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语
司马子长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纵观历史，此“倜傥非常之人”，既有以文名世者，亦有以才情傲世者，关汉卿则二者兼而有之。作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其《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作品晓谕中外，而“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不群之语，更是激荡着狂傲倔强的战斗精神。魏佳一文避开单论作品或独品人物的套路，结合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不服老》，从传统角色的定位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冲突、不羁浪子与青年子弟的形象对照、有限生命与永恒时空的交互映照三个方面，分析在仕进之路堵塞、士子地位下降的元代，以关汉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矛盾冲突以及在受挫与背叛、反抗与融合、挑战与超越中不断探寻生命平衡点的倜傥不羁的个性特征。
依鲁迅先生的说法，“魏晋风度”的外在表现有寄情山水、不拘礼法、饮酒服药、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等等，其实质则为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故作为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的作品，《世说新语》通过雅量、识鉴、规箴、捷悟等来褒扬魏晋士人宽宏的气量、鉴别是非的能力、为政治国的才干、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机智……然而徐秋雅一文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将关注的眼光投向《贤媛》篇中所记的二十三位女性，盛赞其率真性情、不凡气度、超群才识、高洁德行，分析探讨魏晋风度对女性的影响，为我们展现了魏晋这个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时代女性的精神风貌。
谏或谏诤、谏议，指的是臣下对君王的失当言行进行规劝、告诫的行为，萌芽于尧舜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谏，关乎民主与文明，关乎国家兴亡，故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设立制度、宣传动员、选拔谏臣、奖励进谏，以期稳固君主专制政权、推进社会文明建设o而为达到进谏效果，谏诤者也往往根据所处环境、进谏对象的不同，采用或讽谏或直谏或强谏或规谏或顺谏等不同的谏诤方法，使谏诤艺术成为后世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与从政治制度和语言艺术角度研究谏诤不同，何等红一文在梳理先秦史传文中言谏例时，敏锐地发现其具有叙事意义，且均有一个“谏因→谏者言谏→谏辞→被谏者的反应-谏果”的叙述模式。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在古代谏诤研究领域中，是个极为新颖的思路和视角。
（刘燕玲，普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魏佳[昔洱学院中文系， 云南 普洱665000]
摘要：元代散曲是我国文学由“雅”到“俗”的关键一环，弄清元散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助于探索散曲的审美取向、价值诉求。本文对关汉卿散曲《南吕·一枝花·不服老>中浪子形象的分析为了解元代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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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生悖论 自我放逐 浪子形象
论及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人们大多折服于其《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作品的精巧构思及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无论是在高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课上，还是广大古代文学爱好者的学习中，关汉卿及其创作都是一个重要而丰富的话题。作家的心理机制是构成其作品内涵最重要的因素，但遗憾的是，在研究者们关注这样一个元代乃至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史卜都举足轻重的作家时，往往忽略了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贾仲明《录鬼簿》）这一人生选择背后的心理机制，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责任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作家创作的心理动机有更全面的把握。本文试从关汉卿在散曲《南吕·一枝花·不服老》中塑造的浪子形象人手，分析其心灵世界的矛盾冲突。
一、传统角色的定位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冲突
古代中国社会通常将掌握了一定知识、具有某种品质、技能或才干的人称为“士”，在传统的角色定位中，士应当有理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士应当将自己的学识贡献给民众与社会，为人类群体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理想需要能力的支撑，这就要求“士”应当有学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生命个体的价值，而学识的增长如何实现呢？儒家的回答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白话注解四书·大学》，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这样一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完善自身并投身社会的发展道路，随着儒家学说与国家权力的结合逐渐成为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也成为了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认同的人生之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前进就会被国家选拔，获得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宋代的政治家王安石为我们描述了知识分子最理想的处境：“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人生发展与阶进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完成了这样的曲折跋涉，“士”才最终完成了融入社会、并被认可的角色转换，实现由“士”而“仕”的人生蜕变。
当我们将目光由历史的长河聚焦到元代，聚焦到以关汉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身上有一个矛盾突显出来：传统角色的定位与作家个体生命意识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朝建立之初对汉族地区的残酷侵略造成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集体心灵创伤，“财货子女则入于官军，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胡祗通《紫山先生大全集》卷二二《民间疾苦》）。战争的惨痛记忆使得奉正统为圭臬的文士对少数民族生出一种抗拒心理。与此同时，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走的科举道路被堵塞，自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元朝只举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这一方面使知识分子改变自身处境步入政坛的机会极为减少，另一方面，元代政治的人员结构是“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以汉人充总管……永为定制”（《元史·世祖本纪》）。汉族文士们即使能进入政治体系，也大多处于副手的位置，不可能独当一面，即使有凌云壮志也没有实现的空间和可能，正如钟嗣成《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哭皇天》中所言：“饶你有拿雾艺冲天计，诛龙局段打凤机，近来论世态，世态有高低。有钱的高贵，无钱的低微。那里问风流子弟？”知识分子沦人社会底层，看到的是“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的社会现实。当文人们的生命价值追求在现实中屡屡受挫时，对立消极的情绪就会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出来，并且成为一种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时代认知：官场乌烟瘴气，小人舞权弄弊，贤良没有出路。这样的现实极易导致作家发出“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查德卿《仙吕·寄生草·感叹》）的感叹。
二、不羁浪子与青年子弟的形象对照
在传统角色的定位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冲突中，关汉卿通过不羁浪子、青年子弟两类形象的塑造找到了内心的平衡点。
现实世界没有为文人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不可能产生唐朝李白那样昂首挺胸成为帝王坐上嘉宾的风流佳话。仕进无路、生活窘困的文士空有满腹诗书，却只能无可奈何地沦入社会底层，在最世俗的生活需要中消磨慷慨激昂的心怀，苦苦纠缠于日常的温饱生计，于是他们换了一副心肠观照这让人费解的世界，他们感到的是“庙不灵狐狸漾瓦，官无事乌鼠当衙”（乔吉《双调·折桂令·荆溪即事》），看到的是“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雄熊”（张鸣善《双调·水仙子·讥时》），故而发出了“天应醉，地岂迷？青霄白日风雷厉。昌时盛世奸谀蔽，忠臣孝子难存立。朱云未斩佞人头，祢衡休使英雄气”（康海《仙吕·寄生草·读史有感》）的感叹。当一部分作家放弃尊严沦为犬马的时候，当一部分作家为了保全人格的独立、灵魂的纯粹归隐山林的时候，关汉卿选择了一种最为激烈和极端的方式宣告着自我的存在：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活脱脱的风月场上的催花老手，他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没有半点读书人的礼义廉耻。然而，在我们对其进行道德谴责之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出现了——是什么原因导致文人做出了这样的人生选择？
当社会对文人撕去了“求贤若渴”“爱才惜才”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他们抛到社会的底层时，文人们尝尽各种艰辛与不幸，将那份建功立业的豪情消磨殆尽，文人秉持的为历代知识分子所奉行的道德准则，如“士为知己者死”之类的理念也就无影无踪了。诸葛亮所坚守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出师表》，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的尽忠之德在关汉卿们看来遂成为毫无意义、荒诞至极的“怪事”。面对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作家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宣告着自己的存在是独特的“这一个”，他是以荒诞的行径同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抗衡——做一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关汉卿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以一个纵情声色毫无读书人礼义廉耻之心的形象出现，以种种放浪形骸的举动宣告着个体生命渴望自主把握人生轨迹、渴望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决心，尽管这样的宣告基础是以一种与社会主流价值格格不入的方式完成，甚至以一种过来人嘲笑新一辈青年的懵懂无知为基调，但这样的人生毕竟是一个生命自主完成的选择。
三、有限生命与永恒时空的交互映照
“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熊自得《析津志》）的才子关汉卿将自己凝聚成了一颗“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以生命的硬度对抗命运的不公和社会的黑暗。无论他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反抗，重要的是在反抗的过程中作家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入了永恒的时空中，让读者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仍能感觉到其生命的韧性与光泽。
生命的硬度让他超越了自身的局限：“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生命的硬度让他超越了这个社会最华丽的道德遮掩，让我们直视虚伪礼教掩盖下的种种不堪：“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同时，生命的硬度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倔强反抗的背后是一颗怎样忧患沉痛的内心：
子弟每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瓴毛老野鸡，碴踏得阵马儿熟。
经了些窝弓冷箭鑞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原来，这样一个表面上离经叛道、不顾文士颜面之人乃是饱尝了世间的苦楚，在处处布满“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棉套头”的令人窒息又无可挣脱的世界步步惊心地跋涉，这些苦苦挣扎以求获得一线生机的生命是无法找到方向的，而关汉卿只是他们之中的一员。放眼我们的文化历程，早在与关汉卿相聚的1600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圣人为了实现自己“仁”的理想四处碰壁的时候尚且有落拓不群之语，关汉卿在沦落失意之时的放荡之言也自然有迹可循。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品主人公看似放浪形骸“自我放逐”的表象之下，作家将自己有限的生命融人了永恒的时空，模塑出一种傲岸不屈的光芒，凭借着这种光芒，让每一个读者看到在那黑黢黢的现实里，有一个不同流俗的生命向这样的现实提出了异议，身体力行地背叛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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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刘修明．儒生与国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M]．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魏佳，硕士，普洱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及普洱本土文化研究。
编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