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睿
日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其官网发布致歉信，承认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存在6处错误。近年来，教材出错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历史教材中，从韩愈只活15岁到张作霖照片“闹乌龙”；语文教材里，李白名句“我寄愁心与明月”被改，巴金散文《索桥的故事》存在常识性错误……教材本是知识输出的权威载体，为何屡现自摆乌龙的乱象？
尽管人教社公开承认错误的态度可谓坦诚，尽管图书编校允许“差错率不超过1/10000”，尽管《咬文嚼字》也被咬文嚼字过，但无论有多少理由，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频现的硬伤，还是让公众难以容忍。教材和词典一样，属于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非一般出版物所能比肩，如果教材都错误百出、以讹传讹，让孩子们到哪里寻找知识的权威来源，如何养成严谨的学风、专业的精神？
在一些教材集体出错的背后，是出版行业的急功近利，是专业工作者的不严谨。人们对于教材错误的激烈批评，正是对当前此类失范现象的集体焦虑。
从强制“租型”的行政垄断、市场割据，到无序竞争局面的出现，教材出版业的资源争夺持续高烧不退。在市场竞争和限制竞争的多重博弈格局下，出版商对利润的迫切追求，导致了一些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然而，对于这些年教材中频现的各类错误，相关出版社要么对公众质疑“选择性沉默”，要么以“差错难免”、“有待改进”等言辞推诿逃避。实际上，出错的教材就是一种问题商品，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有关法律，使教材的强制召回有法可依。同时，也要加强教材编写监管，建立问责追责制度，促使出版者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合理、科学、准确”是教材编写的最基本要求。一旦教材有错漏情况出现，出版商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召回措施，也应当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更正启事——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采取上述手段并非难事。教材编写者的“屡屡失误”和出版商对于这类“公关危机”的不当处置，从根本上暴露了其责任心的缺失和信息能力亟待加强的现状。
只有在教材编写者、出版商与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信息互动，编辑出版者定期通过报刊、网站、博客、微博等媒体，及时弥补认知盲点，虚心做到闻过即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材出错的问题。
（转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