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狐2014”专项行动的开展，不仅成为中国反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中国通过该行动加强了与世界各国间的国际合作。
文/朱曼
“猎狐行动——顾名思议，是将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比作狐狸，将公安机关比作猎人，展开的一场猎人追捕狡猾猎物的行动。
自2013年公安部针对东南亚地区展开第一次集中“猎狐行动”以来，中国公安机关通过国际执法合作，在持续打击外逃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战果。随后，在2014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纪委强调“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绝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据统计，2014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加强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运用劝返、引渡、移民遣返、执法合作等措施，共抓获潜逃境内外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320名。与此同时，公安部也启动了“猎狐2014”专项行动。
“猎狐2014”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公安机关迅速行动、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强化国际警务合作，取得了重大战果。截至2014年10月29日，行动仅开展100天就成功从46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超过2013年全年的缉捕总数。该行动得到了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境外执法机构的积极配合，实现了在非洲、南美洲、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地区的新突破，在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缉捕的犯罪嫌疑人占全部已缉捕人数的42%。
猎人和猎枪
“猎狐”团队是一支成员平均年龄为30岁的年轻队伍，集中了众多法律、经济学等高学历精英。面对高智商对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团队成员也以高智商降“魔”：在信息不全、无法判断嫌疑人具体位置时，他们反复阅读相关信息，从一张不起眼的白猫照片上，通过对路灯、井盖、斑马线等信息的综合分析，成功锁定嫌疑人的所在地；在当地官员阻挠的情况下，他们以智慧与之周旋，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搜捕，成功遣返犯罪嫌疑人。与此同时，他们坚持缉捕与劝返同步开展，优先采用规劝的方式，促使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在目前已经缉捕到的180名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中，劝返的人数高达76名。
在“猎狐”行动中，引渡、异地追捕等抓捕形式存在处理时间长、手续烦琐且有许多限制的缺点。相比之下，特别是在缺乏引渡条款的情况下，劝返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引渡替代手段。
2007年8月，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省交通厅前副厅长胡星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胡星无期徒刑。正是因为胡星在外逃过程中接受了我国“猎狐”人员的劝返，自愿回国接受审判，法庭才认定胡星的行为构成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
潜逃柬埔寨长达10年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朱某、孔某被缉捕回国也得益于“猎狐2014”专项行动的劝返手段。朱某和孔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以高息诱使单位将资金存入指定银行，再与银行负责人相互勾结，将资金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公司账户，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这一系列金融诈骗案在2002年1月至2004年7月期间被调查，随后，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至今。“猎狐2014”行动开展后，山西省太原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查缉力度，使朱某迫于公安机关的压力从境外打电话表示愿回国自首。
除劝返之外，中国也和国际刑警组织展开密切合作。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要犯通报，其中的红色通缉令接近于“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成员中心局接到红色通缉令后，可根据通缉令对通报人员实施定位、拘捕，并按照本国相关法律协助进行国际引渡。
截至2014年11月1日，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160个。这些被通缉的人员中，包括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等犯罪嫌疑人，也包括诈骗、贪污腐败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当属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怡案。
该案追捕成功的关键是公安部和“猎狐”人员的快速反应。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伙同公司顾问唆使业务员编造、销售虚假寿险产品，诱骗客户签订理财协议并通过保险代理手续费返还的方式从保险公司获取巨额客户资金，用于个人用途。2013年7月，在骗局败露后，陈怡精心设计了出境逃往太平洋岛国斐济共和国的路线。公安部接到情况上报后，立即展开境外缉捕，发布国际刑警红色通报，向有关国家和地区提出协助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请求。查明陈怡逃往斐济共和国后，公安部通过国际执法合作渠道，与斐济共和国的执法部门合作开展缉捕工作。当工作组赶到斐济共和国机场时，距离陈怡准备逃离斐济共和国所乘坐的航班起飞时间仅差10分钟。在斐济共和国执法部门和我国驻斐济共和国大使馆的协助下，“猎狐”团队在最后关头将陈怡抓获，从案发到捕获仅耗时60小时。
猎场与围捕
通常，我国逃往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成功追逃回来的比例相当小。在过去长达10年的时间里，有15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在美国逍遥法外，仅有两人被抓捕回国并受审。正因如此，美国一度成了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偏好的“金融避风港”之一。究其原因，无非是中美之间缺乏引渡条约、引渡的相关程序复杂且烦琐。美国司法机构对中国司法存在一定的偏见，“总认为中国的司法机构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近年来，中美两国警方在抓捕中国外逃贪官上成功地达成了一些协议，其中包括美国警方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逮捕犯罪嫌疑人、冻结其在美国的银行账户和房产以及中美两国对类似名目的资金来源采取更为严格的核查。在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这种严格审查赴美移民资金来源以及申请美国“腐败资产追回计划”（允许美国司法部有权没收国外官员贪污的资产并将其返还给受害国）不失为一种追回赃款的解决之策。
另外，澳大利亚也于近期承诺，协助中国“猎狐”，准备查封中方通缉的7名重要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资产。虽然中澳之间并没有引渡条约，但是，堪培拉政府可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向中国提供协助。澳方警察相信，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包括一些已经加入澳大利亚国籍的中国人通过洗钱把非法所得伪装成来自中国的正当商业收入是事实。
自“猎狐2014”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国对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施压力度明显加大，并请求包括新西兰、英国在内的西方数国对中国此项反腐行动给予协助。如已被调查的广州市前副市长曹鉴燎及其家眷以及向他行贿的商人被查实均已移居新西兰。据此，中国政府向新西兰政府提出请求，希望获得曹案涉及的新西兰财产信息，并在当地讯问曹案相关人员。
延伸阅读
美国的“腐败资产追回计划”
2004年，联合国制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指出腐败对社会的危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腐败的影响更具有破坏性。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于2006年8月在宣布反高层腐败国际化努力国家战略的时候表示，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是对民主体制的侵蚀，它摧毁人民对法治的信任，以权谋私的行为是对公共财务管理和官员问责制度的破坏，同时，也会令外国投资望而却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尽管面临许多困难，美国政府努力加大对外国腐败官员向海外（不仅是向美国）转移贪腐所得的打击力度，曾经制定的《海外反腐败法》以及相关的法律逐渐成为打击政府官员腐败犯罪的利器。
为了落实这方面的打击力度以及促进相关的国际合作，美国司法部于2010年正式开始实施“腐败资产追回计划”。该计划由司法部所属的腐败资产没收和反洗钱部门( AFMLS)带头，自发组建了一支包括律师、调查员、经济分析员在内的专业队伍，主要负责调查和起诉追回资产的案子。
为便于各国与之合作，美国国务院、司法部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即“美国的（海外高层腐败）资产追回手段与程序：国际合作适用指南”。其中规定，该计划允许美国司法部没收国外官员贪污的资产并将其归还受害国。但由于司法管辖权的限制，要想实施该计划，美国政府必须先收到来自外国政府的正式请求以及强有力的犯罪证据，允许美国通过官方和司法途径追回和恢复海外政府的资产。
通过各方的不懈努力，在该计划实施的几年中，美国政府对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美国的黑钱采取了措施，追回了那些外国贪腐者的非法所得，成功执行了不少案例。
案例1：没收尼日利亚前总统家族资产案
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通过军事政变执掌政权，手段强硬，却在54岁时因不明原因猝死于一幢别墅中。曾经不可一世的阿巴查被悄无声息地下葬，一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他的遗孀玛丽亚在机场托运38只大皮箱时被发现塞满了现金，真相才浮出水面。据调查，阿巴查总共侵吞了尼日利亚人民数十亿的财富，他在南非有地产，在巴西有大牧场，在亚洲和中东有价值不菲的商业股权；而尼日利亚这个西非最大的产油国的国库却一贫如洗，数百万尼日利亚百姓过着贫穷的生活。
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根据“腐败资产追回计划”，成功没收了阿巴查家族超过5亿美元的资产。有官员称，阿巴查家族在英国还有投资资产，规模至少达1亿美元，也已成为美国的行动目标，这起案例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追回腐败资产案。
案例2：赤道几内亚共和国“第一公子”案
迪奥多林·奥比昂是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的长子和准接班人，曾担任该国农业部和林业部部长。任职期间，他是国际上有名的花花公子，经常在美国加州逍遥，与明星谈情说爱，挥霍无度。法国警方于2011年9月30日早上突袭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位于巴黎市区的豪华住宅，扣押了实际上是迪奥多林的11辆豪华汽车，总价值超过500万英镑（约合5000万元人民币）。法国最高法院指出，特奥多罗涉嫌挪用国际援助资金在巴黎购买豪宅和跑车。随后，美国司法部也突然分别向洛杉矶和华盛顿地区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查扣迪奥多林的财产，包括价值3850万美元的“湾流V”型客机、位于加州马利布价值3000万美元的房产、售价超过53万美元的2011款“法拉利”跑车和已故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的遗物，同时回绝了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方面提供的试图用于显示财产“来源正当”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