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震
“伊斯兰国”的崛起使国际恐怖活动与当地政治诉求实现了有机融合，并使恐怖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内战化”色彩。有国内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塔利班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罗汉·古纳拉特纳教授在2014年初曾指出， “9. 11”以来西方国家发动的反恐战争并未取得真正成功，受叙利亚内战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两大因素影响，2014年全球面临的恐怖活动将会进一步增长。现在看来，这一分析具有很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可能造成的潜在后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叙利亚内战诱发的恐怖活动反弹已经让国际社会深受其害。
面对20 14年至今此起彼伏的国际恐怖活动，人们心中难免会充满疑问：为何在国际社会合力反恐10余年之后，全球恐怖活动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随着国际恐怖活动的不断变异与升级，未来全球反恐斗争该向何处去？
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散
尽管欧洲的布鲁塞尔等地也在2014年遭受了恐怖袭击，但就总体而言，全球恐怖活动正在从欧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快速转移。先是非洲的索马里、尼日利亚、肯尼亚、马里、埃及等地恐怖袭击不断，尤其是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更是攻城略地、绑架人质，无所不为；然后是活跃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的恐怖暴力袭击事件依旧层出不穷。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不仅给当事国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危机，也给全球反恐带来了全新挑战。
国际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转移有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但其中一些因素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恐怖活动自身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国际恐怖活动往往具有明显的“洼地效应”和“示范效应”。前者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恐怖分子总是更倾向于往防范薄弱、容易生存、社会基础雄厚的“洼地”流动。在当前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是否“生产”恐怖分子，都有可能成为国际恐怖分子过境、藏身或发动袭击的目标；后者是指媒体对于恐怖暴力活动连篇累牍的报道会潜移默化地诱使一些潜在的社会群体进行学习和模仿。“9. 11”发生后，美欧等西方国家纷纷加强了防范，提升了自身的反恐与安保能力，恐怖分子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活动的机会成本大幅攀升。不仅入境难度大大增加，在这些地区进行招募、藏匿、策划和发动袭击的机会也逐渐减少，从而迫使他们转向防范较为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与此同时，在国际恐怖活动“示范效应”影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转型矛盾、种族仇恨、部族冲突、教派纷争等也开始通过恐怖暴力形式进行释放。这便是近年来国际恐怖活动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破碎地带”和西方所谓的“失败国家”快速转移的—个重要诱因。
其次是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推波助澜。“圣战”一词来自对阿拉伯语“吉哈德”的音译。通常来说， “吉哈德”分大小两种， “小吉哈德”是指穆斯林为捍卫伊斯兰教而同异教徒和敌人的战斗， “大吉哈德”是指同穆斯林内在的敌人，即内心私欲和邪念的斗争。但在一些极端组织的宣传中， “圣战”思想被简化曲解为以“真主”名义进行的武装暴力，从而成为不少恐怖组织的重要思想来源。近年来，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国际“圣战”组织的鼓吹下，全球范围内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趋同倾向。以往基于世俗性诉求的国际恐怖活动，比如分裂国家、政治斗争、部族矛盾、种族纠葛等，现在也试图披上“圣战”外衣，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意识形态色彩。这种具有宗教外衣的恐怖暴力思想不仅很难根除，而且更容易让恐怖组织的暴力行为“合法化”。更重要的是，它借助宗教的跨国界影响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疆界，使原本狭隘的政治诉求获得了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伊斯兰国”带给全球反恐的新挑战
2014年春以来，一个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ISIS)”的“圣战”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异军突起。该组织是2003年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由阿布·穆萨布·扎卡维等人所创建的一个“圣战”反叛组织。它在极短的时间里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一度兵临巴格达城下。根据最近公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显示，目前“伊斯兰国”的净资产估计约在20亿美元以上，每天的石油收入约为360万美元；在武装力量方面，其武装力量规模约为20000～31500人。与此同时， “伊斯兰国”还控制着从叙利亚的阿勒颇到伊拉克巴格达以西成千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区人口约为400～800万。面对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巨无霸”，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主义定义显然已经很难适用了。事实上，除了“伊斯兰国”之外，其他的“圣战”组织如“博客圣地”等也具有某些类似特征。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改变了全球恐怖活动格局，增加了国际反恐斗争的难度；另一方面，这些恐怖势力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也对传统的恐怖主义定义提出了挑战。
首先， “伊斯兰国”的崛起改变了“9. 11”以来的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格局，使全球“圣战”恐怖活动的主战场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转移到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地区。“9. 11”事件以来， “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一直是全球“圣战”恐怖活动中心。在国际社会强大的反恐压力下， “基地”组织残余势力被迫龟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尽管它在战术层面对全球“圣战”恐怖运动的指挥和引导作用已经非常有限，但它所宣扬的“圣战”暴力思想仍在激励着全球的极端暴力分子， “基地”组织仍然是全球“圣战”恐怖活动的一个重要象征。 “阿拉伯之春”后，一些中东阿拉伯国家陷入了社会和政治动荡之中，特别是叙利亚爆发了内战并陷入僵局，造成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的重心开始逐步向西移动，叙利亚以及与之毗邻的伊拉克北部地区逐渐开始成为全球圣战分子的新战场。 “伊拉克危机”表明：“伊斯兰国”正在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球“圣战”运动的新“领袖”，而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地区也已经成为全球“圣战”恐怖活动的重心所在。
其次， “伊斯兰国”的崛起使国际恐怖活动与当地政治诉求实现了有机融合，并使恐怖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内战化”色彩。有国内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塔利班化”，只是目前国内外尚未对此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西方国家的说辞，将“伊斯兰国”等同于“基地”之类的“恐怖组织”。事实上，它和传统恐怖组织有着很大区别。其一，它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根源，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诉求；其二，它们具有一定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政权建设能力，这是其能够不断扩大地盘并维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这种带有政权性质的“恐怖主义组织”是“9·11”以来的新事物，它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最后， “伊斯兰国”的崛起对传统的国际反恐合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伊斯兰国”借助全球化和现代信息技术，将恐怖活动的“国际化”水平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化程度最高的极端暴力组织。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当中，近半数以上是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圣战武装分子，其中不乏来自欧美各国的极端暴力分子。根据前述《慕尼黑安全报告》的估算，近年来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外国武装分子已近20000人，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了当年在阿富汗参加抗苏战争的外国圣战分子。这充分说明，当前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极端组织是一支真正的“国际化”武装力量，其国际化程度让“9. 11”后美国组建的全球反恐联盟也相形见绌。毫无疑问，这样一支高度“国际化”的武装力量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想象，随着一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老兵逐渐返回其母国，他们对于全球安全带来的挑战也将是空前的。
中国反恐：任重而道远
从2013年底开始，我国境内也开始连续出现恶性恐怖暴力活动，其中尤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10·28”案件、昆明“3·01”案件、乌鲁木齐“4·30”案件、“5·22”案件等最为突出。这些涉恐案件不仅作案手段残忍，而且呈现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所造成的危害和社会影响也非常之大。 “5·22”案件发生后，新疆当地政府启动了为期一年的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这一系列事件既说明了当前中国面临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也促使我们不得不深思：这些暴力恐怖活动快速升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中国反恐是全球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国际反恐形势紧密相联。近年来，在美国全球反恐战略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反恐战争正在经历一个逐步的转型过程，这也是国际反恐斗争从“9. 11”之初的“应激式”反应不断过渡到更为理性、成熟的过程。全球反恐战争转型使国际反恐形势更趋复杂，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国际恐怖活动强势反弹现象，客观上加大了中国面临的外部反恐压力。由于美国从全球反恐战线进行战略性收缩，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斗争的意愿和力度大幅下降，特别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陆续撤军的政策将会进一步激励全球“圣战”运动，并为一些国际恐怖组织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再加上“阿拉伯之春”等局部地区动荡带来的影响，非洲马格里布地区、中东利凡特地区的恐怖活动已经出现了大幅反弹。这些热点地区恐怖活动的回潮不仅给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带来了威胁，也给我们周边地区的反恐形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除了全球反恐战争转型的大背景外，“9·11”以来国际反恐斗争成效不彰并导致国际恐怖活动的快速升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恐怖主义及其应对全国研究联盟（START）提供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球共发生恐怖活动11952起，造成22178人死亡，37529人受伤，无论是发动攻击的数量还是造成的伤亡人数都比2012年有了很大增长。其中，半数以上的袭击( 54%)和伤亡（分别为69010和61%）发生在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目前我们还未能看到关于2014年的统计数据，想来也不会比2013年逊色多少。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西方国家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不仅没有成功地消除恐怖活动带来的威胁，相反却造成了恐怖活动向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转移。国际恐怖活动的上述发展态势决定了中国很难在这波恐怖活动浪潮中独善其身，因为全球恐怖活动最为猖獗的这些国家大多位于环绕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活动高危地带”，它们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是近年来境内外“东突”势力的快速发展和演变。 “9.1l”发生后，在中国反恐部门和国际社会的强力打击下， “东伊运”为首的“东突”余孽被迫逃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活跃在境外的“东突”极端势力一方面通过与国际恐怖组织结盟，借助阿富汗和叙利亚等地的内乱，试图进一步融入全球“圣战”运动；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在意识形态、舆论宣传和人员组织等领域加强了对境内的渗透。中国各地执法部门最近已连续破获多起试图潜逃境外参加“圣战”的犯罪团伙，甚至在泰国、越南、缅甸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屡屡发现与境外“东突”组织存在联系的犯罪团伙。“东突”极端组织的上述做法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涉疆”议题的更多关注，同时也让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看清了其丑恶嘴脸，并使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思考：全球反恐的未来
2014年的全球反恐形势表明， “9·11”以来的全球反恐斗争远未赢得最后胜利，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依旧任重而道远。尽管国际恐怖活动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快速转移，但在—个相互依赖日渐加深的世界中，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幸免，近期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沙利尔周刊》事件即为明证。未来全球反恐斗争一方面需要各国在传统的军事斗争之外，寻找更为全面综合的反恐治理路径；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需要真正携起手来，摒弃各种偏见和误解，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消除国际恐怖活动中的“洼地”。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应当承担起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反恐能力的国际责任。只有在反恐领域真正实现了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切断国际恐怖主义滋生和发展的链条，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