家园的开拓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夫范蠡在完成辅佐勾践复国后,毅然弃官经商,泛舟湖海,开拓人生事业的新领域。王羲之本是学习卫夫人,可他能不拘泥于一家,博采众长,最终成为书界一代宗师。谢灵运跳脱玄言诗的藩篱,闯出诗歌创作的新路,成为我国山水诗派的开山鼻祖。最近,浙江省委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宏伟构想,但是当今浙江社会却存在着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消极情绪,这种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思想观念极大地束缚着人们的进取意识,影响着浙江的社会进步。当下党和政府已经规划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号召企业家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这正契合了越文化的不固守家园的文化精神。可是当下浙江的一些商人和企业家却缺乏走出去意识,他们只是在自己本土求生存,这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也不符合越文化精神。因此我们应运用越文化中的开拓进取、 不固守家园的创新精神去影响浙江人民,让全省催生出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的正能量, 为浙江下一轮的快速发展扫除精神障碍。

(3)用开放包容、任贤使能精神革除区域封闭、盲目排外的地方保护意识。与中原内陆相比,浙江虽然开放程度较高,但浙江社会也仍然存在有地方保护现象,一些部门对本土企业格外关照、对本土人才优先使用,而对外地企业及人才另眼相看,甚至有打压排斥情况的发生。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对待外省人才、外省企业上,同时也存在于浙江各地市、各县域、各单位间的相互歧视与排斥上。这种现象不符合当今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越文化中很早就有开放包容、任贤使能的优良传统,用这一优良传统教育浙江人民,无疑会使浙江社会呈现海纳百川、大气包容的新境界。

(4)用刚烈尚武、爱乡爱国革除胆小怕事、懦弱无能、冷漠自私的社会歪风。在浙江大地上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像吴菊萍、吴斌、王青意、蔡福想式的最美妈妈、最美司机和最美基层干部,但这毕竟寥若晨星,浙江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蔚为壮观的见义勇为、敢于担当、热情相助的良好社会风尚。在一些地区老人摔倒无人搀扶、他人被盗视而不见、违法乱纪无人制止等自私冷漠、胆小怕事的消极现象时有发生,我们越地的“胆剑精神”、“尚武”作风在如今的古越大地实在是少之又少。在今天价值多元、道德失范、人人自保的环境里,我们更应该用越文化的尚武精神和爱乡爱国情怀来弘扬社会正气、引领社会新风。

(5)用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思想树立行业平等,工商皆本的思想观念。越地虽然有重视工商业的优良传统,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贱商观念对浙江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当今的浙江仍然存在着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意识。考公务员、从政当官依然是人们的重要人生追求,而商业商人虽然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仍然有不屑的心理存在。对此,我们要用越文化中的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越文化精神去革除这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古人云:“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社会的文明进步、生活的幸福美满很大程度上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巨大占有,更重要的则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富有和社会风气的风清气正。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状态,和谐和睦、融洽温馨的人际关系,民主进步、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特征。尽管当今浙江社会风气是积极健康的,但也不乏低俗甚至龌龊的不良现象存在。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不仅经济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我们要牢记邓小平同志这一教导,努力用越文化的先进元素去提升浙江人民的整体素质,更要把浙江的社会风尚引领好,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责任编辑 梁 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