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徐长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生
纵览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科技创新都带来了生产力水平在质上的飞跃,在技术冲击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于社会组织架构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然发生,然而,同前期的科技革命相比,本次科技革命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前两次科技革命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通过提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生产率并降低产品成本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生产领域中,本次科技革命以产品与服务、虚拟和现实相融合的方式推动了信息化和制造业的一体化;然而,本次科技革命的影响却不仅局限于生产领域,其通过提升信息分享和传递的速率而广泛作用于第三产业,因而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它一方面催生了电子商务、信息产业、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另一方面,除制造业外,金融、交通、教育等传统产业也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被迫调整和重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革命尚未完结。在工业革命所引发的负向效应如环境污染等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中国又席卷于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中。毋庸置疑,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提升效率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负向效应。如果将目光聚焦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本质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何种影响?笔者认为,新技术革命除了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本身以外,还通过对产业结构、企业组织方式的影响而间接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
第一,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趋于复杂,生产模式发生变化。在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相结合的过程中,协作经济愈发广泛,专业分工日益细化,参与整个价值创造网络的相关价值创造者日益多元化;消费对生产的引导作用不仅局限于消费品市场的反馈机制上,消费者和劳动者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直接对接,消费者对产品的特定需求开始直接融人生产过程。产品对机器和劳动者开始发挥直接指挥效应,在此基础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更为有效地发挥了调节作用。同时,在消费和生产过程对接的基础上,以往科技革命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化、流程化、标准化的传统改造模式得以突破。新科技革命开启了对人类个性化、复杂化、灵活化劳动的崭新替代模式,科技创新不再单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目的,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为目标的新型生产模式有望在未来成为主流。目前,美国已经有多家小型生产制造企业开始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与消费者建立起有效沟通渠道,以更为快速和有效地把握动态的市场偏好,并力图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融入消费者需求。在此背景下,企业对劳动者传统性的标准化束缚减弱,劳动者转而更为依赖市场的偏好和消费者的需求。
第二,从信息传导机制来看,互联网发展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使得劳动供给双方的匹配更加具有效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新兴的社交软件如微信、微博等和求职者开辟交流渠道,求职者对企业相关信息的获取也更为便利快捷,这就使得企业在招聘环节上对传统劳动力市场中介所提供的信息匹配功能需求减弱。有数据显示,传统招聘网站企业的业务量已有逐步下滑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介在未来将会萎缩甚至消失。相反,这仅表明了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企业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应有功能提出了更为高端的要求。以主打职业社交功能的领英为例,其市值在2014年底达到250亿美元以上,而其估值在2011年仅为5亿美元,这标志着社交网络的招聘功能在未来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劳动力市场中介将会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产业的支持下更加了解劳动力供需双方的需求,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更为智能化和更有针对性的定制服务,大幅提升企业和劳动者的匹配效率和质量,这将有效缩短我国劳动者的失业持续期,从而降低自然失业率。另外,从宏观角度来看,大数据能更为准确地分析出不同产业中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具体缺口,为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详尽的科学指导,失业的结构性矛盾有望在国家对产业和劳动的统一规划和协调中得到缓解。
第三,从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来看,本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毁灭效应同时存在。近年来,互联网作为销售渠道的普遍出现,催生了大量的就业。电子商务给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生产知识和贸易信息,扩大了贫穷地区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中国仅网络创业带动的直接就业规模就接近1000万,而在网络创业网店中,九成以上为个人网店。全国个人网店带动网络创业就业人数达600万人。”互联网创业和就业动人的故事正在中国每天发生。刘鹏飞,2007年大学毕业,选择到中国的义乌创业。第一个月的工资付了房租以后,手里还剩400块钱。刘鹏飞用手头仅剩的400元钱批发了一些孔明灯,白天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供应信息,晚上到公园销售。刘鹏飞通过阿里巴巴出口通和谷歌搜索引擎不断地把“会飞的中国灯笼”介绍给国外客商,让孔明灯拥有了大批外国“粉丝”。从创业至今,刘鹏飞把生产基地建在中国浙江宁都县的田头镇、长胜镇和黄石镇,为当地老人、妇女创造了超过1000个就业机会。但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大量的实体店经营困难而纷纷倒闭,这些行业由此出现大量失业和半失业状态的人员。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冲击的这些实体店人员,大都年龄较大、教育水平较低、知识结构老化,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再就业能力。
第四,从就业构成来看,新技术革命促使了就业形式的多元化,非标准就业规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互联网以快捷、便利的特点更好地满足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低价销售扩大了市场份额,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创业的成本,创业者脱贫甚至迅速致富的故事在中国频频上演。阿迪力·买买提吐热,他的父母靠售卖切糕养大了六个子女。2012年,“天价切糕”事件触动了正在念大三的阿迪力,阿迪力决心让大家尝一尝味道正宗而又价格实惠的切糕,为家乡的美食正名。他们同学三人凑了3万块钱开设了一家切糕淘宝专卖店。2014年5月初,《舌尖上的中国2》介绍了新疆切糕,阿迪力的切糕网店销量出现井喷,仅5月3日、4日两天累计销售切糕超6000单,日销售额超过10万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自主创业,与此同时,从事高质量就业的自由职业者也开始涌现,新兴职业如律师、会计师、作家等,这无疑都增加了自雇群体的数量,并使得劳动者的就业选择进一步多元化。然而,大量非标准就业的增加,也使得传统的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进一步遭遇困难甚至危机。网络经济使得家中工作的时间不断增加,大大模糊了工作地点和家庭生活的界限。由传统工作场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技术也面临挑战。传统上,人力资源管理是工作地点对人的管理,而家庭人力资源管理迄今仍是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第五,从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来看,在新技术革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过程中,劳动者既是受影响者,也是冲击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这一方面表现为科技进步对不同劳动者会产生差异化效应,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科技进步会广泛作用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各个维度,如收入、工作时间、工作自治性、工作生活平衡等。此外,劳动者客观就业质量的变化和其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差异。从收入角度来看,科技革命无疑会在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升整体工人的劳动收入。从工作生活平衡角度来看,网络经济下,足不出户养家糊口成为现实。家庭与工作场所合二为一,使得现代人追求的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念真正变为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将告别白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与劳动分离,工作场所非人性管理等众多特征,告别奔波于家庭和工作场所之间通勤的痛苦。去组织化,同归家庭、回归自然、回顾自由、回归自主的时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给人类新的美好生活的期盼。然而,从工作自主性和工作时间维度来看,新兴行业员工虽然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但其整体工作时间却延长了。近年来,互联网员工猝死的消息屡见报端。与传统行业的工作类型和性质不同,互联网从业人员大多接触工作内容较新,这也迫使员工保持高强度的饱满精神状态。高强度工作压力、睡眠不足、日晒不足、饮食不规律、生物钟紊乱等都成为健康的杀手。有研究发现,科技革命的冲击与劳动者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美国家劳动者的工作幸福感非但没有显著的提升,而且个别国家还有下降的趋势。
笔者认为,客观就业质量和劳动者的主观感受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劳动者个体的主观期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即使就业质量的各子维度都有改善,也未必会增加劳动者的幸福感。其次,新技术的冲击、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组织架构的变化,可能都会导致工作的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加,这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幸福感。最后,新技术对劳动力的冲击是技术员工型偏向的,而这种冲击很可能导致中等收入员工人数的减少,并形成就业质量高低两极分化的情况,而客观上存在的两级分化格局可能会引起员工工作幸福感整体数值的下降。
第六,从收入分配结构来看,新技术革命对于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新技术革命扩大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它在催生高收人群体的同时,也使得知识结构较为陈旧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力量,在个别行业中,行业垄断已经开始被削弱甚至打破,而这又会缩小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支付宝和P2P软件的发展使得民营资本进入了传统的金融领域并开始充当金融中介的功能,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涌现也对电信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滴滴、优步等打车类软件的发展更使得私家车大规模进入了出租车市场。在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迅速匹配的互联网时代,预计信息技术革命将给更多的传统垄断行业带来更为迅猛的冲击。在市场逐步吞噬传统垄断行业的过程中,新技术革命和社会现实利益体之间存在的矛盾也将日益尖锐化,这无疑会给政府的行业规制带来巨大的挑战。以出租车市场为例,新型行业从业者投入这一行业的巨大热情与传统的出租司机争夺就业市场的矛盾十分尖锐。鼓励创新的中央政府对滴滴打车尽管并没有给予否认,但中国的地方政府,则受到来自传统出租司机不满的巨大压力,对新的事物不断发出叫停的指示。2015年在中国成都的天府广场、火车站等地,不断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罢工的抗议活动,范围扩展到长春、济南、沈阳、南昌等地。出租司机围攻,甚至殴打滴滴打车司机的报道,也见诸于中国的新闻媒体。
总的来说,科技革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与资本的角逐中,工作场所对劳动者在空间和地域上的限制有所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的轻盈性。然而,劳动依然是谋生手段,其对资本依附性仍然存在。工业革命以来,由工作地点发展起来的对劳动者进行规范管理的制度和约束机制,没有迹象会自然消失。在产业的摧毁和重塑过程中,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兴产业的转移并不顺畅,这就需要政府在产业规划和技能培训方面进行合理的规划。此外,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和非标准就业比重的增加,对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争议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化,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如何得到有效保护,成为管理制度和法律规制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传统劳动力市场背景下所发展起来的合同制度、工资支付制度、加班管理制度、劳动争议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都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思考和构建。劳动力市场规制如何适应新的工作业态?在新的工业革命进程中,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和学者持续探索,给出积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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