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书良
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发表于1879年，轰动欧洲，影响世界文学已近一个半世纪；1914年春柳社在上海首次演出《娜拉》（即《玩偶之家》）至今，其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亦逾百年。娜拉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象征符号，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外文学和中外社会历史上，均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梳理这一思想脉络，无论以中国还是以外国为范围，都是一个庞大的文学接受史课题。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20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在《玩偶之家》发表100周年之际曾写下一个戏仿的剧本——《娜拉离开丈夫之后，又名“社会支柱”》（下称《娜拉离开》）。该剧将当年鲁迅演讲中说“娜拉走后不是回来就是堕落”的不祥预言用文学演绎呈现为现实。仅以易卜生和耶利内克笔下的娜拉映照，我们也可以发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不仅在社会层面远未能得到理想的解决，在文学文本层面，进一步深入解读的任务也将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新的延伸。
家庭：娜拉身后甩下的茧壳？
《玩偶之家》剧终，娜拉跟海尔茂坐下严肃讨论一番之后，不理会海尔茂抬出宗教、道德和她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阻拦，毅然摔门而去，海尔茂茫然无措之际，楼下传来娜拉离去的碰门声。对她的弃家出走，劳逊评那关门声是“历史性的碰门声”；肖伯纳则说，“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所谓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响，是一种比喻，比喻娜拉出走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这比喻来头太大了——1815年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大军在滑铁卢失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l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在色当一役失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倒台。滑铁卢和色当两次战争，都标记着历史的重大改写，整个欧洲国家和政治势力格局的重组。那么娜拉的出走，如果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巨大转折，它从何种意义上改写了历史，哪些势力在这一改写中被颠覆和重置呢？
该剧通过对海尔茂夫妻由表面的美满和谐到关系破裂过程的细微描写，剖析了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在貌似平等、温馨幸福的家庭中，娜拉实际上处于玩偶地位，由此可见，依然是一个强大的男权社会在操纵着妇女的命运。通过娜拉的命运和她的出走，该剧揭示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舍此女性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均无从谈起。与欧洲近代文学中女性解放以追求爱情自由为旨归的此前传统相比，易卜生以娜拉的脱离家庭，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的妇女解放永远具有普遍的启迪意义。
但该剧根本不可能如滑铁卢或色当战役那样现实地完成男人和女人两种势力的重置，它只是实现了对“家庭”的解构和重新命名，它关于妇女解放的思考，也并未能涉及到社会结构层面，在娜拉出走的碰门声背后，主要是开启了一种怀疑和思考，即在家庭结构中，男人与女人应如何互认（也互证）对方的地位和权力。这就产生一个极现实的问题——娜拉脱出家庭的茧壳，是否就意味着女性的自由和解放？
家庭对女性如果意味着笼子的话，那社会就是笼子外的世界，其不确定因素更多。思考到这一层面，鲁迅当年所作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也就不是危言耸听了。
《玩偶之家》传入中国正值五四时期，该剧中娜拉行动的大胆和决绝，正与当时知识青年群体冲破旧时代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急切诉求构成呼应，其思想对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大，是不必多说的。但就在当时的思想界，对娜拉的选择也并非完全推崇，出来泼冷水的还不是保守派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鲁迅。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作了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尖锐指出，在社会主体格局没有革命性改观的情况下，娜拉摆脱家庭茧壳，只是一时快意，而结局只能是“回来”或“堕落”两条路。应该看到，鲁迅这一表面上悲观的结论，并非是对易卜生的简单否定，而是继《玩偶之家》之后更深入的思考：妇女解放必以社会进步为前提。沿着这一思考方向，鲁迅写下了小说《伤逝》，形象地阐释了这一思想。当然，这并不淹没娜拉出走对中国五四后新思潮的主流推动，以至于在五四后几十年的现代文学中，知识女性“逃离封建家庭”成了一个反复回旋的叙事母题。
爱情：娜拉决心以自杀供奉的祭坛？
《玩偶之家》核心的戏剧悬念是娜拉的“伪造签字”。柯洛克斯泰写信给海尔茂揭穿“伪造签字”一事，戏剧进入第一危局；娜拉不许海尔茂看信，是危局的拖延；海尔茂在圣诞舞会之后看信，“伪造签字”危局全面爆发，戏剧动作转入下一更深刻的危局——娜拉与海尔茂的夫妻关系；戏剧高潮，是娜拉与海尔茂坐下来的“讨论场”；娜拉出走，否定了丈夫海尔茂，也否定了玩偶家庭，全剧结束。
但在剧情进程中，易卜生还预设了另一解决危局的方向：娜拉自杀。娜拉为什么要自杀？她为什么又突然放弃了自杀？这是理解该剧的核心焦点，却被以往的评论大多忽略了。
剧一开幕，展现给观众一个美满的家庭，娜拉正欢快地准备圣诞节。海尔茂似乎爱妻子爱得发痴，把妻子叫做“小鸟儿”、“我的小松鼠”、“我的孩子”。从海尔茂的爱情表白，娜拉推想丈夫得知“伪造签字”的事情后不仅不会责备自己，而且会勇敢地出面承担全部责任。海尔茂看到娜拉害怕柯洛克斯泰时，说：“什么事都不用怕，到时候我自有胆子和力量。你瞧着吧，我的两只阔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子。”娜拉误解了，吓愣了：“不用你挑那副重担子！”她不想让丈夫为自己承担，决心过个幸福的圣诞节后就去自杀。
娜拉的心理逻辑基点就是海尔茂对她的爱情。娜拉坚信海尔茂爱她，她坚信事情一旦发作，海尔茂肯定会承担一切。“为了我，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性命。”娜拉向林丹太太说，让她在将来为自己作证，“将来要是有人要把全部责任、全部罪名拉到他自己身上去……你要给我作证，那件事是我一个人做的，别人完全不知道。你记着”。“现在是五点，到半夜还有七个钟头。到明天半夜里再加上二十四个钟头。那时候舞会已经开完了。二十四加七？还可以活三十一个钟头。”
娜拉在海尔茂看信时要冲出门，一边胡乱抓衣服，一边说：“今后再也见不着他了！永远见不着了，永远见不着了。喔，漆黑冰凉的水！没底的海！……再见，托伐！再见，孩子们！”但海尔茂看信后的态度，让娜拉无比震惊和意外，他大发雷霆，大骂娜拉是“坏东西”、“伪君子”、“下贱的女人”。正要冲出门去自杀的娜拉反倒变得十分镇定：“嗯，现在我才完全明白了。”
娜拉的态度转变属于典型的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所说的“突转”。“突转”的心理逻辑基点是娜拉幻梦的破灭。娜拉的幻梦是丈夫的形象，是丈夫对她的爱情，她始终构想着一种假设的可能前景，最怕他为自己的签字负责，宁可选择自杀，但当海尔茂翻脸时，一切都没意义了。
要知道海尔茂发作时“伪造签字”的危局并未过去，而娜拉的陡然变平静就与如何应对法律惩罚无关，也就是说，其实“伪造签字”并不是娜拉必须逃避的灾难，即使它爆发也没什么大不了，那么娜拉自杀就只剩下了一个理由：保住爱情。她视爱情远高于生命，那是一个关乎她存在意义和价值的祭坛，她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向它献祭。二人讨论中，娜拉一句也不提海尔茂为什么骂自己而提8年往事，可以看出娜拉已经否定了8年的玩偶生活。她生活在幻梦之中，丈夫“阔肩膀担当”的承诺是一句轻松的谎言，谎言露出真相，这是娜拉最大的失落，这个梦破灭了，她便否定了家庭生活所有的意义和价值。
而爱情对女性价值实现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吗？爱情是诗，婚姻和家庭是数学，诗追求浪漫，数学务实。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说的一段话可以为娜拉的爱情幻梦作注：“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她们奋不顾身，不惜牺牲。”娜拉的幻梦之误在于，她以诗的思维去回答数学问题，娜拉们与海尔茂们的思维是完全错位了的。
资本／权力：娜拉们难以走出的怪圈
而更“数学”的，操控势力远比家庭更大更广泛的，是社会中的资本，以及由资本而来的权力。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把权力分成3个主要方面：社会政治资本和政治权力、经济资本和经济权力、文化资本和文化权力。女性的美丽作为资本，只是附属于这三大权力之下的某一种资本，它也能用来交换，而女性的悲剧在于，她们往往只有年轻和美丽来与资本兑换。这就是耶利内克《娜拉离开》揭示的女性悲剧——女性只能接受被资本利用和购买。
耶利内克的《娜拉离开》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戏仿，戏仿必在前文本基础上生发，并在对前文本解构和颠覆的过程中增加新的信息。《玩偶之家》主要人物在《娜拉离开》中全部上场，但性格颠覆性地改变，包括娜拉。剧不设幕，18场。首场环境是娜拉出走后来到的工厂，她并未能如愿地作为一个职业女性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连生计都得凭出卖色相维持。
恩格斯曾预言：“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需要这样的劳动……”耶剧揭露的事实是，现代大工业撕破了蒙在两性结构上面温情脉脉的诗意面纱，把它变成了赤裸裸的性作为资源与资本的兑换交易关系。
领事魏刚出现，惊呼娜拉的美丽，给娜拉带来新的希望，又一次涌起爱情幻梦，但魏刚不仅是把娜拉的美丽当成一种资源购买，以满足他男性的欲望，更丑恶的是，他利用娜拉的色相实现他的一笔投机生意。他把娜拉介绍给部长，又介绍给与他的投机生意有关系的银行经理海尔茂。娜拉不得不按照魏刚的安排去陪部长，甚至按照魏刚的安排去跟海尔茂玩性虐游戏，以套取魏刚所需要的商业机密。最后，娜拉从魏刚那里得到了一小笔回报，开了一个小绸缎店，回到海尔茂身边，与在魏刚的投机生意中被挤破产的海尔茂一起度日。
在耶剧中，娜拉已经不像《玩偶之家》中的“小鸟”和“小松鼠”那么单纯，她对自己、对女性的身体被资本购买的处境有相当深刻的反思。她说：“在正常的爱情生活里，女人的价值由于她在性上的完美表现而得到确定，可是这种价值又由于她不断地努力接近娼妓的地位而受到贬低。”
而魏刚，则更熟谙在与女人打交道中的资本交易法则，在与娜拉的接触中，无论是他对娜拉的肉麻恭维还是赤裸裸的利害摊牌，全在他掌控之中。他向部长推销娜拉，“可是美就是资本呀。一个女人身上美丽的东西越多，她的资本也就越是升值”。但魏刚更明白的是：“然而资本才拥有最妙不可言的美丽。它的增值不会给它带来什么损害，它只不过是越来越多罢了。”魏刚一边向部长推销娜拉的美丽资本，一边谈到交易的实质，即争夺那块地产。他坦白地说，在他资本经营的结构布局中，娜拉的美丽只是一个交易的筹码而已，真正的资本是金钱。魏刚跟部长谈娜拉的全部用意，只是吊部长的胃口，讨价还价，把娜拉的美丽卖个更好的价钱而已。
虽然娜拉也还期望自己的内在美被承认接受：“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的内在美吗？那种由理性生发出来的？我现在的美可是重要得多……女人不属于自己。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只属于我自己。”娜拉“只属于自己”的声明明显是虚张声势，她已经明确知道这无法实现了。她经历了一切之后，已经洞悉了社会对女人的定位，就是用资本购买女人年轻美丽的身体：“女人们遭到了砍头分尸。男人们只是需要她们的身体，而拒绝她们的头脑，因为她们能思考问题。”娜拉最后只能向资本运作规则投降，她手中能利用的只是从海尔茂那里得到的关于莱辛瑙地皮的消息。魏刚与娜拉交换的条件是，“如果你保持沉默，我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绸缎铺子或文具店”。这正应了鲁迅当年演讲中的一句尖刻的话：“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她们始终依附于男人，男女两性从未平等地分享过世界。即使在今天女人也受到重重束缚，不过她们的处境正在发生变化。几乎在任何国家，她的法律地位都和男人不一样，常处于恶劣境地。甚至在她们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抽象承认时，由于习惯势力，也很难在社会习俗中得以充分实现。”“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了他者，就会希望她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共谋倾向……由于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耶剧中的娜拉向资本交换规则投降，就是这种对男性给定的“他者”地位的“共谋”和无奈接受。所以，耶剧表面上颠覆了易卜生，其实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玩偶之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
在这个“三八节”的月份里，我不由得想到：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阿玛宗女人国那样把男人全杀死的作法，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假设。所以，妇女解放事业未有穷期，女性同胞仍需努力。
（作者单位：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