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静
（玉林师范学院 文传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 要：文章以应用语言学原理为指导，研究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各民族语言保护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各民族语言保护，表现在可以促使社会重新评价各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促进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促进各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等；另一方面,广西的各民族语言保护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表现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良好的基础，丰富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通过研究，深化认识，端正语言和文化保护态度，正确处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方言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互关系并使保护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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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民族语言；保护；广西
中图分类号：G122；H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4－０145－05
收稿日期：2015-03-19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厅科研立项项目：“广西各民族语言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构研究”（200911MS201）
作者简介：刘丽静（1963-），女，广西容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2013届毕业博士，玉林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语用，应用语言学。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流动的加快，生存环境的改变，电视、广播媒体的普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着急剧消失的危险。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语言为媒介存在的，如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生态环境的改变带来了语言功能上的改变，广西的语言状况正处在急剧地变化中，一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如五色话、拉珈语、京语、毛难语已经濒危。以它们为载体存在的民间文学样式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困境。其他以语言为媒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壮族山歌、侗族大歌、广西文场、汉族采茶戏等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听众剧减，后继乏人的窘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中。
在文化部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的积极努力，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名录体系。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至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2014年11月底，广西已经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扩展项目47大项（49小项）；根据广西区人民政府发布的第一批至第五批自治区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统计，已有项目及扩展项目446项。另据媒体报道，已建立地市级代表性项目及扩展项目730个，县级代表性项目及扩展项目5621个[2]，这些都为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对民族语言要不要立项保护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需要立项保护，有人认为语言的消亡和其他物种的消亡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无需刻意保护。细加分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语言的保护还不是同一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时存在着交叉重叠的情况。因为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语言类的，语言要和其他艺术形式相结合才能成为世界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项项目[3]。这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3）的精神中所要求的三条申报原则有关，一是艺术价值，二是处于濒危状况，三是有完整的保护计划。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类：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上面的列举中可以看到语言要与“口头传说和表述”结合在一起才符合申报条件。
考察我国目前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广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还没有独立立项的语言类项目。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媒介，不但与“口头传说和表述”直接有联系，而且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关系。语言需不需要单独立项，涉及的问题很多，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讨与研究。
一、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各民族语言保护的基本情况
从49项国家级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和446项广西自治区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看，它们都是具有典型广西地方特色的民间传统艺术，以最能代表广西特色的47大项49小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例子，49个项目均以广西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为直接或间接媒介，详见表一。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广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8种类型，其中以语言为直接媒介的33项，占了总数的67.3%；与语言有间接关系的16项，占了总数的32.7%，它们是行为艺术，表面看和语言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它们传承的媒介也是口头语言或者书面语言。可见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都跟语言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以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汉语方言口语、书面语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加以表现的。可以说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二、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各民族语言保护
（一）促使社会重新评价各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由于地处偏远，新中国成立之前，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欠发达，语言沟通的障碍也成为影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是人类思维、交流的重要工具，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载体。存在语言交流障碍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和影响。因此建国以后，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广西的语言文字工作，把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作为发展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工作来抓。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广西的推普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先进行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根据媒体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普通话的普及率是54%以上，而广西2006年能使用普通话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57.4%，2010年更超过了80%。普通话的推广有力地促进了广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但是，由于人们思想的偏差，过多地看到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交际造成的不便，而对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只看到语言是问题，没有注意到语言也是一种资源。因而对于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不是那么重视，特别是大城市，家长们都几乎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下一代说普通话，造成了汉族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断层。学校教育普及普通话，新闻媒体、政府机关、服务行业使用普通话，使民众形成了以讲普通话为荣，以讲方言为耻的语言观念。在广西的一类、二类城市，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在非公共交际场合，如家庭、邻里之间，它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年轻一代基本上倾向于讲普通话，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交际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面临断层的危险。
以上这种状况导致了广西的民间传统艺术的失传，以壮族山歌为例，广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原来共有40个县、市有歌圩，有近700个歌圩点；而近年来广西仅有33个县（自治县、市）有歌圩活动，歌圩场点大约只有200多个，而且场点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鲜见过去上千甚至上万人规模的歌圩场面。以壮族聚居大县靖西为例，80年代中期该县尚保留56个歌圩点，但现在能较好保留的不到10个，参加歌圩活动的人日趋减少，年老的歌手逐步逝去，年轻一代缺乏语言基本功，兴趣不高[4]。柳州市的壮族山歌也面临着同样的危机，以网络上流传的柳州山歌为例，大部分都是用柳州方言传唱的，用壮话演唱的不多。这与柳州的壮族大部分通用柳州官话有关。长此以往，壮族千年山歌文化将慢慢失传，许多优秀的山歌作品将淹没在旷野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之后，这种情况得到改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政府重视上。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正式开始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同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至今已有近10年。广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政府的法律法规，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2006年12月，又成立了由广西区编制委员会审批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语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入，除了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汉语方言保护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其次，表现在人们的语言态度上。人们对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审视，不再仅仅把它看作是交际的障碍，而是一种文化资源。媒体对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也更为客观。民众呼呼保护地方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呼声也在增多。人们对自己的母语不再抱排斥态度，持既要学好普通话，又要保护好母语这样态度的人数在增加。据媒体报道，柳州市的部分市民已有意识地教自己的孩子在家里接触柳州话；南宁的部分市民让孩子在家里讲南宁白话。这些都是对民族文化保护意识觉醒的体现。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引起社会对汉族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与传承问题的重视。
（二）促进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
因为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是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载体，所以在保护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就离不开对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定义时没有把民族语言作为独立的类别立项，但是我国的许多省份却认为我国的汉语方言也面临失传的危险，到了需采取保护措施的时候了。福州方言是闽东话的代表。福州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扶持福州地方传统艺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在2008年将福州话列为市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力保护和推广福州话；长沙方言是湘方言的代表，2010年长沙市也把它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广西的自治区级非遗文化遗产项目中暂时没有独立的民族语言类项目，但是广西的社会各界和媒体已经行动起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包括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两大板块。
首先，表现在广西的双语教育得到了加强。广西的双语教育在90年代一度受到严重冲击，民族教育萎缩，有些地方双语教育名存实亡，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后，双语教育得到加强。
其次，在新闻媒体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类节目在媒体出现的时间段增加，部分少数民族广播节目恢复。如三江融水自治县恢复了苗语广播，许多著名学者呼吁开通壮语卫视节目。从本世纪初叶开始，部分区内的地市级电视台，如南宁、柳州、梧州、桂林、来宾、玉林、贺州台等先后开设了方言民生新闻节目；在新闻音像出版方面，推出了地方语言与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文艺形式的音像资料，销售火爆。如广西柳州市的柳州话山歌对唱、打擂台节目，歌王的原声方言音像；靖西壮族的哭嫁歌等。
第三，各种节庆活动也开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广西武鸣是壮族聚居地，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区人民政府确定武鸣音为壮语标准音。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武鸣人不说壮话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武鸣有名的节庆活动“三月三”歌圩出现了老龄化趋势。年青一代很少有人能用壮语脱口成歌了。近年来，武鸣县非常重视壮民族山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首先是山歌教育进了课堂，在校园，组织实施“126”教育工程，提出包括“每人会唱一首壮族山歌”在内的“四个一”要求。成立了多支小学生山歌队，使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熟悉山歌，传承山歌文化。其次是成立山歌民间组织。2010年，武鸣在民间通过成立县、镇两级山歌协会，把山歌手组织起来，以老带新，培养年轻歌手，此外，还组织人员编写包括壮族山歌在内的壮乡文化丛书，使山歌得到全面普及[5]。由于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了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本身。
（三）促进各民族语言的传承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广西近年来采取多样的方法保护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治区文化厅一位副厅长说：“现在‘非遗’的传承有两个渠道，一是培养更多传承人，二是开展记忆工程，用影音资料等把‘非遗’技艺忠实地记录下来，即使断代了，后人也能通过这些资料重拾这些绝技”[6]。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除了静态的保护之外，更重要的是动态的保护。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和有效途径是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2004年开始，广西文化厅启动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龙头的“1+10”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网络格局，建设10个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包括南丹里湖白裤瑶生态博物馆、贺州莲塘客家围屋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靖西旧州壮族生态博物馆，东兴京族生态博物馆，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基地、贺州黄洞瑶族制作传承基地和桂剧传承基地，壮剧传承基地等。这些生态博物馆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各民族的传统艺术和它们的语言载体。
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成，首先带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重要看点，外地的游客虽然不一定能听懂当地的语言，但是如果可以听到或者学会几句简单的当地语言，也是旅游的一大乐事，所以，会说当地的语言成为招聘导游的一个重要条件，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
其次，这些生态博物馆的建成，客观上促进了当地语言的保存。如龙胜是多民族聚居县，龙胜龙脊壮族梯田、民俗天下闻名。它们带热了旅游业，当地的民族文化也因此逐渐回归。更多的当地人穿回了祖祖辈辈的民族服饰，各种传统技能被重新青睐、传习。这些都是经济收益带来的效果[7]。各种传统技能都与语言密不可分，所以说旅游业也带动了民族语言保护。
三、广西各民族语言保护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了广西各民族语言保护，同时广西各民族的语言保护也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良好的基础
广西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是广西地方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由于历史上许多民族地区地处偏远，除汉族外，壮族、彝族、侗族、水族、苗族、京族、瑶族等都有自己的古文字，都比较简略，掌握的人不多，只在本民族中使用。虽然如此，这些古文字仍然留下了使用民族的古老信息。新中国建国之前，广西各民族群众的文盲率超过了90%，社会交往形式基本是口语为主，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神话、史诗、民间音乐、戏剧、曲艺、文学等都保存在民间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口语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广西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就是在保卫非物质文化遗产。受社会生态环境改变的影响，广西的民族语言，无论是汉语方言还是少数民族语言整体上都面临着使用功能减少，使用人口下降的状况，有些语言逐步走向濒危。因此广西的民族语言保护采取了两种方式：
1.记录存档。对一些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导致的使用人口少，面临濒危的民族语言做好音像，视频、文字等方面的记录与整理，使子孙后代可以根据这些资料了解前人的历史。
2.动态保护。对于还具有使用功能的语言则要通过双语教育、有意识的使用等加以传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传承的载体不发生本质的改变。通过对民族语言的保护，首先保存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口头民间文化艺术，使与口头语言密切相关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得以保护与传承；其次，通过对各民族语言的保护还促使了医药、民族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载与挖掘。如国家级项目“壮族民间医药”就是用壮语为载体的，保护壮语，才能读懂“壮族民间医药”，所以说保护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可以保存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邕剧、侗戏、壮剧、彩调、采茶戏、桂剧分别是用南宁白话、侗语、壮语、桂柳话、白话、桂林话演唱的，离开了地方语言，这些戏剧将面目全非。
（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广西的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数量众多，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广西的汉族人口为3201.90万人，约占广西全区总人口的62.06%，意味着使用汉语方言的人口占了广西人口的约三分之二；使用各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为1957.56万人，占37.94%，其中壮族人口为1658.72万人，占32.15%。广西的汉语方言又可以依据语音的不同划分为粤语、西南官话、平话、客家话、湘语和闽语。少数民族语言中，壮语是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最多的，壮语又可以分为北壮与南壮；瑶语分为勉语、布努语、拉珈语3种，这些不同的语言构成了广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构成基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歌圩”遍布广西的壮族地区，由10多个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呈现不同的地域特色。“壮族歌圩”一是歌圩本身，如南宁市的壮族歌圩，武鸣的“三月三”歌圩；一是歌圩演唱的歌，平果县的壮族嘹歌；马山县的壮族三声部民歌；凌云县的凌云壮族72巫调音乐；象州县的象州壮欢；田东的壮族排歌；大新的壮族高腔山歌；田阳敢壮山壮族歌圩、凌云县朝里壮族吼喊歌圩；田阳古美山歌、德保壮族山歌；忻城县的壮族悲歌；上思的壮族民歌；南宁市邕宁区的壮族三声部民歌（壮族嘹啰山歌）。不同地区的壮语丰富了壮族歌曲的表现形式，使“壮族歌圩”呈现出五彩斑斓、生态多样的特色。
“采茶戏”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市、自治区；以广西为例，“采茶戏”在全区几大方言区都有分布，在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舞台语言有粤语版的，如岑溪牛娘戏，苍梧县的鹿儿戏；有客家方言版的，如博白县的桂南采茶戏；壮语版的如南宁市邕宁区、横县的壮族采茶戏。它们各自争奇斗艳，丰富了广西的戏剧文化，呈现浓烈的地方特色。
再以国家级项目“刘三姐歌谣”为例，除了壮族地区通行，广西的汉族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都有当地的语言版本。不同的方言、民族语言版本，说明刘三姐文化是广西典型的地方文化，各族人民水乳交融，拥有相同的文化基因。不同的地域语言丰富了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使后者多姿多彩的在不同地域大放异彩。
（三）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广西地处南疆边陲，由于交通不便、战争等原因，属于后发达地区。在21世纪之前，许多边远山区的交通比较封闭，语言文化受外来文化冲击相对比较小，语言大规模的变动不是很明显。许多方言与民族语言的保存还比较完整。我区长期以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双语教育的民族语言政策，出版民族出版物《广西民族报》和刊物《三月三》等，都对保存地方语言起了很好的作用；地方语言的保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打下了基础。如客家人有“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传统，所以客家方言保护比较完好，因此以客家方言演唱的采茶戏得以在客家地区延续。粤方言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然近年受到较大冲击，但是在粤语使用人数多的桂东地区，桂南地区，以粤语为基础的地方戏剧——粤剧依旧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红水河流域的壮语保存比较集中，壮剧也得以保存。
综上所述，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广西的各民族语言保护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载体与媒介。各民族语言不但是存在于“口头传说和表述”中，也存在于广西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项的项目中，所以各民族语言的保护不但是应该、而且是必需的。对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或者濒危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要参照其他省区的做法，要在区域范围内单独立项，切实保护好它们的生态环境，使广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至于沦为空头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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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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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聂聆.方言算不算非遗？方言与文化遗产[EB/OL] .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07-14-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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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世忠，张瑾.旅游业发展对山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_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08，（05）.
［责任编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