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四、读墨得力行
再说读墨。
孟子是不喜欢墨子的。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氏就是杨朱,墨氏就是墨子,他们观点不同,却都被孟子骂作禽兽。这是孟子的偏见。其实孟子不必骂墨子,他们两人也不乏相通之处,这就是“行侠仗义”。实际上后世的“侠义”,就一半来自孟子,一半来自墨子。如果说他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墨子侧重于“行侠”,孟子侧重于“仗义”。
孟子的“仗义”,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为孟子是邹人,邹穆公就问他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又据《离娄下》,孟子还曾经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儿都不含糊,真可谓仗义执言。
墨子的“行侠”,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墨子救宋。据《墨子·公输》,当时鲁国著名的工匠公输盘(也叫公输般、公输班、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器械——云梯,楚人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立即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今湖北省荆州市),来见公输盘。公输盘问,先生有何指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在下,想借先生的力量杀了他。公输盘不高兴。墨子说,鄙人愿出二百两(原文是“请献十金”。古时二十两为一镒,一镒为一金,十金就是二百两)。公输盘更不高兴了,心想你怎么能买凶杀人?便说我恪守正义,从不随便杀人。墨子说,先生既然从不杀人,那就好说了。在下听说先生要帮助楚国攻打宋国,请问宋国有什么罪过?楚国多的是土地,少的是人民。牺牲不足的(人民),去争夺多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聪明。攻打无罪之国,不能算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算是忠诚。争辩了不能达到目的,不能算是坚强。不杀个别人却杀很多人,不能算是明白事理。公输盘没有话说。
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那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墨子演示防守。几个回合之后,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上,单等楚军来进攻了。楚王一听,马上决定不再攻打宋国。
很显然,这个故事表现了墨子的三种精神:反战精神、侠义精神、实践精神。反战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难得的是,墨子不但提出了反对掠夺性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地制止了一些这样的战争。这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真是谈何容易!在这里,可贵的还不是他确有实施守卫的办法。这当然难能可贵,只不过一般人学不了。学得了的,还是他的侠义精神和实践精神。墨子是不是宋国人,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说他是宋人的,也有说他是鲁人的。但楚国伐宋,看来和他关系不大。他当时并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了灭顶之灾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楚国将要进攻宋国的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就真是“行侠仗义”,也真是“说得到,做得到”了。可以说,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精神,在墨子和墨家学派那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墨子不但是理论家,更是实践家。他在提出理论的时候,不但要求立论有本、有原、有用,而且要求身体力行。从前面那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墨子不是不能说。他也是很善辩的。但墨子不但善言,而且能行;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所以我说读墨得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学习墨子的这样一种精神:一旦认准了某个道理,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当然,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哲学家都实践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想建构理论。所以,我们自不妨有所得便有所行。这就是墨子给我们的启示。
五、读韩得直面
再说读韩。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儿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一个人,如果小时候父母对他比较随意,长大了他就会怨恨。同样,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如果比较简慢,父母就会恼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还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母以子贵。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君王,作为太后,就什么都保住了。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弒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正如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先生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津津乐道地、而且是最为详尽具体地研究阴谋权术的人。”(《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这样一种思想,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有积极意义吗?
有。韩非的积极意义,我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
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些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六、读老得智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思想方法更高明。
道家,通常指老庄。其实老和庄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有一点倒一样,即都强调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大家都很熟悉老子的名言:“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这话的意思是:坏事是好事的依凭,好事是坏事的前兆。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
这个观点,庄子也有。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生与死、神奇与臭腐,在一般人看来,是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但在庄子这里,也可以变来变去,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这就是道家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是道家的智慧,也是中国的智慧,是老子和庄子共有的。
那么,老子和庄子又有什么不同?
我个人的体会,是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这是把智与慧拆开了讲。其实这两个字原本就有细微差别。比如智力、智商、智术、智囊,这些词里面的“智”,就不能换成“慧”。同样,慧心、慧性、慧眼、慧根,这些词里面的“慧”,也不能换成“智”。可见智慧智慧,智与慧并不相同。从“智育”、“智谋”这些词看,智,是可以通过教育来学习、传授、掌握的东西,是能力(智力)、方法(智术),属于社会。慧,则是气质(慧性)、天赋(慧根),或者非同一般的特殊能力(慧眼、慧心),属于个人。它不能传授,只能启迪。老庄之别,即在于此。所以读《老子》可以治国,读《庄子》只能修身。“得智”与“得慧”,区别就在这里。
先说读老。
众所周知,《老子》是一部奇书。它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目的何在,都不清楚。这部书的性质,也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纯哲学,有人说它是哲理诗,还有人说它是兵书。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一般读者弄不清也罢。重要的是得其精华。《老子》一书的精华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辩证法。而且,我比较赞同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即《老子》的辩证法,是由军事辩证法而政治辩证法,由政治辩证法而哲学辩证法,最后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变成了一种生活辩证法(《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而且,依我看,这种生活辩证法还是属于弱势群体的。
实际上我们看《老子》一书,从头到尾贯穿的都是弱者是生存智慧。只不过《老子》把它们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比如“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或者哲学辩证法的高度,比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但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那几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老子一再说,不用以为强大的就强大,弱小的就弱小。天底下最柔弱的是什么?水。最能攻坚胜强的又是什么?还是水(《老子·七十八章》)。所以,最弱小的,其实是最强大的;最坚强的,其实是最脆弱的。想想看,一个人,什么时候最柔弱,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最坚强,死了以后(这时只剩下骨头,当然最硬)。可见“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因此,那些争先恐后的,没有一个不失败;那些巧取豪夺的,没有一个不输光(《老子·二十九章》);只有那些与世无争的,才最安全,也才最丰富,简直就应有尽有。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不争,所以没人争得过他们,这就叫“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说给弱者听的吗?
有趣的是,老子的这一套——无为、守雌、贵柔、知足,并非只有弱势群体受用,权势人物也受用。因为谁都有处于弱势的可能。即便贵为天子,也未必总是强势,或一定就是强势。这个时候,就用得着老子哲学了。比方说,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这个“若”,可以翻译为“就像”,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张舜徽先生就说“不外一个装字”(《周秦道论发微》)。只不过,阴谋家的“装”叫“韬晦”,老百姓的“装”叫“装蒜”。《老子》这本书,真可谓“最抽象也最实用”。
所以,老子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结果。用于学术,可以发展为思辨哲学;用于军事,可以发展为战略方针;用于政治,可以发展为斗争策略;用于生活,可以发展为生存智慧。就连同一种副产品,也可能有不同结果。比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可能是斗争策略,也可能自我安慰。由此可见,老子是影响深远的,也是无法尽说的。
七、读庄得慧
再说读庄。
和老子一样,庄子也讲“无为”。但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无不为”。至少,也是“有所为”。只不过在老子看来,要想“有所为”,必先“无所为”,或者装着“无所为”。因为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物极必反。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相互转化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所以,你要收敛,就先张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你要弱化,就先强化(将欲弱之,必固强之);你要废除,就先兴起(将欲废之,必固与之);你要夺取,就先给予(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总之要反着来(《老子·三十六章》)。反正你越是想得,就越是没有;越是不想,就越能得到。“没有”到什么程度,就能“占有”到什么程度。“后退”到什么程度,就能“前进”到什么程度。如果什么都不想,那就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得,什么都能有。可见老子的“无为”,其实是“有为”,而且是“大有作为”。它甚至不过是重拳出击之前的收回胳膊。这正是历史上那些“有为者”反倒特别喜欢《老子》的原因。
庄子的“无为”,却是“真不做”。庄子一生,不知把多少送上门来的功名利禄拒之门外。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这故事记载在《庄子》的《秋水》篇。这故事说,有一天,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请他出山为楚国卿辅,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麻烦先生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了。贵国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呢?
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了。
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的。
这故事很多人讲过,一般都理解为庄子的清高。其实庄子不是清高,而是透彻。也就是说,作为哲学家,庄子想明白了两个问题:世界上什么最可宝贵,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可宝贵呢?生命。什么最有价值呢?自由。这两个问题合起来,就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
我认为,这就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一生,也在实践着他的哲学。为了生命和自由,庄子把很多问题都想得很开,把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淡。比方说,在孔子那里极为重要的“名”,在庄子这里就无所谓。他甚至假借老子的话说,你管我叫牛,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牛;你管我叫马,我就跟着你把自己叫做马(《庄子·天道》)。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用,甚至没有用更好。在《人间世》篇,庄子讲,有一棵树,奇大无比,许多人都去看它(观者如市),只有一位大木匠不屑一顾,说这是没有用的东西。晚上,树就来跟他说话,说我要是有用,岂不早就被你们砍掉了?正因为我什么用都没有,这才活到今天。这正是我的大用啊!
显然,庄子看来,有名有用,都不如活着。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去死,那就可悲了。为此,他连儒家极其推崇的“以身殉国”、“舍生取义”也予以否定。在《骈拇》篇,庄子说,历来就有人为了生命以外的事情去死。小人为了利益,士人为了名誉,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这些人,事业不同,名声也不同,但在违背天性伤害生命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不可取。由此可见,庄子把个体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它甚至高于道德追求、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社会理想。
那么,个体的生命为什么最可宝贵呢?因为生命是天赋的,而自然的就是自由的。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庄子·让王》),肯定的都是那种天生、天然、天赋的自由。
庄子的可贵正在这里,庄子的问题也在这里。在那样早的一个时代,庄子能够切身体会到人的“不自由”,并对这“不自由”进行批判和反抗,是可贵的。但将自由归于自然,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自由从来就不是天赋,而是人权;它也从来就不属于自然,只属于人类。唯人知自由,唯人能自由,这就是人所独有的“自由意志”。正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他才能进行选择。比方说,为了民族、国家、他人,放弃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因此,见义勇为、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等等,并非如庄子所说,是对自由的否定。恰恰相反,如果这些行为乃是出自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那么,就正是对自由的肯定。在这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是极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以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苛求古人。而且,由于庄子是那样地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由精神,他的哲学便充满了聪慧和灵气,让人读后心驰神往,久久不能望怀。我同意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庄子哲学,是可以看作美学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庄子的思想,也在后世变成了一种与老子不同的生存智慧——艺术化生存。至于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则早在战国末期就已经有人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荀子。
八、读荀得自强
荀子把庄子方法论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蔽于天而不知人”。
荀子这话,是在《解蔽》篇说的。作为战国时代晚期的思想家,荀子的著作明显带有总结的性质。其《解蔽》篇则将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和批判,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所谓“解蔽”,也就是破除片面性。所谓“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只知道自然,不知道社会。这对于庄子,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我看来,按照荀子的逻辑,孔、孟也有片面性;而孔、孟的问题,则正好与庄子相反,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即只讲社会,不讲自然。
好在荀子帮儒家补了这一课。与《论语》、《孟子》不同,《荀子》谈到了自然(天),而且在《天论》篇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荀子认为,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这个规律,不因为尧舜而存在(不以尧存),也不因为桀纣而不存(不以桀亡)。也就是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天了;地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了;君子不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可见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禹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与自然界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总而言之,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这就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了。从这一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荀子说,一个君子,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所以,他在《荣辱》篇提出了“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在大约形成于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易传》中,就发展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用这样一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中国人的话,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划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读先秦诸子的心得体会了。我的体会是:
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
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
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
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
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先秦诸子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一个人,如果能有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义气”,老子的“明智”,庄子的“聪慧”,还能够像墨子那样“身体力行”,像韩非那样“直面人生”,像荀子那样“自强不息”,那可真是了不得!
毫无疑问,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它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比方说,先秦诸子中,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不宜提倡、应该批判的内容,就没有提及。我的观点是:第一,作为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者,首要任务是继承和弘扬经典中宝贵的思想遗产。批判的工作,不妨留给专家们去做。第二,作为一般观众和读者,没有必要对先秦诸子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完全可以求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第三,先秦诸子博大精深。除极个别大师外,大多数人阅读这些经典,都难免管中窥豹以己度人。更何况我们读经典,原本就是为了获得人生的智慧。
人生是一种体验。人生的智慧是体验后的思考。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每个人的人生也只属于自己。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去体验,去思考。因此,阅读经典,不能替代体验。追慕先哲,不能替代思考。而体验和思考,只能由每个人自己去完成。这也就是我对第三个问题──“怎样读”的回答:自己读,用心读,读出什么是什么。只要有所领悟,有所启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