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锋
据中国新闻网载：从湖南农家子弟到晚清“中兴名臣”，从背不出书的笨小孩到一代大儒，从一介书生到湘军统帅，曾国藩的人生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励志故事。但曾国藩并不知道，他在当今中国图书市场上也是一个传奇，因为和他有关的出版物竟然有几千种之多，就连所有在世或不在世的大作家、大学者们都似乎难以比肩。
盘点“曾国藩图书”的市场表现力，确实让人非常意外：电商平台的在售图书少则近千种、多则数千种，全国1000多家实体书店也至少有近1200种“曾国藩”在售。这样的市场表现力恐怕已使一些作家艳羡乃至嫉妒，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曾国藩”大多披上了“成功学”的外衣，甚至以标榜权谋为噱头，这难道就是真实的曾国藩吗？
客观地说，这种对曾国藩的过度消费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不少“曾国藩”都存在“作者都是投市场所好，投机取巧，研究的是市场上的曾国藩，而不是历史上的曾国藩”的问题。更何况，琳琅满目的“曾国藩”面目雷同者多，东抄西抄者多，且90%以上都在标榜“成功学”，对曾国藩的研究并没有突破，仅是自我的重复和复制罢了，即只是在利用“曾国藩”榨取曾国藩的剩余价值。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便只是时代精神的浅薄，以及作者、出版者的趋利与投机，而不是文化的繁荣。
我国当下的图书出版市场跟风现象盛行，利益对市场的主导大大超过了读者需求对市场的影响。千种“曾国藩”都不是真正的曾国藩，也不是读者需要的曾国藩，而是出版者投机打造并用来单一赚取金钱的“商品”，隐藏其后的事实便是受狭隘的实用主义功利观所驱使，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的选择，以赢得高额利润为主要标准。而低层次重复和一味的盘算、算计，也已经成为我国图书出版的最大陷阱，千种“曾国藩”便是最新的例证。问题是，出版学中常常强调：图书兼具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双重特性，具体到商品领域，它也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一种兼具文化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特殊商品；图书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生产的是文化、文明和精神产品，具有强烈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一定的文化品位与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出版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在经济效益上表现力很差的图书，当然不是成功的图书，但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属性的图书，更不是成功的图书：一味简单地重复和跟风，不能给读者提供新的精神和思想的图书，同样不是好的图书。基于这一点，千种“曾国藩”就是一种迷失。日本出版界1957年制订的《日本出版伦理纲领》提出：“出版物要追求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谋求最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争取最完美的社会福祉”，“出版者要努力保持出版物的品位，不从事迎合低级趣味、妨碍文化水准提高的出版活动。”这都启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关注利润，而要注重出版业的精神属性。由此观之，千种“曾国藩”的虚假繁荣，不仅折射出我国出版者的投机和趋利性，更见证着出版者责任和文化定力缺失的尴尬。
出版业首先是一种文化产业，然后才属于一种经济产业。著名出版家邹韬奋曾经讲过，出版要“既讲文化性又讲商业性”。老出版家刘皋先生也认为，对出版而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者不是第一、第二的关系，更不是并列的关系。在笔者看来，作为文化产品的图书，决不能等同于批量复制生产的商品，也不能仅仅为了攫取利益而存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版业可以获得巨大利润，并成为衡量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如果我们的出版业仍停留在投机和功利的层面而以千种“曾国藩”为荣的话，那么虽能得到暂时的金钱，但却是对出版资源的浪费和对读者的伤害，更是对出版市场秩序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