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豪迈
摘要：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我们的消费需求被异化、被控制，我们只能通过消费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个性，我们还在追逐时尚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这些现象反映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三大危机：主体性的危机、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精神空场的危机。对上述现状进行反思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如何走出困境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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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需要；消费；生产；人的危机
“消费社会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一个福祉的千禧王国的来临,还是使人类陷入物欲世界的另一个发展困境的开始？”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其范围不仅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科学领域, 而且波及普通的大众。而在中国，时至今日，文化批判领域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却仍然还是整体缺席的。虽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近年来涌现的诸多消费社会景观仍然不容忽视：购物中心里拥挤的消费人群;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还有网络购物中令人咋舌的消费井喷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实则是人们无限的消费热情和消费欲望。我们热衷于消费，因为消费使消费者有可能通过交易的形式拥有美丽、真实和完美的梦想，这一梦想既与完美社会的建构有关，同时也与完美自我的实现有关。但是这种消费的幸福体验却恰恰可能是不幸的源泉：当消费逐渐控制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的消费对象就将反过来主宰我们人类。那时我们的消费将不再是我们的真实消费，而是意义系统的消费；那时我们的快乐也将不再是真正的快乐，而是精神空场的狂欢。更为不幸的是，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沉沦于消费世界的严重后果，却仍然无法拒绝它，因为它是那么的诱人、那么的合理，以至于我们的理性完全失去了批判、反思的根基。
本文是笔者对消费社会的一点思考，是置身于消费社会文化之中偶然抽身的片刻觉醒,但又不仅仅满足于片刻的觉醒，还有觉醒之后对于我们该何去何从的思索。
一、我需要，所以我消费
需要，作为消费者与商品这两个分裂实体之间的粘合剂，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内在的、直觉的力量；一种自然的欲望，一种人类学的潜能。“我需要，所以我消费”这一口号使得消费这一行为变得极其合理。摄影蒙太奇作品《我买故我在》的作者芭芭拉认为，消费这一过程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的消费的权利。但是，人类真的是出于真实的需要而消费的吗？
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提出了“虚假需求”的概念。“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都是‘虚假的’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恨，都属于虚假需要这一范畴之列······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求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相比于马尔库塞，鲍德里亚对“消费需求”的批判更为彻底。他甚至不承认基本需要的存在。“孤立出一个抽象的、‘自然的’穷困阶段，或者确定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需要的存在只是生产体系本身必需它们存在。“需要并不是作为被丰盛社会解放了的消费的力量，而是作为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幸存以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生产力。”马尔库塞和鲍德里亚对于消费社会的解读无疑是精辟的。他们戳穿了需求的神话，还原了需求的真相：人类的需要已经变成了生产范畴的需要、历史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而不再是人自身的需要。也就是说在消费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彰显，反而得到了消解。因此，需要被异化、被控制的背后实则是人的主体性的危机。
弗洛姆在他的《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认为消费是一种占有形式，是出于减轻恐惧心理的需要。“消费可以减轻人的恐惧心理，因为消费掉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类仿佛真的是出于真实的需要——获得确定位置而进行消费活动的。而这却又恰恰反映出人类面对的另一大危机——身份认同的危机。原先，身份是一个人的主体性资源和可配置性资源的呈现方式，是他的精神气质的外化形态，占有物并消费物只是显现身份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不甚重要的方式。如今，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似乎成了显现身份的唯一方式，而真实的自我却躲藏了起来，或者说是丢失了。“‘我（主体）有某物（客体）’这一陈述是通过我对客体的占有来表明我这个主体的定义。主体并不是我自身，主体即是我所有的东西。‘我就是我’这一陈述的言下之意是‘由于我拥有Ｘ，所以我才成其为我’”。而用以呈现身份的物一直处于不断变换其形态的过程中，对身份的追寻因而也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限度的过程，人类因而也就变成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处于“消费-丢弃-再消费”的循环往复之中。
二、生产主导消费，还是消费主导生产
如果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指认了“消费社会”的来临, 并分析了“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 那么, 在此基础上他发表的《生产之镜》, 则企图用消费范畴取代生产和劳动范畴, 对唯物史观学说进行批判和颠覆，使我们对“生产主导消费”这一曾经深信不疑的观点产生了动摇。
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认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早期的鲍德里亚也同样认为生产的逻辑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人们同意需求和消费实际上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那么,一切都可得到解释，即它们与作为工业时代主要道德的生产本位主义和酷似清教徒的伦理有关。”但他从《物体系》《消费社会》开始，却逐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消费社会》一书中, 鲍德里亚最为重要的理论断言是: 生产的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取代。他认为, 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 传统的“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公”。消费从先前相对于生产而言的被动吸收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建立或设定关系的主动模式。
到底是生产主导消费，还是消费主导生产？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论战中，我们似乎不知所措。我比较赞同下面这种观点：在社会生产还不能有效供给社会消费的情况下，生产就规定、制约着消费。反之，如果生产相对于消费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则消费就会引导和制约生产。这时，整个社会便可以根据消费的需要向生产提出要求，便会出现消费引导甚至主导生产的结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生产主导消费”与“消费主导生产”这两种观点都没有错，只是反映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但实际上对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进行严格的区分，又让我们落入了人为制造生产社会与消费社会之间断裂的陷阱之中。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论架构中，他形而上学地将消费与生产相割裂、相对立，主张不仅可以离开生产探讨消费，甚至应当用消费取代生产。这不仅使得消费社会的起源问题变得难以追溯，而且严重剥夺了消费社会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历史性质。任何一个时代的经济生活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其间的要素存在比重及关系会发生改变，但它仍然是一个整体。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却通过“生产”与“消费”的两橛粗暴地割裂了经济生活的整体。而一旦这个整体被割裂，那么对当代社会的真正理解不是被深化了而是被中断了。
我们不能通过生产逻辑或消费逻辑来简单理解当下社会。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源也并不在于经济过程中消费成为了主导的方面，而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使人类的生活迷失方向的物化的逻辑，在于这种物化逻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宰制。“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而生活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却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断地在符号差异逻辑的驱动下，从一连串商品又走向另一连串商品。而在这追逐时尚的过程中，我们得到的却是身心的疲惫和灵魂的迷失。
三、片刻觉醒后的我们该何去何从
从消费社会的精神迷狂中觉醒过来的我们发现当下的社会已经满目疮痍：人类面临着主体性的危机、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精神空场的危机等多重难题。那么，我们该何去何从？革命的出路何在？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人在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之后，并未给我们提供一条现实的出路。马尔库塞试图运用爱欲解放学说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使人类摆脱压抑的状态，成为自足的价值整体。鲍德里亚引用卡登的话说：“现代世界成为系统化的精神错乱的牺牲品，被解放的技术（官僚主义）的自治，是这种精神错乱最直接的可感受到的和最危险的形式。”他将社会问题推诿给技术，暗示了用技术救赎的方式来取代社会改造的解决方式。而哈贝马斯则试图运用重建交往理性的方式达到社会的合理性。以上几位学者或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角度或是出于改造个人的角度来论述人类如何走出当下困境。我认为我们要想建设“另一个”更好的社会，首先必须改造我们自身的性格结构。正如弗洛姆在他的《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所言：“许多革命家认为，首先必须彻底改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然后人的精神必然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社会一旦实现，新人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出来。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即那些新的精英们就象旧时精英人物一样，受同样的性格趋使，从而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政治制度中重建旧社会的条件。革命所取得的胜利实质是革命的失败，虽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但这种发展终究陷入困境而未能达到其目标。”因此，我们不应该等待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应该首先改变自我。我们之所以需要通过消费来显示我们的身份、地位和个性，我们之所以会被消费所物化和操纵，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空虚、无聊、孤独和抑郁。而如果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这种现状，就必须主动地去生活，积极地去成长，大胆地去爱，去超越孤立的自我束缚，去试着对身边的一些事物产生兴趣。这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重存在的生活方式。
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还能拥有片刻的觉醒，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幸事。但是，觉醒后的我们如果又因对现状绝望而重新投入消费的狂欢，那么这来之不易的片刻觉醒不仅对于我们摆脱困境来说毫无裨益，而且还会令我们因认清现实的残酷而陷入无尽的痛苦。因此，片刻觉醒后的我们最重要的是守护住内心中一星微弱的希望烛光，积极改变自己，争取改变世界，努力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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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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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