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希雨
〔提 要〕 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立场，都反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发展核武器，都主张通过六方会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但在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措施与路径上，中美存在着诸多分歧。这给双方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带来极为复杂的影响。在朝核问题深陷僵局的形势下，如何按照六方会谈“9·19 共同声明”规定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通过一揽子方案，在推进落实无核化相关措施的同时，采取措施逐步终结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是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的切入点，也是双方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发挥各自积极作用的共同基础。
〔关 键 词〕朝鲜核问题、中美关系、对朝政策、六方会谈
〔作者简介〕杨希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参与日内瓦四方会谈与北京六方会谈
〔中图分类号〕D82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5）3 期0021-15
朝鲜核问题自上世纪90 年代初产生以来，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一方面，中美双方在这个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命运以及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立场，即双方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都反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发展核武器；都主张通过六方会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1] 但另一方面，中美两个大国在朝鲜半岛安全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完全不同，同朝鲜半岛问题主要当事双方朝鲜和韩国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在如何以和平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的措施与路径上存在着诸多分歧。
如何巩固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共识与共同利益，推动双方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减少双方在这个事关各自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的相互猜疑与分歧，不仅对于实现朝鲜半岛永久无核化、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美对朝核问题的基本政策
由于朝鲜战争以及长期冷战的影响，中美两国各自同朝鲜的双边关系完全不同，然而中美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一直持有相似的立场和关切。在整个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分别作为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同盟国，都向自己在半岛上的盟友提供了持续而大量的军事援助，但是出于相同的核不扩散考虑，双方都没有向半岛北南双方提供任何有可能导致核扩散或者导弹扩散的援助。上世纪70 年代，当韩国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曝光后，美国政府直接干预，迫使韩国政府放弃了核武器计划。[2]
冷战结束后，两件具有战略性影响的大事件导致朝鲜半岛相互威慑的安全格局出现了剧烈倾斜。一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朝鲜不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部经济援助来源，而且也瞬间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军事后盾和同盟国。二是中国顺应冷战结束、朝鲜半岛北南关系开始缓和的时代潮流，[3]同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使朝鲜—中国同盟对抗韩国—美国同盟的冷战型“势力均衡”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即在朝鲜同韩国的冷战仍未终结的形势下，中国同韩国的冷战得以彻底终结。
上述两件大事，意味着朝鲜战争后逐步形成的“朝鲜—中国—苏联”三角间接军事协作关系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韩国—美国—日本”三角间接军事同盟关系却在进一步加强。这种态势，激发了朝鲜加速开发核武器的战略决心。朝核问题由此开始成为半岛安全问题的焦点，也成为中美两国接触、合作、摩擦的一个新领域。
中国对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立场与态度，始终是明确和一贯的。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代，中国一直主张朝鲜半岛必须实现永久的无核武器化，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向朝鲜半岛输入、部署、储藏核武器，坚决反对朝鲜半岛南北任何一方发展核武器。正是出于此一贯立场，从上世纪50 年代迄今，中国持续不断地向朝鲜提供范围广泛的大量援助，但是从不向朝鲜提供任何有可能导致其发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援助。
1994 年朝核问题急剧升温后，中国在同朝鲜的双边交流中，也一直明确向朝方表明坚决反对朝鲜开发核武器的态度。2006 年、2009 年、2013 年朝鲜先后进行了3 次核试验，中国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谴责朝鲜的核武器开发行为，并坚定支持和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对朝制裁措施。2013 年9 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专门发出行政指令，列出长达300 多页、涉及900 余项军民两用或敏感物项的出口禁运清单，禁止中国任何企业向朝鲜出口清单内物项。[1]
但与此同时，中国认为，朝鲜核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核扩散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朝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综合性问题。因此，在推动朝鲜彻底放弃核武器及其相关计划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解决朝鲜在安全以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其他相关领域的合理关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2003年初，在朝核危机再度爆发、美朝对立急剧升温的紧张形势下，中国通过巨大的外交努力，于当年8 月发起了由朝鲜、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参加的六方会谈。从一开始，中国就把六方会谈的大目标明确地界定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还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整个半岛的无核化，绝不仅仅是朝鲜的无核化。所谓“无核化”的定义，是朝鲜半岛的无核武器化，并不排除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朝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这种权利。[2] 正是在中国代表团的提议和斡旋下，六方会谈各方在“9·19 共同声明”中专门强调了朝鲜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对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径和解决方案，中国基于一贯立场，推动各方在六方会谈中，既注重解决核问题本身，也注重解决产生朝鲜核问题的外部重要根源，即朝鲜面临的险恶的外部安全环境。通过六方会谈，中国希望按照“9·19 共同声明”确立的目标和原则，推动各方达成一个一揽子的综合解决方案，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武器化的进程中，同步解决朝鲜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并谈判建立起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取代1953 年的《临时停战协定》。中国还希望通过六方会谈的合作，建立起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朝鲜同其他各国一样，都是这个合作机制中的平等一员。
与中国长期稳定的朝核问题政策不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态度则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与调整。一方面，美国仍然坚持南北双方都不得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底线；但另一方面，美国从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的20 年间，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和政策措施，导致美国的朝核政策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摇摆变化。
1. 克林顿政府：从态度强硬到务实接触
克林顿政府初期，美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为了消除朝鲜的核计划，五角大楼曾经准备采取军事手段，对朝鲜位于宁边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但是这一计划首先招致美国的盟国韩国的强烈反对，中国也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明确主张朝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而不能诉诸武力解决。
受制于朝鲜周边国家的反对态度，以及“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料后果，在美国政府尚未决定将对朝军事打击计划付诸实施的时机，前总统卡特以民间身份对朝鲜进行突然访问，并同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促膝长谈，一触即发的朝核危机得以化解。[1] 美朝经过认真谈判，达成了1994 年《美朝框架协议》。[2]
《美朝框架协议》是一个不仅涉及朝核问题，而且涉及“冻结—弃核换补偿”、美朝关系逐步正常化等一系列经济、政治安排的综合性协议。该协议签署后，美朝之间在1994—2000 年的6 年间，就援建轻水反应堆、互设联络处、朝鲜潜水艇入侵韩国事件道歉、美军在朝鲜战场遗骸、朝鲜暂停导弹试验等范围广泛的问题，展开了21 项谈判，其中有15 项达成协议，2 项取得部分进展。[1] 其中最重要的是美朝2000 年10 月签署并发表的《美朝联合公报》。美朝双方在联合公报中郑重承诺，为了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双方决心建立面向21 世纪的新型美朝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应该基于相互尊重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原则。[2]
显然，美朝2000 年联合公报的签署，给后冷战时期的美朝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在双方实现朝鲜人民军次帅赵明录以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高级互访后，美国总统访朝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 布什政府：全面否定前任政策，后期回摆
随着2001 年白宫易主，执政党转换，美国的对朝政策，特别是对朝核问题的政策，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在新保守主义思潮主导华盛顿决策圈的大环境下，布什政府重新审定的美国朝核政策，呈现出所谓“ABC”（Anythingbut Clinton）特色，即凡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朝政策措施都不能继续执行。布什政府这种近乎180 度的大转弯，在2002 年10 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A. Kelly）访朝，就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问题同朝鲜第一副外相姜锡柱会谈破裂后，触发了新一轮朝核危机。[3]
这一时期美国的朝核问题政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改变1994 年《美朝框架协议》模式，要求朝鲜首先单方面彻底解除核武装，即所谓的以“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方式”弃核（complete, verifiable, irreversibledismantlement, CVID），来换取美国对朝鲜提供“多边的书面安全保障”，而美国不必如《美朝框架协议》所规定的那样采取对应措施；[4] 二是朝鲜不仅必须销毁全部核武器以及与之相关的核计划，也必须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即朝鲜不允许发展核能发电等项目。在2005 年第四轮六方会谈关于共同声明的谈判中，美国代表团根据来自国内的指示，强硬坚持朝鲜必须放弃发展任何核计划，包括核发电的权利。
随着中国发起的六方会谈进程逐步取得进展，特别是“9·19 共同声明”签署后，朝鲜弃核进入实际落实阶段，使美国看到了过去几年通过一味施压而无法获得的进展，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出现了逐步调整。在布什政府后期，美国事实上改变了拒绝与朝接触的政策，双方围绕核问题以及解除美国对朝部分制裁的问题展开了“有限”接触和“一对一”双边会谈，并取得了两项实质性进展：一是在中国的斡旋下，美朝逐步建立起对话机制，该对话促成朝鲜同意在宁边采取旨在最终走向弃核的“去功能化”（disablement）措施；[1]二是美国政府停止对朝鲜适用《与敌国贸易法》，并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除名，美国基于上述两项法律而对朝实施的相关制裁随之解除。[2]
3. 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再陷僵局
奥巴马上台后，一方面内有金融危机，外有伊拉克、阿富汗两大乱局，面临内外交困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之后，朝核问题的紧迫性相对下降，而要继续推动无核化进程，难度愈来愈大，因此朝核问题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优先排序明显后移。为了集中应付主要危机，美国政府一再拖延同朝鲜恢复接触，即便朝鲜于2009 年5 月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再度进行核试验之后，奥巴马政府仍坚持对朝实施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政策，拒不与朝恢复双边对话，使得布什政府后期已经建立起来的美朝对话机制再度搁浅，迄今未能正常恢复。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上台之初，美国政府在2012 年2 月29 日曾与朝方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即“2·29 协议”，但是该协议是以朝美各执一份文本且相关文字措辞含糊的奇怪形式达成的。[3] 此后不久，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连续进行了卫星发射试验，美国指责朝鲜撕毁了“2·29 协议”，而朝鲜则坚称该协议并未涵盖卫星发射试验。美朝围绕卫星发射之争，不仅导致“2·29 协议”未付诸实施即告夭折，而且使刚刚重启的朝美对话大门再度关闭。
对朝鲜而言，保持朝美对话畅通，以朝美为主解决半岛所有重大问题，是其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关闭了朝美对话大门，自然引起朝鲜的强烈反弹。2010 年11 月，朝鲜以直接炮击延坪岛的方式回应韩国军演，并大肆渲染“朝鲜半岛大战即将爆发”、“不排除爆发全球核大战的可能”。2013 年2 月，金正恩接见应邀来访的美国前篮球明星罗德曼时，请罗德曼回国后向美政府捎话，希望奥巴马总统与其通话。不过，美国对此并未给予任何积极回应。此后不久，朝鲜宣布退出1953 年签署的《临时停战协定》，宣称“战争不是会不会爆发，而是今天爆发还是明天爆发的问题”，甚至通告驻平壤的所有外国使馆，以及韩国首尔地区的外国人和韩国平民尽快撤离。
从本质上看，朝鲜上述“战争边缘动作”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意在引起美国的重视和压力感，利用军事压力和安全危机压力，使美国重返朝美谈判桌旁。
对朝鲜的博弈策略，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强硬的两手政策。一手是加强对朝鲜的军事压力和制裁措施。在2010 年朝鲜半岛连续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先后提出了“延伸威慑”以及“延伸核威慑”战略，进一步强化了美韩军事同盟，并在美韩联合军演中加入登陆作战、突击要点等指向性、进攻性极强的演练内容，甚至调动航母战斗群和B-2 战略轰炸机参与韩美联合军演，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框架之外，不断追加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另一手是无论半岛局势如何紧张，坚持不同朝鲜进行直接官方对话。尽管2011 年8 月，美国政府曾接受朝鲜第一副外相金桂冠以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访问美国，并同时任美国政府朝鲜政策代表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举行非正式会晤，但美国没有改变对朝孤立、封锁、制裁、有条件对话的基本政策框架。[1]
2014 年12 月，美国索尼娱乐公司网站遭到声称“朝鲜支持者”、“和平捍卫者”黑客的攻击，奥巴马总统以此为由签发行政命令，宣布追加对3家朝鲜国有公司以及相关个人的制裁。奥巴马总统在2015 年1 月22 日接受一家网络电视台采访时，还公然宣称“朝鲜政权终将垮台”。[1] 这不仅导致美朝关系再度紧张，而且标志着在奥巴马余下两年的总统任期里，美国对朝政策基调将是进一步加强制裁。[2] 美国对古巴政策调整的模式，同伊朗紧锣密鼓开展实质性对话的模式，均不会在美国的对朝政策上重演。
二、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
对比中美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可以看出，双方在要求朝鲜彻底弃核、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保持着相同的立场和政策目标，特别是自中方发起六方会谈进程以来，双方都承诺六方会谈是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唯一现实可行的途径，双方也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外进行日益密切的沟通与协调。由于中美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均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朝核问题在中美各个级别的外交会谈与磋商中，特别是在中美元首会谈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朝核问题由于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危机的连续冲击而深陷僵局的情况下，2011 年1 月中美元首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再次确认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继续保持合作，并特别强调，双方对朝鲜宣称的浓缩铀计划均表示关切，呼吁采取必要步骤尽早重启六方会谈进程，解决这一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3]对比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和美国三任总统的朝核政策不难看出，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上，中美双方不仅在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在政策的许多实质性内容上，也存在诸多分歧。首先，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处理朝核问题过程中，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美国自1990 年代克林顿政府以来，三任总统执行了各不相同的朝核政策。这不仅使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更加不确定，也使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更加复杂。
其次，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对话增进美朝双方的相互信任，缩小分歧，以循序渐进的现实方式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最终以政治、安全、经济、外交的一揽子方式，彻底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而美国则过分依赖对朝施压、制裁来迫使朝鲜无条件弃核。2002 年10 月朝核问题再度爆发危机后，无论是共和党的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都曾经或者仍在实行拒绝同朝鲜进行官方会谈的立场。而每当美国感觉到自己拥有的压力措施不足时，就要求中国加入其“制裁俱乐部”，运用中国资源参与美国对朝制裁。中美之间主张以对话还是以施压为主的不同政策模式和思维，导致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相互猜疑增多。
再次，中国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说到底是朝鲜半岛无核武器化，这意味着，朝鲜同世界上其他主权国家一样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美国自布什政府以来，主张朝鲜不能发展任何目的的核计划，包括和平利用核能等项目。中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迄今尚未彻底解决。
2005 年7—9 月第四轮六方会谈期间，中方作为主席国，在起草“9·19共同声明”时，根据相关的国际公认准则，曾在草案第一条中对朝鲜的弃核范围作了如下文字界定：“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以及1992 年《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所明确禁止的核计划。”[1] 但参加六方会谈的美国代表团坚决反对上述界定，其真实原因在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只禁止南北双方开发核武器项目，而并不禁止和平利用核能。显然，美国的这一立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是要求朝鲜彻底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为此，中美之间进行了艰苦的磋商和协调，最后以模糊的文字表述达成了妥协，使共同声明得以签署，成为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的纲领性文件和共同行动的基础。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中美在“无核化”界定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解决。随着六方会谈的恢复以及谈判的深入，朝鲜弃核范围的具体界定问题，或迟或早仍将被提到争论的议程上来。
相比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显然更带有根本战略性意义。这些共同点和共同利益，成为中美双方在朝核问题上长期保持合作的基础，也成为中美携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
三、中美加强合作、缩小分歧的切入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似乎陷入了一种每隔4 年就陷入一次危机的“周期性”怪圈。
1994 年，朝鲜半岛爆发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美国与朝鲜一度走到了战争边缘。1994 年的《美朝框架协议》虽然缓解了危机并改善了美朝关系，但4年之后的1998 年，朝鲜试射远程弹道导弹事件再度把美朝关系推向对抗局面，导致半岛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二次危机。经过大量艰苦谈判，美朝关系峰回路转，两个敌对国家首次实现了高层互访：2000 年10 月，朝鲜人民军次帅赵明录以特使身份访问华盛顿，美朝双方签署了为建立21 世纪新型关系的《美朝联合公报》，随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了政治会谈。[1]4 年之后的2002 年，随着美国政府更替，朝鲜的浓缩铀问题引爆了2002 年末的半岛第三次危机，但在中国的努力斡旋和积极推动下，有关各方共同发起了六方会谈，并在2005 年9 月签署了具有深远意义的“9·19 共同声明”，这不仅化解了第三次半岛危机，而且把朝核问题纳入了多边对话与谈判的正确轨道。然而，六方会谈进程及其进展并没能终结这种“危机周期”的怪圈，2006 年，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悍然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导致半岛陷入了第四次危机。
虽然六方会谈机制把有关各方拉回到谈判桌旁，化解了危机并启动了具有实质性“去功能化”进程，但值得忧虑的是，“危机周期”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这种每隔4 年就爆发一次危机的怪圈，近年来开始显现出周期缩短、危机频发的趋势：2006 年第四次危机之后3 年，朝鲜半岛在2009 年再度爆发核危机；而时隔仅1 年，2010 年朝鲜半岛又接连爆发“天安舰事件”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所引发的军事对抗危机。“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时隔3 年，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以美韩展开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为由，又突然宣布“朝鲜各前线集团军、陆军、海军部队、航空和反航空部队、战略导弹部队、工农赤卫队、红色青年近卫队已经按照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签署的作战计划，进入全面对决战状态”。朝鲜官方还动员驻平壤的外国使馆紧急撤离平壤，呼吁韩国首都首尔的居民紧急撤离首尔地区。这使得半岛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急剧上升到战争边缘。
为什么自冷战结束以来的20 多年，朝鲜半岛始终不能摆脱这种“危机周期”？虽然每次半岛危机的导火索各有不同，但这种“危机周期”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即朝鲜半岛长期存在的两种不正常状态。
一是朝鲜半岛迄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1953 年7 月的《临时停战协定》只是一个停火协定，协定规定交战各方谈判签订和平协议，以结束战争状态。但是，无论是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还是1997—1999年的日内瓦四方会谈，有关各方都未能达成共识，未能签署和平协议取代《临时停战协定》。因此，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朝韩之间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及有着严重争议并多次爆发军事冲突的“西海五岛海域”军事态势上看，朝鲜南北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而美国作为韩国的军事盟国，在韩国驻扎大量现代化陆海空军力量，使美国和朝鲜也处于事实上的战争状态。这是朝鲜半岛难以保持稳定持久和平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六方会谈“9·19 共同声明”中专门列出一条，要求“直接有关各方另设谈判，建立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体制”。[1]
二是朝鲜半岛迄今仍然处于冷战状态。虽然冷战在世界范围内早已结束，但是朝鲜半岛上的冷战状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以朝鲜为一方，韩美同盟为一方，双方都在实施非常相似的“威慑战略”，以至于朝鲜半岛形成了“相互威慑”格局，目前的和平以及“不战”，完全是建筑在“相互威慑”，甚至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基础上。这种典型的冷战安全结构，也是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
上述两种不正常状态，是朝鲜半岛危机不断、无法保持和平稳定的根源。因此，任何旨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都不能不正视和解决朝鲜半岛迄今存在的战争状态及冷战状态这两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如前所述，中美两国在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存在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而双方在推进无核化、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外交政策上，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究其原因，正在于中美双方对朝核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的路径有着明显不同的判断。
事实上，朝核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核扩散、核威胁问题，而是朝鲜半岛以朝鲜为一方、美韩军事同盟为另一方长期军事对立的产物，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安全结构严重失衡的产物。对朝鲜而言，朝核问题本质上是个生存与安全的问题。这样一个由于战争和冷战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复杂安全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弃核换补偿”模式，或是孤立制裁甚至军事打击措施所能奏效的，必须根据有关各方已经达成的“9·19 共同声明”，通过安全、政治、外交、经济的一揽子方案，建立朝鲜半岛全新的安全关系以及正常化关系，建立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实现真正的半岛无核化以及长治久安。
因此，如何按照六方会谈“9·19 共同声明”规定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1] 通过一揽子方案，综合解决朝鲜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体制问题，是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的切入点，也是中美双方缩小分歧，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发挥各自积极作用的共同基础。事实上，六方会谈框架，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扩大合作、缩小分歧，提供了务实和有效的平台。
四、结语
朝核问题从1993 年朝鲜撕毁在前苏联援建其核反应堆时所作承诺，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以来，愈演愈烈，特别是六方会谈陷入僵局多年，迄今难以重启。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还能不能实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双边还是多边谈判，而在于实现无核化的路径和方案，是单纯解决朝鲜彻底弃核的问题，还是公平地既解决国际社会对于朝核问题的关切，又解决朝鲜在安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合理关切？当国际社会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进度倍感担忧的同时，也应该对于朝鲜半岛迄今仍不具备彻底结束战争状态和冷战状态的条件而担忧。虽然朝核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尖锐，但是只要按照公平和全面解决的原则，只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通过六方会谈及其各方迄今都承诺遵守的“9·19 共同声明”，朝鲜核问题就能够得到公正合理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半岛真正意义的和平就能够实现。
因此，对于复杂且牵涉包括朝鲜在内各方自身广泛战略利益的朝鲜核问题，不能以纯粹的核不扩散问题处理模式解决，必须全面调动政治、安全、外交、经济等各种资源，寻求综合解决方案。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作为朝鲜半岛两个最重要的域外国家，应该而且能够在多个方面加深合作并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
第一，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该从战略上明确两个共同目标，即共同努力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第二，双方应该充分利用六方会谈平台加强对话与沟通，就如何制定并落实“一揽子解决方案”问题达成共识，并在推动落实方案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双方应该避免陷入“胡萝卜或大棒”争论的怪圈，即每当朝核问题陷入僵局时，美国往往更多地要求中国对朝使用“大棒”，而中国往往更多地寄希望于美国对朝使用“胡萝卜”来解决问题。中美应该共同防止双方政策差异使朝核问题复杂化。为此，双方有必要随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不断进行具体磋商和政策协调。
第三，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既是推动朝鲜彻底弃核的必要交换条件，也是保障朝鲜半岛永久无核化的基础。中美双方应该为建立以朝鲜和韩国为主的半岛永久和平体制加强合作，共同努力创造三个有利于建立永久和平体制的条件：一是帮助建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自主解决安全问题的框架；二是同南北双方都建立起和平关系与积极合作的关系，并恪守朝鲜半岛无核化对于核大国所要求的相应义务；三是通过充分磋商，确立大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以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行为关系准则。
第四，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均同朝鲜半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建立和推动半岛以及东北亚经济合作、促进朝鲜早下决心彻底弃核方面，均能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美国是朝鲜根本改善其外部环境、改善整体对外关系的关键性因素，中国既是朝鲜最重要的邻国、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国和主要的双向投资国。中美两国在从不同角度推动朝鲜半岛南北交流与合作进程，促进朝鲜半岛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方面，均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作为朝鲜半岛主要的外部大国，中国和美国通过磋商协调各自立场，在朝鲜半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合作中开展双边协调与合作，既有利于早日促使朝鲜下决心彻底销毁核武器及其核计划，也有利于推动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体制，这显然也符合中美双方乃至本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长远利益。
【完稿日期：2015-2-27】
【责任编辑：吴劭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