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静
2015 年5 月6 - 7 日，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主办、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协办的“金砖国家组织机制化与澳门平台角色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澳门举行。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美国、英国、葡萄牙、中国内地和澳门的近30 位专家、学者与会，就 “金砖组织机制化研究”、“金砖组织机制化与合作”、“国家视角下的金砖组织机制化合作”、“澳门在金砖组织机制化中发挥的角色与作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金砖组织机制化进程任重道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认为，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五国GDP 总和已从10 年前占世界总量的15% 上升至超过25%，而同期G7 国家的GDP 总量占比从超过70% 下降至50%。这一趋势反映了新型世界商业关系，也为金砖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以及未来的稳健运行，可为建立稳定的金融网络、降低风险、应对全球金融动荡提供支援。加强机制化建设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更好地加强金融经济合作、加强人与人交流、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拓展全球治理的日程。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江时学认为，目前金砖国家合作处于无明确宗旨、无章程、无常设秘书处的“三无”状态。金砖国家若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须有明确的宗旨。金砖国家的合作重点应是对外关系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以及完善国际秩序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需循序渐进，可首先考虑建立常设秘书处，沟通各成员国政策、制定峰会议程、评估行动方案实施、提供公共推广服务等；可考虑与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合并，减少“意大利面条”效应；可考虑吸纳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加入，这一做法不会损害金砖国家合作的效率，而会增加其效能。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沃洛金（Andrey Volodin）认为，金砖国家并非要剥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是要形成“新的影响力”。
金砖国家在未来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中国、俄罗斯三国的关系。金砖国家要发挥有效作用，需要成员国对“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
南非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撒若姆贝（Amos Saurombe）指出，金砖组织机制化进程需具有以下特征：处理地区性问题的经验、独特而相互依赖的金融体系、以发展合作而非金融支持为重心、发展合作不以西方标准的救助为基础、以互不干涉和尊重主权为根本。南非在地区、大洲乃至全球层面关于机制化的丰富经验对金砖国家至关重要。
前巴西驻华大使德·卡斯特罗·内维斯（Luiz Augusto de Castro Neves）对金砖组织机制化持质疑态度。他认为，尽管金砖国家讨论议题正日趋多样，但目前各成员国的共同诉求主要是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声，金砖组织还未成为探讨各成员国合作的首选论坛。金砖银行的建立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良好补充，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选择。金砖国家在思考机制化前，应考虑议程的多样化，首先使金砖国家会议成为探讨自身事务及同其他国家联系必不可少的论坛。
美国摩西大学法学与哲学教授里奇（David Ritchie）认为，金砖组织与联合国、欧盟等有不同的结构，并不意味着它不可被看作切实的国际组织。金砖五国不需要去适应主流国际制度理论提出的模型，而应尝试一种新型的国家合作模式。一个正式的金砖组织必将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不可小觑的力量，也将改变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愿景。
二、金砖组织议程需多样化
南非大学副校长马可翰亚（Mandla S. Makhanya）认为，金砖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可开展四项“支柱”工作：建立金砖组织学术轨道战略（BRICS AcademicTrack Strategy），确定合作伙伴、网络及能力，开发收录现有能力、人才和设施资源的资料库，在学术轨道战略各签约方内发展金砖组织和架构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监督评估。金砖国家在纳米技术、水、能源等领域有共同的研究创新兴趣，有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程度，相互间的科技合作至关重要。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长宋雅楠认为，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不应仅停留在政治或政府层面，经济和企业间的合作互联才是推动金砖组织机制化最有效的方式。从金砖国家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来看，金砖五国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受到本国市场规模、汇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其中市场规模越大，能够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流量越多。金砖五国可以把重点放在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增加金砖国家之间的商业合作，提高金砖国家的市场潜力和扩大国内需求上，尤其是借助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提升金砖国家内部基础设施建设，创建更好的投资环境。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纳菲（Abdul Nafey）认为，金砖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力图改变现有国际关系中权力、安全、发展和自由等问题的主导模式。金砖组织的形成并不是依据现有的繁荣和身份的认同，而是面向和平与安全的未来，是国际秩序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大背景的产物。当今国际政治流动性很强，不易服从正式的机制化，金砖各国在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并不力图去解决或使之趋于一致。
金砖国家并非要形成某种反帝联盟，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代表着对话和共存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非是“文化的冲突”。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是该组织机制化过程中的一项主要突破，但其正式运作恐怕还需时日。
巴西利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吉马良斯（Lytton Guimaraes）指出，对研创产业投资是一国创新经济发展政策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金砖各国的经济都不再保持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那段繁荣，要保持自身经济稳定增长需做出更多努力。但各国彼此了解仍有限，需将科技创新在内的社会各层面更广泛的交流写入金砖组织的策略中，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可以查看金砖组织和各成员国所有相关资料信息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二部主任林跃勤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新兴国家在追赶发展中也极力推动治理革新，但迄今其治理机制与能力创新滞后于发展步伐，并影响其整体崛起的进程和质量。通过治理创新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强大治理能力，是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转型创新和赶超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应该成为其发展现代化和全球崛起长期战略的核心部分。金砖国家均高度重视治理变革与创新对于维护、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直致力治理制度变革和方法创新，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高效治理能力建设，但各国治理机制变革幅度和绩效并不相同。目前，金砖国家治理改革普遍进入攻坚期，深化改革难度陡增，亟待继续强化改革创新决心和毅力，搞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打破阻力，持续推进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提升。金砖国家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学习西方经验，也要加强相互间交流和借鉴各自成功经验。
三、澳门可发挥多种平台角色
江时学提出，澳门具有“东西方文化桥梁”以及良好金融资源的优势，可将金砖国家组织的秘书处设在澳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门德斯（CarmenMendes）持同样观点。她提出，澳门是一个基础设施良好的小型服务业中心，在属于中国的同时与巴西和印度有共同关联，可以依赖其正面的形象和国际认可度，在金砖机制化过程中受益，促使自身经济多样化、彰显一国两制模式的成功。纳菲则认为，澳门需要考虑能否在金砖国家的纵向交流中扮演催化剂角色，可以思考如何重新启动历史上葡萄牙连接亚非拉的海上航线，作为“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补充。同时，澳门还可以思考如何成为金砖国家间研究、商务信息和推广旅游业的总部。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杰克逊（David Jackson）指出，澳门历史上由于葡萄牙的关系与印度果阿和巴西有着重要的关联，借助其良好的文化机构、基金会和大学，可以提出和引领一系列项目。澳门要特别加强同印度和巴西的人文、艺术交流，提升团体认同和相互了解，构建一种研究和理解印度和巴西传统的文化环境。金砖组织机制化进程应该包含积极的文化交流和研究政策，文化政策是构建团体认同的基础，是澳门在金砖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关键。
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伍向豪指出，澳门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澳门参与国际组织依赖于基本法和中央政府，需在基本法框架下，增加工业多样化和金融业参与的理念。
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协会研究员斯普纳（Paul Spooner）提出，澳门在金砖银行中的角色以及对金砖组织可做的贡献主要有三方面：（1）提升金砖国家当中的葡语国家网络，如可以选择性使用澳门的储备投资核心葡语国家项目；（2）支持适当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发展，提升金砖国家金融和经济战略；（3）提供一种历史地理政治框架，搭建金砖国家的文化基础。这需要澳门在机构、人才和心理方面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也需要更富有经验的管理。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希区柯克（Michael Hitchcock）提出，包括美食外交在内的文化外交是澳门提升自身地缘和经济重要性的良好机遇。澳门独有的葡语言文化传统以及葡式美食能吸引更多关注，促进其与中国内地和其他葡语国家的合作。目前，澳门在美食推广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美食外交需要整体的战略，让外国公众了解，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收益。除了政府层面推广的活动，还可以利进行民间的、个人间的美食外交。澳门有潜力借助美食外交成为金砖国家间联系的重要参与者。
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拉马斯瓦米（M. P. Ramaswamy）探讨了澳门作为金砖国家争端仲裁地的前景。他提出，解决金砖各国的争端，借助第三方国家管辖权可成为首选，金砖国家的峰会合作可以提升金砖成员国的国际仲裁环境。澳门属于小地区管辖权，在其处于中立地位时，可以吸引许多国际商业企业将其选作仲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