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学思1，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运用规模差异测算指标和位序规模理论分析方法，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相对差异则总体呈现减少趋势；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经历先减弱后增强，随后再减弱的过程；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但其旅游规模差距呈现缩小趋势。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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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游规模差异；位序规模分布；珠江-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4－００82－05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形态研究”（11XJL007）；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13EJL002）；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泛北部湾发展研究团队”和广西师范大学西南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阶段性建设成果
作者简介：钟学思（1981-），广西柳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史。
2014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将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这标志着珠江-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该规划指出，珠江-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出海大通道，其规划范围包括广州、佛山、肇庆、云浮、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11市；同时，根据流域特点，将桂林、玉林、贺州、河池、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安顺、文山、曲靖10市作为延伸区包括在内[1]。珠江-西江经济带的规划区域根据其流域特点划分，横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4个旅游大省，由于这些省份在资源禀赋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区域总体旅游竞争力有待提升，因而了解珠江-西江经济带省际和城市间旅游发展程度的差异，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仍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带，有关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空间发展的研究成果仍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有深入研究的发展空间。因此，选取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及其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探悉省际和城市间旅游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对于探索我国跨省区流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协调联动发展的空间布局有着重要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数两个指数，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在数据来源方面，各地区指标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知网）》和2004-2013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和《云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由于统计资料中个别数据的缺失，依据相关统计资料对其进行简单处理。为了减少干扰因素，使用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指数是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2年为基期计算而得的基比指数。
（二）旅游规模差异测度方法
采用标准差、变差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和位序规模理论，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其中，标准差、变差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反映城市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赫芬达尔系数、首位度则反映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位序规模理论将反映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的总体状况。[2][3]
1.标准差（VOC）：即均方差，是某一组数据的离差平方和，与其数据个数之间比值的算术平方根。标准差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可表示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绝对差异。
2.变差系数（CV）：是标准差与该组数据的均值之间的比值。变差系数可消除因各组数据均值的不同而对数据变异程度的影响，反映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相对差异。
3.基尼系数（G）：原是衡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现被广泛用来衡量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异，可衡量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相对差异。其取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小，表示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差距越小；反之，则差距越大。
4.赫芬达尔系数（Hn）：用于衡量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的指标，其取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越高，发展越不均衡；反之，则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越低，发展日趋均衡。
5.首位度（S）：是城市旅游规模最大、第二大衡量指标之间的比值。它反映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其数值越大，表示城市旅游规模分布越集中，地区发展越不均衡。通常情况下，其取值大于2时，表明该地区结构分布不太合理，此时称其为首位分布；而当取值小于2时，表明该地区结构分布相对合理。
公式（1）至（5）中， xi为样本数据， y1， y2， y3，…，yn为样本数据从大到小排序的数值，
分别为xi、yi的均值，n为城市个数，pi为样本数值所占比例，P1和P2分别为最大城市、第二大城市的指标数值。
（三）旅游位序规模分布测度方法
德国学者奥尔巴克（F.Auerbach）于1913年在探讨人口-城市规模时提出位序规模理论，后经罗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学者对该理论模型的改进，使得该理论模型更具一般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位序规模理论能较好地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的特点和规律。[4][5]
采用罗特卡的位序规模理论模型对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其表达式如下：
公式（6）中，经两边取以e为底的对数，可得：
公式（6）和（7）中，P为城市旅游规模（即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或入境旅游人数），K为理想的城市旅游规模， R为位序，q为集中指数。根据q的指数类型，可将城市旅游规模分布类型分为：首位型（q≥1.2）、集中型（1.2＞q＞0.85）、分散均衡型（q≤0.85）。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基本特征
采用公式（1）至（5）进行计算，可得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差异变动的测算结果（见表1）。
（一）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差异分析
如表1所示，除了在2008年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旅游业发展受影响外，VOC值始终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33676.7452增加到2012年的106657.4301，反映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除了在2006年和2008-2010年其数值有所增加外，CV值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从2003年的3.5760减小至2012年的2.8309，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减小。除了在2008-2010年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较长时间的波动并略有增加之外，G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0.9745减小至2012年的0.9464，可见，其所反映的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相对差异也有所缩小。Hn值先从2003年的0.6566减小至2007年的0.5239，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减弱；但在2008-2010年间，Hn值则略有扩大，其规模集聚程度略有提高；随后在2010-2012年间，Hn值继续回落，从2010年的0.5547迅速减小至2012年的0.4292。总体而言，在2003-2012年间，Hn值经历了先减小后增加，随后再减小的波动过程，Hn值在总体水平上不断减小，表明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日趋分散，区域均衡程度略有提高。除了在2006年和2009-2010年因受内外部因素影响而出现少许波动外，S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9.9149不断减小至2012年的4.2523，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地区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区域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然而S值均大于2，表明其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结构分布不太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程度正在逐步改善。
（二）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差异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了在2011年略有回落之外，VOC值在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77.1790扩大到2012年的169.9977，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绝对差异不断扩大。除了在2006年和2009-2010年其数值略有所增加之外，CV值在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表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减小。与此同时，除了在2009-2010年出现波动而略有增加之外，G值其总体上也有所缩小，从2003年的0.9657减小至2012年的0.9151，可见，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相对差异总体上也在不断缩小。Hn值先从2003年的0.5498减小至2008年的0.3878，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后因受制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Hn值从2008年的0.3878增加至2010年的0.4019，表明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有所提高，区域差距日趋明显；但随后又从2010年的0.4019迅速减小至2012年的0.3225，城市旅游规模集聚程度进一步降低，可见，在2003-2012年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的集聚程度总体上有所减弱，城市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除了在2006年、2008-2010年出现波动而有所增加之外，S值在总体上呈减小趋势，从2003年的6.2582缩小至2012年的4.3528，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的地区集聚程度有所减弱；然而S值均大于2，表明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其城市旅游结构分布仍不尽合理，但其不合理程度总体上有所减弱。
三、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位序规模分布特征
采用位序规模理论模型，结合Eviews5.0软件，分别对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位序规模进行回归分析，得到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数位序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一）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位序规模分布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到，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均大于或等于数值0.9246，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各方程模型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q值的变化来看，除了在2007年较2006年略有增加之外，q值在总体水平上逐渐向理想值1趋近，从2003年的2.7724不断缩小至2012年的2.1566，这表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q值＞1.2），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分布比较集中，各城市之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距较大；但随着q值的缩小，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差距有所减小。从K值的变化来看，除了2004年、2008年和2009年的K 值因发生波动而略有减小外，2003年以来K值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194800.3万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545757.5万美元；而作为理想的城市旅游规模，K值是在客观数据基础上建立并反映城市旅游活动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的指标。可见，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在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虽然广州市在2003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包括2003-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获得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最大，但其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理想值（K值）之间仍存在差距；而其它各城市在2003-2012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则更大，表明这些城市仍存在较大的旅游发展空间。
（二）城市入境旅游人数位序规模分布分析
如表2所示，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位序的拟合度均在数值0.9334以上，方程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且各方程模型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q值的变化来看，除了在2009年因发生波动而略有增加之外，q值在总体水平上逐渐向理想值1趋近，从2003年的2.5333逐步减小至2012年的1.9437，这说明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q值＞1.2），说明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分布相对集中，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差距仍较大；但随着q值的缩小，这种规模差距将有所改善。从K值的变化来看，2003年以来K值总体上呈现扩大之势，从2003年的423.7万人次增加至2012年的1063.8万人次，表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在总体上不断提升发展。作为2003年以来入境旅游人数规模最大的城市——广州市，其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理想值（K值）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其它各城市的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则更大。可见，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入境旅游人数规模仍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总体呈现不断扩大趋势，但是其相对差异总体呈现减少趋势。这与2003年以来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联系，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环境。但是，由于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以及其资源禀赋条件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不同及限制，致使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出现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绝对差异的扩大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各城市之间旅游业发展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取得一定发展成效，使得各城市之间旅游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有所缩小。此外，国际经济形势、政治局势等因素的变化，也容易对各城市旅游业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各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和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相关旅游经济指标。
第二，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经历先减弱后增强，随后再减弱的过程，但总体上其旅游规模集聚程度不断减弱，且其城市旅游规模分布也逐步趋于分散，各城市之间的旅游发展均衡程度有所提高。然而，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分布，城市旅游结构分布仍不太合理，但这种不合理程度在总体上有所改善。总的来看，由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发展，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旅游规模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城市旅游规模由首位分布型向均衡发展型方向逐步演变；但由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和旅游业发展差距仍较大，城市旅游规模结构分布尚未合理，因而其合理化演变过程将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第三，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规模和入境旅游人数规模均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2003-2012年，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规模分布属于首位型分布，城市旅游规模分布仍比较集中，城市之间旅游规模差距仍较大，但其旅游规模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且其城市旅游活动水平在总体上呈现提升发展的趋势；然而，各城市旅游规模与理想值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二）政策启示
1.健全和完善旅游发展政策，优化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环境
根据省际和城市间旅游规模分布的内在规律，健全和完善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改革发展领域的法律制度建设。设置社会资本进入旅游市场的发展路径和运行规则，推广应用项目融资、债权融资、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建立与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发展规划相配套的协调融合发展机制，促进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实现协调发展[6]。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实现城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跨区域合作、集约经营和共建共享。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推动旅游信息化建设和管理的精细化、标准化发展，大力促进低碳旅游发展实践。
2.挖掘和整合旅游特色资源，拓展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发展空间
完善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建设规划，培育沿江旅游产业集聚区、旅游产业带，开发设计休闲度假游、乡村生态游、红色旅游、民族风情体验游、健康养生游等项目。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积极构建跨区域、跨景区的旅游协作，推进广西、贵州、云南和广东之间的旅游协作区建设，实现各旅游资源协作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构建旅游战略联盟，实现跨区域间旅游线路对接、旅游客源互送。利用桂林、广州等城市的国内外客源优势，带动贺州、河池、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安顺、文山、曲靖等沿江城市旅游客源市场。
3.调整和优化旅游产业布局，推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旅游联动发展
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强化与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等次区域合作体以及区域旅游协作体的深层次合作。引导区域内城市推动自身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实现标准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的权衡管理。促进佛山、肇庆、崇左等城市向区域旅游产业新增长极转化，发挥旅游规模的首位城市以及排序靠前城市的扩散效应，打造以桂林、广州、南宁等城市为重点建设区域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等方式，联合各城市打造旅游圈，促进区域内城市旅游规模的协调发展和规模分布。
4.加强和推广旅游营销策划，树立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形象品牌
建立多元化旅游目的地营销体系，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移动传媒网络平台、高铁动车线路与旅游捆绑销售等方式，加快省际间、城市间的旅游互推互介，提高珠江-西江经济带旅游项目开发及旅游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效拓展入境旅游市场，研究促进外国人入境过境旅游签证便利化措施，推动符合规定条件的对外开放口岸开展外国人签证业务，逐步优化完善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鼓励相关旅游机构、企业及中介组织加强旅游服务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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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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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新华，杨冕.从"四化同步"到"五化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04-111.
［责任编校：黄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