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竞雄，胡凯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政治领袖人格是指作为政治领袖的个体在生理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一系列政治实践中沉淀起来的相对持久和独特的内在心理动力系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统一体。只有需要和动机单元、认知单元、监控单元、特质单元、遗传和环境单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有可能形成健全的政治领袖人格心理结构。我国当前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应以识解传统与现代政治领袖人格的特征分野为基点，以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为旨归，以构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为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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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领袖人格；人格单元关系模型；人格分析启示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4)04?0005?06
[收稿日期] 2014-06-04；[修回日期] 2014-06-25
[作者简介] 杨竞雄（1990-），男，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胡凯（1952-），女，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一、政治领袖人格的基本特征
人格（Personality）一词最早发源于拉丁语中的Persona，原义为演员所带的面具或脸谱，后来引申为演员在戏剧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1]。虽然早在西方古希腊和中国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对人格问题的思考，但推动人格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无疑是19 世纪以来心理学的兴起与繁荣。在心理学界看来，人格是指人们在先天生理遗传和后天环境影响中逐渐形成的，涵盖了需要、动机、气质、情感、意志等各种心理要素，并在变化不居的客观条件中沉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特征和外显行为的独特身心结构。而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其政治人格就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心理结果，也是在政治生活中外化于行的政治自我，是个体人格系统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政治领袖人格虽然也隶属于政治人格系统，但政治领袖和一般政治人毕竟是有区别：政治领袖是特定阶级、集团和民族政治中的政治精英和领导核心，是特定历史时期重要事件的决策发起者和领导组织者；而一般政治人却不以政治作为自身职业，而是在某个时空以多样方式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而参与国家管理活动，就算是那些已经进入了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公务人员，由于他们所跻身的位置较低，拥有的权力也有限，其影响力自然不可与政治领袖相提并论[2]。总之，作为人民群众的一般政治人更多的是一种整体概念，意味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而政治领袖则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细节和剖面起着决定性意义，成功的和伟大的政治领袖必然是顺应历史大潮和人民意愿而有所作为的人物。因此，政治领袖人格是指作为政治领袖的个体在生理遗传和现实社会环境的交织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一系列政治实践中沉淀起来的相对持久和独特的内在心理动力系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统一体。
政治领袖人格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① 系统性和动态性。构成政治领袖人格系统的独特的需要动机、情绪情感、意志信念、气质性格等各个心理要素，从发展效度和发展方向的整体和全过程来看是协调的、和谐一致的；政治领袖作为“现实的人”脱离不了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其人格的发展始终都被置于一定社会制度及其发展水平和时代特征的制约之下，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对政治领袖的人格有不同要求，就是同一国家和同一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历史背景中对其人格的要求也是动态地变化发展着的。② 民族性和阶级性。政治领袖诞生成长于和领导着一定的民族，而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必然浸染着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该民族每位成员从而使他们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风格与气派，政治领袖对本民族人民的领导和历史的创造也必须从既有的民族传统出发，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一定阶级和集团的代表，他们的几乎一切行为都绝非仅是个人的爱憎喜恶，而总是要与一定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相联系，一个政治领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反映、维护和拓展了一定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受到了本阶级群众的真诚拥护和爱戴，若这个阶级是被历史所“选召”的新兴阶级，由于阶级利益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和一致性”也会受到来自于其他阶级民众的肯定与支持。③ 差异性和同一性。物质世界是多样的，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和阶级集团对政治领袖的要求是不同的，而且政治领袖们多态的先天生理特征在不同的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也会衍长成各异的个性特征；但人们却有着相同的“类特征”和“类本质”，而且同样是群属动物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与人的联系在今天“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拓中更加频繁，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在多样化的缤纷中呈现出统一的和谐基色。
二、政治领袖人格的单元关系模型分析
美国人格心理学家L?A?珀文提出了人格的单元论，即人格是由动机单元、认知单元和特质单元构成的。但从人格生成的一般规律来看，珀文提出的动机、认知和特质单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增加具有最初决定意义和客观外在性的遗传和环境单元以及“评价人格生成进展状况及调节行为的监控单元，也应增加代表人类学习成果的经验单元”[3]。只有这几项单元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有可能形成包括政治领袖人格在内的健全的人格心理结构，如图1。
需要和动机单元。需要源于人的自然属性，是从人的匮乏状态中萌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欲望。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的五个层次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各种需要相互联系和制约，共同推动着人类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发展。动机是随着需要强度的增加，在有相应的外部刺激的作用下产生的心理状态。需要向动机、动机向行为的过渡发展都会受到来自经验单元和监控单元的道德法律、经验教训和“社会禁忌”制约，一些违反了社会规则体系的需要和动机会遭到“压抑”。在对政治领袖人格的研究中发现，在早期生活愿望和学习动机上，他们大多数想通过教育改变或改善当时家庭的生活境况，或者为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做准备；高度的成就欲和冒险精神是这些人成年初期最突出的人格特点，这指引着他们通过实际的、具体而细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行为奔向某种宏大的、总体的社会目标；他们成年后的生活中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自我实现的需要尤为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4]。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甚至认为存在一种基本的政治人格，它以强烈的权力冲动为特征，吸引着政治人参与政治的正是那种行使权力、控制他人的机会；政治活动是自我满足政治行为者人格需要的方式之一，政治活动的权力动机来自补偿未被满足的自尊需要[5]。沃辛斯基（Oliver H?Woshionsky）则从政治参与者的基本动机中揭示了政治人格的基本类型：欢愉型、义务型、程序型、游戏型、地位型、使命型和谄媚型。可见，需要和动机在政治领袖人格的生成过程中具有发源性和始端性的重要意义。
认知单元是指一切有认知能力的个体所共有的认识事物的基本心理过程，主要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环节，它在形成政治领袖人格及其一系列价值目标的过程中起着信息输入和加工的作用。经验单元是指个体成长过程中积累的各种认知成果及其相应的认知图式以及情绪情感意志等积淀性经验，它为个体进行持续性认知和不断完善目标体系提供了知识基础和各种非理性因素的正向支撑。认知单元是经验单元的源泉，而经验单元又反过来对认知过程进行制约和调控。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政治领袖表面普普通通，却拥有着共同的心理特征——自命不凡，这反映出个体相对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边缘感和自我优越感，这成为它们领导或试图领导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心理因素[4]。而且某些传说或偶发性因素（如：赵匡胤降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孙中山出生时出现了“紫气东来”的祥瑞之兆等）通过人们有意无意的“雷森塔尔效应”将期望和预测潜移默化传递给了当事人，再加上萌动的英雄崇拜和学业、社会活动中取得的成功，强化了该群体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例如，少年毛泽东在东山求学期间写作的《立志》《救国图存论》等一些文章就体现出一股“居恒鹜高远而鄙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的沉雄气质受到了众多老师和同学的称赞与重视。他曾在1955 年接见谭世瑛回忆当年之事时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个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6]他还在反抗父亲和私塾老师的经历中认识到，对方的妥协和客气是由公开的、较为激烈的反抗导致的，而任何的怯懦或屈服则只能换来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认识影响了他的一生，胜利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斗争情结，促成了他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反抗斗争。
监控单元既是认知单元和经验单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对二者实施计划、协调、控制、评估和修正，并从二者中获取反馈信息。虽然经验单元也具有一定的监控功能，但监控单元涉及更为高层次和基本的信仰和元认知领域，其施行监控的力度和广度深度是经验单元所不能比拟的。信仰总是通过一定的人生理想或人生目标体现出来的，但理想又是有层次的，主要有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素质理想等。但这些层次不同、类型不同的理想并不呈现出一种绝对线性的递进轨迹。例如，革命时期的工农加入红军队伍，最初的动机也许只是为了保卫“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和家园或为了“混口饭吃”，但他们经过革命的淬炼和党的教育之后，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了打倒军阀除列强、建立新中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青年马克思曾经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7]。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拥有一个“英雄梦”，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融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4]。监控单元的信仰和理想目标体系通过对认知单元和经验单元进行监控进而对整个政治领袖人格的生成过程进行监控，不断监测出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并以此进行调控，促进个体向着既定目标不断迈进。
特质单元是指个体已经形成的较为稳定和独特的身心结构或模式，它是以往各个单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汇集性产物，是个体人格结构的主要表现。政治领袖人格一般具有以下特质：① 强烈的政治需要和政治成就欲。孙中山追求的是轰轰烈烈的“社会成就”而非狭隘和自私的“个人成就”，他要立的是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他的成就动机直接指向了革新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政治问题[4]。②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青少年的周恩来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代强音，还在香港西医疏远读书的孙中山就“念念不忘‘革命’”。政治领袖以民族国家的兴盛为最高目标，更多的是一种指向“集合体”的历史义务，因而对其的道德评价不应从人际小节或是局部视域出发，而应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为准。③ 高度的政治自信、情绪情感调控力和坚强意志。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和“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等名句就反映出了他高度的政治自信，而且他在1932 年的中央苏区遭到“左”倾路线前所未有的打击后，仍然将满腔的革命赤诚投入到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并等待时机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8]。④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政治能力。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践选出的属于中国人民的伟人，他屡次在革命的重大关头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和非凡胆略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光明前景。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他（指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9]
遗传和环境单元作为根源性影响单元，从人还处于胚胎状态起就已经交互地对其开始发挥作用了。遗传因素如智力和气质等是父母身心特征传递给子女的一种生理历程，是人格生成的生物前提；而且遗传因素的个体差异，也为个体人格的差异提供了最初的可能性。环境因素则是个体生命孕育之初尤其是生命诞生之后，对其人格生长产生影响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总和。环境使遗传所提供的最初人格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而且社会生活及其环境则是制约个体人格发展水平与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对个体的社会认知图示、信仰、性格等特质的影响尤为显著。古今中外伟大的政治领袖们无一例外地都从他们的祖辈那里继承了健全的身心，并十分注意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进行适度的体能锻炼以保持充沛旺盛的精力——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很喜欢游泳，美国总统奥巴马喜欢篮球，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拳击和柔道高手。从“制造人格的工厂”的家庭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父亲都比较严厉和干练，而母亲则都非常温柔善良，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他们都继承了父亲刚毅、进取的男子气概，也吸收了母亲那种勤劳坚韧的优秀品质。人格的生成伴随相同的实践，政治领袖人格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和演绎一定的政治角色，逐渐磨练而成的。研究发现，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为践行理想而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创造性人格。”[4]
三、基于政治领袖人物人格单元关系分析的我国当前领导干部选拔培养的思考
（一）以识解传统与现代政治领袖人格的特征分野为基点
儒家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政治领袖人格是“圣人”——“圣人者，人道之极也”，其对“圣人”人格的阐释也较为系统：从内涵上说，圣人是“既仁且智”“仁智之极”；从整体特征上说，圣人“至强”“至辨”“至明”；从外在事功上看，圣人“立德”“立功”“立言”；从修养方法上看，圣人“积善成德”“穷理尽性”[10]。但在以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皇权为具体历史背景的封建中国，儒家的“圣人”人格必然走向异化，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从“圣人=统治者”演变成为了“统治者=圣人”，这意味着“圣人”从最初的一种人格追求、一种统治者取得统治地位所必须达到的道德高度，褪变为统治者在道德上固有的非凡性和毋庸置疑性，无论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和方法是否道德，只要权力人占据了统治中心，他就会被道德化为“天命所归”，而作为权力争夺中“败寇”的一方则往往被视为“失德”或“少德”之人，不配拥有神授之君权。由此，“父王”取代了“圣人”，即君主皇权与宗法父权相结合，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与专制的性质和家长制作风。与“父王”人格共生的是“臣民”人格和“官僚”人格，前者表现为对权威和“克利斯玛型”政治领袖的盲崇和狂热，后者则表现为对上奴仆式的绝对顺从和对下“父母官”式的作威作福。但无论是何种政治人格，无一例外地都呈现出权力本位和特权情结、感性泛滥和理性缺失、双重人格和崇尚人治、“小集团”主义和“夜郎自大”性。
西方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也造成了畸形的政治人格以及政治领袖人格，宗教的或世俗的政治领袖们皆在华美神圣的礼服下和冠冕堂皇的祷词后暗自进行着诡秘而不光彩的“世俗”举动。当文艺复兴的文明之光照耀到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的《君主论》应运而生。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坚持认为“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们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11]，而且伟大的政治领袖必须将政治和道德剥离开来，“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15]，“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15]。很明显，虽然此时新时代的曙光已乍现，但这个时期对政治领袖人格的界定还仍具有很浓重的封建君主专制痕迹。到了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三种政治领袖人格：法理型统治人格、传统型统治人格和魅力型统治人格。他进而指出，法理型统治“是那种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的统治”，因而法理型政治领袖人格是与非人格化科层制、专业知识、理性规则、开明包容等人格信息紧密相连的，为现代政治领袖人格提供了范式基础。伯恩斯（James Mac GregorBurns）的《领袖论》一改以往把领袖个人的人格心理作为研究着眼点的倾向，而是注重对领袖所处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研究。“领袖永远是个人性的并同时是（权力）结构性的，他永远同时具有个人的性格色彩和权力结构的政治色彩”[13]，但伯恩斯对“结构和情境中的领袖”的关注以及对置于英美政体和政党政治范围内的“交易型领袖”的强调，都显示出他本人对“常态政治”和“常态政治领袖人格”的肯定与褒扬，这无疑与韦伯的法理型政治领袖人格的价值取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专断性向制度性政治领袖人格的现代转换。
（二）以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为旨归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领袖人格观的创始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4]伟大的政治领袖不仅是应时而生的，也需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和顺势而为，只有当他们真正了解到群众的呼声和意愿、真正理解改造社会的条件，才能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其指明前进之路。但无论政治领袖多么伟大，他仍然只是普通劳动群众中的一员，永远都只能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一切歌功颂德和个人迷信最终都会被历史证明为为滑稽可笑的悲剧。列宁则是在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中来把握领袖人格的：“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他进而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6]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看来，政治领袖应是“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7]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者的邓小平，他不仅继承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袖是一个政治集团而非个人”的思想，十分强调党的集体领导，还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集体要有核心”的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中央政治局，关键在政治局常委班子，“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18]而“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1]他吸取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后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24]，因此必须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领导核心，绝不能夸大个人，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些论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的理解。
时代创造伟人，伟人引领时代。在新形势下，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领袖人格除了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如下特质：① 具备远大理想和现阶段共同理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首先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伟大旗帜的擎旗人。② 树立弘扬“四观”，带头反对“四风”。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树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树立为人民利益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马克思主义事业观，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切实抓好打基础利长远工作的马克思主义政绩观；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优良的作风从根本上巩固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③ 鲜明的中国风格和宽广的世界眼光。要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方位、基本国情以及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既要有兼容并蓄的胸襟和眼光，基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又要在国际交往的关键时刻彰显好中国风骨。④ 卓越的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要适应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不断推进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熟练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管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事务；要强化学习意识，由知识型向智识型转变，把“高学历”转化成为“高学力”；要认真扎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切入口，防止拍脑袋决策；要带头践行担当精神，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业中勇立新功。
（三）以构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为抓手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泽东说：“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21]。邓小平也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1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指出：“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21]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领袖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现今全党如火如荼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通过长效机制的构建来培育健全的政治领袖人格和未来的政治领袖，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性意义。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则蔚然成风。首先，要通过健全选人用人机制来选拔“干事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善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改进竞争性选拔干部办法和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机制，真正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其次，要通过健全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训机制使党员干部“想干事”：完善党员干部轮训培训制度、党员谈心和思想汇报等常态化教育引导制度、“三会一课”和“党日活动”等党内活动制度，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央最新精神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再次，要通过健全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使党员干部“能干事”：完善党员干部定点联系制度，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完善党员干部实地调研制度，了解民情、化解民怨、赢得民心；完善党员干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制度，送温暖、送真情、送信息；完善党员志愿服务制度，在服务群众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树立党员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最后，要通过健全党员干部激励评估和监督约束机制以及群众利益多渠道表达机制，使党员干部“干成事”：完善党员干部考核机制和奖优罚劣的激励机制，加大组织部门对干部提拔任用时的群众认可度的重视，绝不能让长期扎根基层和边远地区且拥有群众口碑的干部吃亏，绝不能让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干部吃亏；要建立和疏通多渠道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群众对干部的适度倒逼机制，建立完善联系群众的信息网络平台沟通机制，使广大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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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汪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