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忆
内容摘要 信息科技等领域的专业人员的职责是对大众进行科普，揭示大数据技术的逻辑原则、功能、应用范围和固有缺陷等客观特征。大众只有真正了解了大数据技术，才能分辨“大数据时代”这一空泛口号下所夹带的意识形态内容。人文社科学者则应当揭露“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质，只有驱散了遮蔽大众双眼的云雾，他们才能从“美梦”中清醒，而不至于陷入惊醒后的梦魇。两类有机知识分子实际有着共同的目的，即启迪大众从怀疑被灌输的信息开始，逐渐实现反思意识的复苏，而他们能否达成使命的关键则取决于传播领域掌控权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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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话语 隐喻 意识形态 文化霸权 有机知识分子
作 者 吴维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后。 （上海200240）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经济的崛起，大数据的影响力迅速波及了包括传统工商业在内的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与此相应的是传播领域掀起的一股“大数据时代”风潮，以及大众对大数据的认知度、接受度的显著提升。然而，对于一般受众而言，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与传播领域以“大数据时代”为代表的种种流行话语之间的界限是混沌不清的，甚至“大数据时代”本身也是一个未加深究的暧昧概念。识别传播领域的话语运作，关键并不在于回归科技和经济领域，从而判断“大数据时代”这一判断的真实性，而是要厘清“大数据时代”话语的本质，并进一步追问：对建构的共识未加省察地接受，将造成怎样的后果。
“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经济隐喻
追逐巨额利润是信息资本推动大数据技术商业化的根本动机，而社会财富的丰盈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则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可能的效应，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大数据时代话语恰恰是通过对二者间前后相继甚至是因果关系的想象性，建构而遮蔽了三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1．渗透式营销与消费陷阱
以全面掌握消费者个人信息为基础的个性化营销正在不断侵蚀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限，而在数字化和互联网普及的社会，个体已无处可逃。渗透式营销并不像其标榜的那样仅仅发现需求，而是通过借助一套无处不在的组织结构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塑造和主宰需求。 作为被动的接收者和无意识的共谋者，个体已深陷于过度消费的陷阱中。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所谓的财富丰盈与消费者盈余的“大数据时代”实质上是消费社会病人膏肓的时代。
2．既有经济结构和秩序的固化
各个产业生产率智能化地自然增长的必要前提是，大数据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大数据时代”话语大肆鼓吹了结果，却没有明确交代成因。现实的情况是大数据商业化初现端倪就已经引发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热潮，包括大规模并行处理数据库、数据挖掘电网、分布式数据库、云计算平台、互联网和可扩展的存储系统等领域，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准入门槛都决定了这是一场仅向资本巨头开放的游戏。放眼世界，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与深化，大数据技术在各个产业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和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欠发达国家将面临更为不利的处境：除了物质性依赖，他们还将在信息和相关知识、技术等方面依附于掌握分配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少数发达国家。“大数据时代”高生产率的背后是国内与国际经济结构和秩序的固化。
3．跨国企业与民族国家的博弈
由于大数据技术要求充分发挥数据的外部性，信息资本的流动性与扩张性比其他产业资本更强，其对地方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冲击也更为激烈和深刻。在信息革命引导下，国际政治领域权力向非政府层面扩散。与精英的流动性相对的大众的地方性，现代网络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并没有瓦解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反而使社会资源进一步向少数精英集中并拉大了贫富差距。资本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共同体的逐渐衰微， “资本流动一民族国家”这对矛盾扩展到了个体安全感的丧失与认同危机的层面。全球化发展至今，跨国公司已经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站稳了脚跟，而民族国家余威尚存，加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博弈必然是多种形式并存和交织的。然而不论如何博弈、博弈的结果怎样，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在操纵意识形态以攫取并掌控权力方面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现实的残酷以及世界主义理念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怀疑所谓的世界主义是否只是重新包装后的殖民主义逻辑的延续，或许其行动主体只不过从民族国家及其政府变成了追求“无边界的世界”的跨国资本。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商业化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关系到个体生存、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存续，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应取消这些问题。然而“大数据时代”话语既然为信息资本所创造，就不可能回应这些指向其自身的质疑。“大数据时代”话语掩盖问题得以自洽，却暴露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
“大数据时代”的认知隐喻
人类生活及其所处环境的高度数字化，是“大数据时代”描绘的未来图景的另一个侧面。如果说“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经济隐喻的影响只是触及了人们生活的外围，那么极致的数字化则更深地介入了个体的精神世界，关涉到主体性与认知的本质问题。
1．全知决策的无形泥淖
大数据技术使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基于此，人们憧憬着摆脱感觉和经验的限制，依靠数据科学地决策。科学性与人类主体性之间的对等关系是“大数据时代”话语在认知层面的隐喻。然而这一隐喻所依托的工具理性的推演至少忽略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决策过程中剔除感觉与经验，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全知的主体就能够自如地决策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大数据技术对于个人生活尤其人际交往中的抉择作用甚微，因为情绪、习俗和规范等内容难以量化，而恰恰只能通过感觉与经验来把握。其次，量化分析有其固有的缺陷：数据化的压缩处理不可避免地要损失决策任务所涉及事实的背景和其他大量细节，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一直在时空交织的具体语境中体验并解释事件与行为的意义，数据化和量化分析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再次，剔除感觉和经验，实现纯粹客观的决策，技术上也未必可行。有观点认为其实没有所谓的“原始数据”，价值选择始终贯穿于数据采集和利用的全过程。
第二个问题实质上追问的是数据处理能力与决断力之间的关系。很明显， “大数据时代”话语所宣称的基于全知视角的科学决策过于简化了这一关系。且不论“全知”这一说法本身的争议性，单纯依赖数据分析也不能直接导出完善的决策，因为究其根本，决策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大数据技术充分体现了工具理性的原则，但事实判断与价值选择之间却并不能简单等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而是认识本质的体现。更有甚者，数据处理能力不仅不等同于决断力，甚至有可能降低决断力。面对指数级增长的数据和越来越多的具有统计显著相关的关系，人们很可能无法决断或者不敢决断。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说完善的决策，任何一个决策都很可能被永久延宕，而这明显违背了大数据技术追求高效、科学决策的初衷。
由此可见，决策过程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清除感觉和经验。大数据技术无疑是有效的分析手段，然而鼓吹“全知”视角和对此的过分依赖，则可能使决策者掉入无形的泥淖——无法选择甚至不敢决策的处境。
2．强制记忆的困局
高度数字化对人类认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记忆的形式和性质的改变。技术的进步正在逐步实现“数字化一切”的宏愿，而随着跨产业合作导致的线上、线下界限的消弭，似乎一切都已被纳入了数字化存储的范畴。与此同时，廉价数据库和云技术大大降低了存储的成本，删除记忆反而成了大费周折的事情。遗忘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固有缺陷，而数字形式的记忆却正在成为超出个人意志和能力范围的强制的事实。
大数据技术研究专家针对强制性记忆开出了诸多药方，但无论是设定有效期限还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数据，其实施难度的关键都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信息权利的归属以及信息处理责任的界定。如何确定“有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谁是记忆处理规则的制定者？如何制定出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而言均公正有效且可行的规则？人们何以能期待信息资本与权力的垄断者会遵循限制自身权力的规则？从记忆自然且必然地消亡到人自主地、选择性地遗忘，人类准备好承担决断的责任了吗？显然，这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大数据时代”话语对强制记忆的复杂结果秘而不宣，是否也说明了其对信息资本与权力关系的讳莫如深呢？
3．虚拟的超真实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计算机虚拟现实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可以虚拟实存的现实，还能生成人类难以触及或者无法实现的事物或环境；不仅物质世界的数字化模拟更为完善，甚至能够生成逼真的三维环境和视、听、触、嗅等感觉，使人介入、体验虚拟环境并与之交互。从科技革命的一贯逻辑来看，工具延伸了人类的肢体，而数字化和虚拟技术则延伸甚至再造了人类的意识。虚拟世界按照预先编定程序的逻辑运行，不再以物质世界中的自然规律为第一原则，计算机模拟现实技术发展至所谓的“大数据时代”的节点，功能性已经取代了对真实性的追求。
如今看来，极富寓言性的符号批判理论已经具有了现实的意义。鲍德里亚在针对仿象与代码的论述中，敏锐地洞察到符号和代码从参照和模拟自然现实开始构建起自身的系统和运行逻辑，尔后即在这一封闭的系统中自我复制，最终以模拟的真实取代现实的真实，并且从根本上取消了模仿与真实的对立。在他看来，虚拟化的过程中现实之所以会崩溃，是因为“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而从这样中介开始的复制是“一种失物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其次，鲍德里亚化用麦克卢汉的“内爆”概念对超真实的结果——仿象与真实界限的内爆，以及由此导致的形而上学和价值的终结、主客体关系的颠覆——的预言，则是更加发人深省的。在意义的内爆中，一切二元对立和事物的边界都消失了，主体不再追求意义而是迷恋信息本身，正如独立于主体之外的记忆一样，无意义的信息实现了对人的宰制，主客体的关系也因此扭转了。最后，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对超真实世界背后隐匿的资本逻辑的洞察。他梳理了从文艺复兴至今仿象的三级递进过程，明确指出进入工业时代，真实已经被重新定义为“那个可以等价再现的东西”。真实的重新定义和工业合理性的绝对化是同时代的，后者公设了一种普遍的等价系统，而正是资本出于工业生产（可重复性）和自身体系运转（普遍等价系统）的需要，将不可化约之物，甚至价值的二元对立，如真与假、现实与模仿等，划归到等价关系中衡量和交易，从而永远消解了真实，而仅仅存留了“可以等价再现，且永远已经再现的”超真实。
鲍德里亚的批判揭开了“大数据时代”完美神话的一角，暴露出我们所面对的真实的荒漠：虚拟的超真实已渗透进日常生活并内化于主体的自我体验，而主体则迷失于灵境，忘却了对本真与目的的追寻，臣服于符码的复制／回答程序。内爆之后，人类生存其中的是一个没有时间和意义的纵深感的平面世界。
从以上所析的双重隐喻可知， “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性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 “大数据时代”话语掩饰并装点着深层的霸权和压迫，使信息资源、技术和资本的占有、分配的现有秩序进一步固化，又通过对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塑造和影响，将这种深层的不平等内化为个体经验的一部分从而获得了类似共识和常识的合法性。第二，大数据技术充分张扬了工具理性，后者的效用与功能正是编织“大数据时代”神话的客观基础。然而当工具理性发展到极致，甚至取消了本质与价值的追问，技术就超越主体成为独立的存在，而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反而沦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奴役。
眼前的现实是：大数据和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技术和经济领域不可逆转的现实，人类社会正在这一实然的节点上翘首张望。 “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所描绘的人人各得其所、从心所欲的云端仙境只是未来的一种或然，然而吊诡之处就在于在意识形态的障眼法之下，人们目之所及又只能看到这一种或然，因而难免将这“唯一的”或然视为应然，以至于堕入历史与超验性均告终结的冷酷绝境，却全然不知自己身处其中的是信息资本借助“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云端的霸权——生产本位让位于绝对控制的新资本主义秩序，也更不会意识到自己对“大数据时代”的全盘接纳正是完成秩序锁链必要的一环。
有机知识分子的突围之路
对“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振聋发聩的，但止步于批判则会陷入悲观主义或是犬儒心态。因此，真正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是：陷于迷茫的人们如何打破自缚的困境？关于反抗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话语的甚嚣尘上恰恰说明对抗甚至打破其宰制的物质条件已经在生成，因为“云端的霸权”这一新的统治形式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变革，而这一领域内的变革正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尤其是生产力的进步。
不同于话语建构的“大数据时代”理念，大数据技术带来的生产率的智能增长是真实的。当既有的生产关系开始制约生产力的这一自然增长时，真正变革的时刻就到来了。决定性的时刻也许尚且遥远，但变革的某些征兆已经依稀可辨。例如：大数据的外部性既可能导致数据资源和基础设施的集约化和垄断，但同样也可能引发企业、产业间结构性边界的消融，孕育横向联合式的组织架构与生产关系。对于这一方向未明的变化，人们要面对的不会是一次一劳永逸的选择，而是两条路向的相互交织，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期的辩证关系中彼此力量的消长。那么，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未必直接参与生产力革新的人文社科学者能够或者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1．有机知识分子与文化霸权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与文化霸权理论根植于其实践哲学，并且与其市民社会理论有着直接的关联。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葛兰西是从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参与并领导政治实践这一着眼点提出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有机”的含义是指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有机知识分子也因为这一本质特征而区别于书斋里的思想者和“得君行道”的权力代理人，其政治实践的内涵被界定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和夺取文化霸权。
如果说政治霸权是制定规则和惩罚违规行为的否定性力量，那么文化霸权则是将规则阐释为常识、将实然转化为应然甚至必然的建构性力量。当文化霸权为统治阶级所控制时，上层建筑进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循环，被统治者成为既有秩序的响应者和共谋者，其政治自觉也因此而麻痹。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葛兰西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夺取文化霸权，打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链条，才能解放大众的思想意识、唤醒其政治自觉，也才能发起对抗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
2．“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不仅与文化霸权非暴力、合法化、引导力的一般特征相契合，也显示了在目前的信息经济阶段，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文化霸权的难度。首先，“大数据时代”所涉及的涵盖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问题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已经高度地结构化和固化；其次， “大数据时代”话语的盛行所反映的现代人的技术依赖甚至技术本身的异化，则揭示了人类的主体性的极度衰弱与迷失。因此，有机知识分子正面临着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严峻的考验。除了外部的挑战，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萌生出冷漠与虚无的犬儒心态，否认和放弃了反抗；另一部分耽于批判的知识分子，则深陷于“同影子的斗争”而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艰难的形势和不利的处境，恰恰证明了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重温葛兰西实践哲学、呼唤有机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舍有机知识分子，还有谁能融贯理论与实践，联系和领导大众打破禁锢自我意识的枷锁，挑战这云端的霸权呢？然而，必要性是一个方面，如何开展夺取文化霸权的实践则是另一个问题。具体而言，例如信息科技等领域的专业人员的职责是对大众进行科普，揭示大数据技术的逻辑原则、功能、应用范围和固有缺陷等客观特征。大众只有真正了解了大数据技术，才能分辨“大数据时代”这一空泛口号下所夹带的意识形态内容。人文社科学者则应当揭露“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本质，只有驱散了遮蔽大众双眼的云雾，他们才能从“美梦”中清醒，而不至于陷入惊醒后的梦魇。两类有机知识分子实际有着共同的目的，即启迪大众从怀疑被灌输的信息开始，逐渐实现反思意识的复苏，而他们能否达成使命的关键则取决于传播领域掌控权的争夺。
当资本主义从生产主导过渡到消费与信息主宰的阶段，以福利社会和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获得被统治阶级积极赞同的方式，已经被媒介工具尤其是网络媒体无孔不入的渗透力所取代。换言之，合法性的根基不再来自某种内容上的正当性，而是来自形式和结构的自我复制。“媒介即是讯息”论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主体的建构作用以及媒介场域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此类理论的共同缺陷是批判有余而指导实践的能力却不足。如何在夺取文化霸权的语境下讨论媒介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探索有机知识分子干预和主导媒介的策略和途径，则是在揭示隐匿于云端的霸权之后，另一个亟需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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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高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