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铁凝以她独特的视角来写女性题材，通过对女性生活世界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女性群体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表现了20世纪中国女性生命的挣扎与灵魂所处的困境，以及在这些处境之下女性的不同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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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玫瑰门》女性 生存困境 自我救赎
铁凝《玫瑰门》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女性文学作品都不外乎是经验的层面，缺乏文化上的自觉，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铁凝《玫瑰门》预示着当代女性写作的新视角，在它之后我国越来越多的作家从复杂的人性及女性自身的角度，来探寻女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价值，至此当代女性文学才开始对女性文化进行反思。
“玫瑰门”既是“生命之门”，又是“女性之门”。铁凝通过塑造一群个性特异的女性，从不同侧面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女性生存的图景，面对宿命中的“玫瑰门”，这些女性开始了她们在困境中挣扎而又自我救赎的生命之旅，她们在挣扎中被消耗，有无知有无奈更有寻求。
一、生命的挣扎
西蒙·波娃于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在历史的洪流中，男权文化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绝对的统治，造就了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秩序，不仅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身上，同时，还把女性当作男性的附属品。
在《玫瑰门》中出现的多位女性不乏就有这种男权文化的受害者，首当其冲可以说是司猗纹的母亲，在长时间男权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她逐渐把那些封建的男权文化内化成为女性的自觉追求与自我束缚，在知道司猗纹和华致远之间发生的一切时，司太太像受到了惊吓，从此一病不起。在这样一个深受传统思想的女性身上，没有女性的自觉自省，只有“以夫为天”的信仰，她不仅自己走上绝路，在缺乏女性自觉的情况下，也导致了其女儿司猗纹的不幸。为丈夫选二房，表面上她做到了容忍和大度，还在为顾全丈夫而沾沾自喜，但是从人的本性来说，丈夫是私有的，是不可分享的，而司太太却深受男权思想的毒性，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挣扎。
而在包办婚姻中的司猗纹，从一个受过西方思想教育的大家闺秀变成一个扭曲的恶女人，这中间的生命历程不是一蹴而成的。少年丧母、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是她一生的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所嫁的丈夫从来没把她当作妻子，仅仅因为司猗纹嫁给他时不是处女，从此他高高凌驾于司猗纹之上，弃家外出寻欢，没有承担一个男人对家的责任，这难免又让人对司猗纹生出几分同情。不管她如何恪尽妇职与母职，供老育小，在家庭的经济困境中施展才能，她得到的不过是丈夫的厌恶凌辱和公公的恶毒蔑视。为了获得做妻子应有的权利和境遇，她真诚地忏悔自己在初恋中的一时迷茫，忍受着新婚之夜丈夫的肆意侮辱和此后的不闻不问，千里迢迢满心希望带着儿女去和寻花问柳的丈夫团聚，但得到的还是无尽的羞辱、冷漠和仇视。她也争取过离婚、再婚，得到的却是稍纵即逝的幸福和额上永远的疤痕。在面对这些人生的非难时，她身上所体现的胆识、魄力、坚毅，无一不显示了女性生命的挣扎，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备受嘲弄。
二、灵魂的困境
铁凝曾这样概括《玫瑰门》：“书中的主角都是女人，老女人或者小女人。因此，读者似乎有理由认定‘玫瑰门’是女性之门，而书中的女人与女人、女人与男人之间一场接一场或隐匿或赤裸的较量即可称之为‘玫瑰战争’了。”作者通过《玫瑰门》的书写，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女性生活世界。这个特定的时间背景就是20世纪中国的“文革”，而特定的空间背景是北京的响勺胡同。北京胡同何其多，作者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来表明这个特定时代的女性，在某种意蕴下，我们可以猜测这是一种女性生存及灵魂陷入困境的普遍性。
“文革”是文本中的一个特定的带有创伤性的时代，生活在“文革”中的人们也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而女性在普遍的创伤之外还因为女性这个性别遭受了更多的不幸。在这一点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姑爸。姑爸因为下巴奇大被新郎在新婚之夜离弃，于是她一反从前温顺的模样，从此“分头、扣胸、烟斗、四方步”成为了她的“招牌”特性，她用外表的变化否认了自己的性别，此后掏耳朵和养公猫成为了她全部的生活寄托。虽然她强迫给罗大妈掏耳朵显示了自己的威风，却也为罗大妈的报复留下了隐患，而她所养的公猫——大黄偷了罗大妈的一块肉，更为罗大妈的报复找到了借口，也由此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在“文革”风暴到来之际，司猗纹审时度势，主动给红卫兵写信交代，自己抄自己的家，大张旗鼓地腾出房屋，交出家具、首饰，读报纸、演样板戏、上街巡夜，为了自己的生存，她甚至无所顾忌地伤害自己身边的亲人，这样的生存方式让她逃过一劫又一劫，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灾难。但同时她的灵魂早已陷入了孤独的境地，在适应现实与抗争现实中，她的人格也处于分裂状态：“如果她的灵魂正厌弃着什么，她就越加迫使自己的行为去爱什么。”铁凝曾说：“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显然，司猗纹的悲剧在于她过于看重个体生命的欲望追求，而这不符合那个特定时代的要求，她的灵魂也就陷入了连夹缝都没有的困境中。
三、女性的自我救赎
玫瑰门，可以理解为衔接女人天性与社会之间的一道大门，门内是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门外是社会利益强加给女性生命的枷锁。为了追求生命与灵魂的自由，每一个女性就要做到自我救赎，而她们首先就必须跨越这一道门槛。在小说中，作者着重塑造了庄家三代中的四个女性形象，可以说这四个形象分别代表了女性自我救赎的方式。而她们是否成功地跨越了玫瑰门，每个读者有着不同的感受。
司猗纹为了走出这扇门，她不断地呵护着自己的女性性征，寻找一切机会，在艰难的困境里挣扎着，跟随着主流社会，期待着灵魂能够干净地从玫瑰门里穿越出来，从而让生命的欲望诉求与灵魂重合到一起。
姑爸却永远关闭了玫瑰门，她不承认自己的女性特征，甚至把名字改掉，以一个男人的式样活着，她把生命的欲望诉求封锁在大门之内，这种以消灭性特征的方式来完成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是难以穿越玫瑰门的，门外的社会难以接触到她的灵魂，所以注定了她的悲剧。
而竹西采取的却是与姑爸截然相反的方式，她敞开玫瑰门，大胆追求生活，她无时无刻不在反抗着自己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她的反抗是让人振奋的，但同时她的反抗又是消极的：她只是根据自己的本能走着自己的路，并没有真正地意识到她要的是什么。她通过这种放纵性特征的自然功能完成女性个体生命的欲望诉求，救赎了自己的生命，却使灵魂夹在门缝之中。
苏眉在狂乱的“文革”和变态的外婆的双重阴影下，战战兢兢慢慢长大，所幸的是在暗淡的童年岁月中，舅妈竹西以她那旺盛的生命力和真诚坦然的生活态度感染着苏眉，使她能够在那个扭曲的时代环境中，以正确的态度开始生命意识的萌动和跳跃。“玫瑰门”作为生命意识的觉醒突发之门的象征寓意正是在这里。正是靠着生命意识的觉醒，苏眉开始逐步走向女性自我救赎的道路。
张韧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玫瑰门终于伴随着新生婴儿的第一次哭声而绽开了女性青春与生命的花朵。小说收束于当收之时，恰到好处：老的已经走了，年轻的在开花结果，新的在诞生，这一切恰恰是‘玫瑰门’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③在文本中，通过成年后的苏眉与年幼的苏眉的灵魂对话，达到对真实、谎言和生命的拷问，这里拷问的对象不是个体的女性，而是集体的女性，自审式的追问体现了在建构女性经验中女性自我救赎的挣扎和艰难。
女性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她们虽然拥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却抵挡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抵抗不了无声的压迫，不论是升起的还是沉落的，不管是有幸还是不幸，每一个女性的解放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时代赋予女性的使命要求女性在自我认识逐步成熟的同时，也要接纳整个世界，不能为了自我欲求的满足放弃了门外的整个世界。女性要将自己放在人类的高度上，主动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在表现自我的同时，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
①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②铁凝：《铁凝文集·写在卷首》（之五），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③张韧：《为苏眉一辩》，《文论报》1989年第4期。
作者：刘玲，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