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宇青
“任性”中包含着积极的个性因素，它不仅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和张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然而，我们还必须对”任性“保持一定的警惕，毕竟“任性”包含着各种各样非理性的因素，其极端化倾向、不宽容特质，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
自“有钱，就是任性”网络语的产生，到“任性”一词入榜2014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再到目前“任性”的泛滥性使用，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 ‘任性’之花随意开”之势。“任性”的传统与现实
中国人变得如此之任性，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怎么了？
本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国人也以老子的“君子谦谦”、孔子的“温良恭俭让”、孟子的“辞让之心”等来教化自己的内心世界、规制自己的行为方式，以至于谦让、谦逊、谦虚而不张扬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由此也孕育出了含蓄而深沉的崇尚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当然，也孕育出了这样一种文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是自我实现的，而是别人（他者）赋予的。在这种情况下， “任性”肯定是不为主流社会价值所承认的，因此，在中国人的词典里，“任性”一词，往往被赋予了张扬、放荡、偏执、蛮横，甚至怪戾、不通人性等负面内涵。
在这样一个以含蓄、谦虚主导的社会价值面前，任性的人除非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否则，他是难以得到足够的生存空间的（包括心灵的和物理的）。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任性的人遭遇白眼、非议是常有的事，其实，更可怕的是，任性的人还时常会遭受价值冲突的折磨。或者说，即便任性的人自我赋予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却得不到别人的承认，那么，任性者的自我赋予自然也就没有了意义。在一个日常生活完全掌握在他者的世界里，必须循规蹈矩，必须遵从他者的意志，他者就是价值，他者就是规则，而任性则等于毁灭。所以，中国人强调要中庸，以防因偏离主流社会价值而不被承认和接纳；强调要谦逊，以防因对他者不尊重、不恭敬而被否定；强调要随大流，以防被作为“出头鸟”。而被击打；强调要入乡随俗，以防被作为“异者”而被排拒……总之，他者有如一只“无形的手”，在时刻准备着扼杀任性，因而，任性和任性的人也就没有了市场。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 “任性”竟然猛然蹿红。而它一旦蹿红，便大受追捧和被广泛地使用，并昂首挺胸地进入了2014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行列。似乎当下的现实一扫传统对于“任性”的偏见，而赋予其完全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任性”被正名了，被光明正大了。人们已不再羞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不再羞于张扬自己的个性特征，不再羞于与众不同。于是乎，几乎什么人都可以任性了；于是乎，含蓄、谦逊、循规蹈矩等不见了踪影；于是乎，中国变成了一个“任性”之国，中国人具有了—种“不任性，毋宁死”的英雄般的气慨。
在当下中国， “任性”已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症。固然， “任性”有其正面价值和意义，因为个性的张扬是社会活力的前提，但是，“任性”借助于网络的翅膀，并以一种突然的方式爆发，显然另有隐情。
“任性”的理由：价值与规则的隐退
表面上看，“任性”似乎是在突然之间爆发出来的，是长期压抑的个性借助于网络的翅膀顺势而为的结果。但是，这种看似突然的现象，却有着必然的原因。自然，这些原因必须从当代中国社会自身来寻找。
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当代中国价值的退隐。
伴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代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更是耀眼。譬如，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定下的“超英”的目标已经达到，现在只剩下“赶美”了。应当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当初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行纠偏，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即使在今天，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并不过时，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陷入了对技术的过度关注和依赖，甚至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之中，忽视了道德领域、价值领域、意义领域的建设。例如，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要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实际上，在过度追求GDP的大潮中，却造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在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国人曾拥有的传统价值已被抛在了后面；另一方面，现实的发展过程却又未能产生新的价值。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所面临的这种情形，说是价值的混乱也好，说是价值的缺位也罢，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条，即价值的退隐。没有了价值的约束，那也就只能出现如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个著名观点——丰饶中的纵欲无度。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价值去哪儿了”这一疑问是当下国人所遭遇到的最为恼人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在实质上就是精神，就是价值和意义。当人活得只剩下物质（或技术）这单一的向度、连一点精神和价值都找寻不到的时候，迷茫、怅然自不必说，连同迷茫和怅然一起出现的往往是去寻找精神中和价值的替代品，即去寻找物质，技术的刺激，去无度地纵欲。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任性”。
二是当代中国社会规则的退场。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从经济形态层面来讲，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化的工业国；从社会形态层面来讲，就是要把中国从一个传统社会发展为现代社会。自然，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则有赖于思想和人性的解放。应当说，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仅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调，而且在事实上推动了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的个性解放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是一种积极的、具有正面价值的互动。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个性的解放在具有积极的一面之外，却又呈现出了扭曲的另一面。
这种人性的扭曲是如何造成的呢？由于我国体制机制的特征和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改革仍然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政府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这不仅导致了政府的自利性行为的经常发生，更为政府（尤其是官员）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的自利性行为和寻租行为通常会滋生出政府性的机会主义，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多变性以及政策性规定的自我赋权，既是政府性机会主义的表现，又是政府性机会主义的结果。这样，在任性的权力面前，市场经济的规则便不再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政府性的机会主义在制造着社会性的机会主义。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诚实劳动和按规则办事，在那些因投机而暴发的行为面前，黯然失色。在当下的中国，之所以“诚信”会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切反映。另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出现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然而，由于两极分化是在不正当竞争的情况下造成的，其中，权力是最大的推手，于是，不论是暴发的巨富还是落伍的赤贫者，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都有一颗投靠权力、归附权力的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权力打破规则的动力和能力。于是，整个社会不再相信规则，在当下的中国，规则退场了。
那么，规则去哪儿了？简单地说，规则被机会主义收编了。本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是靠规则运行的。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却被机会主义的行事方式所俘获。从理论上说，政府是作为公共品的规则的供给者，然而，在实际上，连作为规则供给者的政府都没有了规矩，这又如何要求普通民众守规矩呢？不靠规则办事，也没有正当的规则可以依靠，这是当下国人不论是为人还是处事所遭遇的最大的苦恼。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自然就没有秩序，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在某种意义上说，“乱”就是“任性”，就是任性地“胡来”。
权力的任性、暴发户的任性都容易理解，因为他们作为强势群体，拥有各种各样捣“乱”的资源。然而，穷人也任性，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穷人觉得他们不应该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成为穷人，但是，他们却成了穷人，这是规则的不平等、不公正。于是，他们往往在没有任何直接理由的情况下，把心中的不满和怨气，投向政府和官员，投向社会和富人，甚至不分目标地投向无辜的群众乃至弱者。
总之， “任性”的流行与滥用，并不在于它把技术推崇到了极致，反倒是当代中国社会价值退隐的结果；“任性”的流行与滥用，并不在于它彰显了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个性表征，反倒是当代中国社会规则的退场所致。
直面“任性”之时代病
不可否认， “任性”中包含着积极的个性因素，它不仅有利于增强社会的活力和张力，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革。然而，同时，我们还必须对“任性”保持一定的警惕，因为如果任由其发展和蔓延以致形成为习惯，那么，其所导致的社会代价将是惨痛的。毕竟“任性”还包含着各种各样非理性的因素，其极端化倾向、不宽容特质，不仅会加重社会的极端化，会导致极端化社会的形成，而且和现代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任性”现象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自然也就需要在发展中来解决。在这里，任何的抱怨都无济于事，任何的回避都于事无补。直面“任性”，才是客观的态度。而解决“任性”之道，在当下的中国，则不外乎价值的建设和规则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