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蓓
（安康学院政治与历史系，陕西 安康725000） 摘要：城市在其发展史中面临的是不尽相同的伦理问题，当我们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内对城市的伦理精神进行研究时，运用古今相照的比较研究法十分有效。城市不只是一个关乎地域大小和经济实力的概念，也不只是人类筑成用来生活的一个物质实体，其在精神层面上还应该是一种人类能够赖以实现自身完善的伦理共同体。本文简要回溯了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古代中国的唐长安和北宋汴粱，从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城市中人的价值诉求也是各异的，相应地，城市中的伦理规范和伦理精神也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更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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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伦理精神；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8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55—03
当我们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内对城市的伦理精神进行研究时，运用古今相照的比较研究法十分有效，这不仅是因为人类伦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更是缘于当我们在面对今天我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或困惑时若只是着眼于当是时往往几乎无解，却能在叩问历史时收获很多惊喜和启迪。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古代希腊人建立了很多的城邦，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雅典，其位于希腊阿提卡半岛，多丘陵而少平原，因此农业发展受限，但有着丰富的银矿和陶土等，对工商业发展极为有利。特别是梭伦推行了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使得工商业以雅典为中心得以蓬勃发展，市场也由此在雅典的经济生活中意义重大。雅典原本也施行贵族特权政治，然而随着新兴工商业者的实力日益增强，他们要求与贵族分庭抗礼的愿望也水涨船高并且很快付诸行动，他们联合了平民与贵族展开了夺权斗争，结果导致雅典孕育出古代民主政治，继而随着奴隶制度进一步的分崩离析，雅典的市民数量持续增长，市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需求随之凸显出来，改革的愿望至此已经风起云涌。于是，前594年，雅典进行了改革，主要内容就是以财产作为标准将城邦的公民划分了等级，规定了不同阶层的利益范围，使向市民阶层进行权利分流成为可能，而当伯利克里的改革完成后，原有的贵族议会正式宣告谢幕，雅典完全步入民主政治时代。无疑，民主制非常有利于监督政府的绩效，防止过分集权，遏制以权谋私，也正因为如此，雅典城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的幸福指数持续上扬。尤其是成年男性可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这让雅典市民阶层对城市的归属感和主人翁精神屡创新高，将城市变成了可以为普通市民参与塑造的活体。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使雅典的城市空间规划发生了很多新变化，最突出的就是公共空间的设立与建构。城市原本就带有鲜明的社交聚落性质，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城市中享受各种公共空间带来的便利，而古雅典在当时可谓这一方面的翘楚，其以提升人们的公共生活为基础，构建了多样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到今天也很常见的城市广场，很多类型的公共活动都在此开展，古雅典民众为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开展的各种节庆和竞技活动也离不开其拥有的城市广场。我们今天惊叹于古雅典人创造地各种丰硕而灿烂的文化，而这与其生活环境不能不说是息息相关的。
然而，古雅典最终也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这就需要谈及一个与其同时代的对手——那就是奉行独裁专制和军力至上的斯巴达。在古希腊诸多的城邦中，斯巴达是一个和雅典可谓两级分化的另类，斯巴达完全有别于雅典推行的民主政治和文明开化，其主张的是独夫统治和武力征服。但是，却是斯巴达取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这又是为什么昵？从政治层面看，民主政治虽然益处多多，但是在此也必须为雅典的失败负责，斯巴达的强权政治尽管不够以人为本，但是在特殊时期却能发挥强大的凝聚力，以至于为了一个目标可以举国而动；这时的雅典却陷入了思想的混乱，不同阶层的市民各有主张，众说纷纭，最终人心涣散，这时又偏偏遇到瘟疫爆发，致使雅典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还诱发了道德滑坡的现象，可谓雪上加霜。诚然，大灾过后因为人的本能容易超越道德约束而产生的道德水平下降至今仍是一个难题，这里不做赘述。不过，尽管斯巴达在战争中拔得头筹，但斯巴达模式”显然不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正确指向，这也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被证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分别在城市的伦理精神维度体现出两种极端，后者弃个体市民需求而不顾只为换取高度统一的凝聚力，而前者过分强调了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导致突发事件中凝聚力低下。往昔雅典的有限成功难以复制，也无复制的必要，但我们应该潜心探讨其历史教训，从中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地管理城市，也就是在给与市民更多的民主同时如何做到符合公共利益的有效集中，这也是始终贯穿人类城市发展的一大伦理命题。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基于本文的论述方向，我们必须从林林总总的中国古代城市中选取代表性强的范本开展比较研究，这样看来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大都城就成为了我们的首选。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中，都城的发展被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先秦至唐，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都城的封闭形式；其次是从北宋到明清，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则为都城的开放形式。基于此，本文就决定将唐代的都城长安和北宋的都城汴粱选作代表加以对比分析。
唐都长安蜚声中外，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面积可达84平方公里，人口更是逾百万之多。唐长安城采取了“里坊制”进行城市的规划和布局，白居易就曾以《登观音台望城》一诗形象描述这种格局的特点，即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唐长安城的里坊制堪称同类城市的垂范，整个城市被设计成外郭城、皇城和宫城三个主要的部分，外郭城是居民的住宅地，皇城是官吏的府邸，宫城是政府机关所在并且建有奢华的皇室居所；此外，城内又设计并建设了曲江池、禁苑等宫苑，服务于皇室贵族的休憩娱乐。如果只看城市的空间规划，唐长安城无疑是一个优秀的范本，然而考查其居民的城市生活幸福感时可能会得到差强人意的结果。比如从经济生活的层面来看，严格的律法把百姓的一切日常交易行为都限制于东西两市，决不允许居民为了便利去沿街开设店铺；而从社会生活层面来看，施行的是宵禁政策，一旦入夜，百姓便不得随意来去，这让居民的夜生活只能被桎梏在极小的范围内，无法随意开展。我们承认从客观上看上述措施的确保障了城市的治安稳定，但在主观上却是通过牺牲居民日常生活的自由度来换取统治者的管理便利，一旦城市生活被强制性制约地过分规律，其结果必然是城市的活力和张力被压抑和打消，而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缺陷必将被时代潮流慢慢摒弃，也正是从唐中期起，里坊制的严格管制逐渐被放开，娱乐区和新商业区开始出现，向封闭的传统格局提出了强烈的挑战，这所有的改变若论及原因，都在于一点，那就是城市中的人开始对自己的城市生活提出更多、更高的诉求。
北宋是继唐代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朝代，其在中国城市史上同样意义重大。继承自五代后周都城的北宋之都汴粱，与前述的唐长安城的面貌迥然不同。早在五代时汴粱就将里坊限制打破，城市规划不再依据功能分化地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将商业区、娱乐区和生活区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就可以同时满足居民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双重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井文化在这个时代空前崛起，勾栏、瓦肆比比皆是，文化娱乐的消费市场由此形成，这也是宋都汴粱区别于此前任何一个中国古代城市的重要特征。由此，宋代独立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首先在户籍制度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坊廓户，他们主要由中小工商业者组成；其次是在行会组织中出现了工商业者自行成立的行会，而此前的行会是政府基于管理需要强加而成；最后是科举考试准许工商业子弟通过读书取仕进入官僚阶层，这相当于给与了工商业者除了经济权益以外难能可贵的政治权益。这一里坊制解体的过程同时宣告了新的城市形态开始得以创立，也体现出城市的发展从只关注统治者的利益转变为居民与城市互动的伦理新精神，史实显示，放宽限制后的城市生活不但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反而大大激活了城市中的人的活力，城市不再是一个生硬冰冷、由砖块堆砌成的提供聚居和方便管理的容器，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能为民生提供更多服务和发展空间的有机体。
尽管汴粱的城市生活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古雅典的一些独特魅力，但中国古代城市毕竟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从未给民主政治提供过生存的土壤，因此，也就导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层面上，普通大众的知晓度或参与度都微乎其微。如前所述，盛唐长安和北宋汴粱已经是中国封建时期城市的两大翘楚，汴粱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安不够自由的缺憾，但是我们在对二者进行城市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考量时，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盛唐长安和北宋汴粱共同罹患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些痼疾”，比如城市始终作为政治堡垒而存在，经济形态总是摆脱不了小农经济的束缚，个人的利益和追求无从提及。有学者将中国古代城市的诞生归纳为一个公式加以表述，即：“城——王权”+“市——商业”“城市”，这是十分形象的。因为从城市的建立来看，中国古代的城市往往是为统治者的需要而建，《吴越春秋》就曾指出“筑城以卫君”，这种思想和传统导致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政治的产物，政治是城市生活的主题，经济只是辅料，虽然市场在一些城市中存在过、发展过、繁荣过，但每个市场几乎都不是因为工商业自由发展而形成的，反而均为官设市场制度”的产物？市”只是一个官设的交易场所，既有地点限制又有时间限制，其自由度可想而知。人们并不定居在市”内，想进行买卖还必须等到规定的时间到了，才能从各处前往那个固定的地点，互相进行一下产品交换，并且一旦遇到规定的时间己到，再意犹未尽也只能收拾行囊罢市离去。很多学者都指出，在中国的古代城市中，“市民”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籍在官府的官手工业者”为统治阶层直接服务，并且打压自由工商业者的存在，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也导致独立的市民阶级无从谈起，更不用奢望什么自治体制，这样的经济基础也就使得反映城市特质和市民要求的伦理上层建筑成了海市蜃楼。中国古代城市生活的主体局限于那些公子王孙，普通的老百姓们只能各安本分，但求平安温饱，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关注城市规划和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人具有济世安邦的鸿鹊大志，但他们只是凤毛麟角的少数精英而己，“莫谈国事”还是整个社会的主流风气。政治的高压市民参与”变成了子虚乌有的乌托邦，普罗大众对自己的权益完全没有应有的概念，一律寄希望于明主善政的出现来帮自己提高生活水平，捍卫宗法等级关系的传统伦理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和乡村中横行无忌，一般无二，而被这种意识形态钳制的中国古代城市，只能像粱漱溟先生一针见血所描述的那样，呈现出有族民而无市民”的窘境。
盛唐长安和北宋汴粱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的顶峰期，而处于奴隶社会古雅典无论是城市规模还是财富都绝对难以望其项背，但对比凸显的一个问题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那就是为什么古雅典有着长安和汴粱不曾出现的大批倍感幸福的市民昵？可见，城市不只是一个关乎地域大小和经济实力的概念，也不只是人类筑成用来生活的一个物质实体，其在精神层面上还应该是一种人类能够赖以实现自身完善的伦理共同体。
古雅典盛行自由民主的风气、一度因为文明的出奇繁荣被誉为全希腊的学校”，虽然最终落败于彪悍的斯巴达，然而斯巴达的胜利却仅局限于争城掠地，而且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几可谓昙花一现”那般转瞬即逝。“守业更难”的历史规律在斯巴达打败雅典后日益开始发挥其效力，而守业需要的那种文明的感召力正是斯巴达的软肋，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幸福对雅典一直不离不弃，而斯巴达的居民很快就发现打打杀杀的生活并不是自己终其一生应该追求的，也不是真正的幸福。雅典人曾将自己的城邦视若“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的惟一框架”，而斯巴达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可以说，古雅典带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城市伦理精神启示就是要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实现公民价值。雅典人主动参与了城市建设，并在其中获得了对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浓浓的归属感，研究雅典可以让我们触摸到一种不仅仅是用冷冰冰的石料而是用热腾腾的血肉筑成的理想城市形式，那就是其不仅为城市加入了自由市民”这一重要元素，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新型的城市伦理关系，雅典人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和自己的需要密切相连，同时在彼此间着力营造一种像朋友那样的和谐共处，不分等级的关系，其主张和秉承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要为每个人提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保障这一原则，已经堪称是一种合乎现代伦理价值诉求的精神理想。我们至今用来恰当地去衡量古雅典的正是它形成这种城市伦理精神的能力，而非它未能尽善尽美地实现这种理想的缺憾。
较之古雅典，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史上，即使是最为辉煌和鼎盛的唐与宋，也终究没有培育出独立的市民和适应城市居民个人发展需要的新伦理体制。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家国本位的伦理原则，个人权益被家和国吞噬殆尽，不仅如此，传统的伦理观念还把个人的利益和价值看作是一种需要被否定和回避的东西，这就导致了个人权利主体意识的缺位，也继发地导致了个人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最终无法如同西方那样建立起契约性的伦理制约。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知晓度和主动捍卫就无从谈起，市民参与意识完全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可循，中国古代城市所具有的那些独夫统治、各种活动相互分割等缺点，自然是注定要被历史潮流摒弃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各种历史变革推动下的中国古代城市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特别是在宋代的城市中，言利思想的出现和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诉求，至少打破了以往一成不变的思想状态，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城市自身和个人需要的发展。
从借鉴历史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城市应该是一个能够使人获得美好的生活和实现自我完善的伦理共同体。本文简要回溯了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以及古代中国的唐长安和北宋汴粱，从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城市中人的价值诉求也是各异的，相应地，城市中的伦理规范和伦理精神也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更迭着。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除了物质层面的考量，我们还要从精神层面着手，努力探宄并修正城市内蕴伦理原则和精神上的各种缺陷，不断思考并如何让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城市中的人相得益彰，与时俱进地将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伦理体系不断加以完善，从而让城市更好地为人的幸福服务，这一目标也是城市发展史上亘古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