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京和 张志宏 麦克·辛（Michael Singh）
摘要：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造就了一批来自不同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他们既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标准母语使用者，也包括世界各地英语为非母语的世界英语使用者。随着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知识的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移民的增多，英语为母语国家对世界英语使用者的语言文化约束越来越多。这种约束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本民族语言，而竭力改进自身英语的使用。然而, 这并未改变他们“世界英语使用者”的标签，他们在英语国家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地位也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而与之不同的是，随着各种英语商品经过语言提供商包装，销往世界各地，英语为母语的英语使用者在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价值得到显著提升。本文通过采访在澳大利亚任教的非英语背景的教师和高校的师范生，深入探讨了弱势群体的母语的丧失，以及标准英语和世界英语作为商品的不同价值。
关键词：标准英语；世界英语；英语商品
中图分类号：G649.611；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033-05
一、英语商品
在世界多语言知识经济中，英语作为商品扮演着多维的角色。其中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是英语最为关键的角色。英语语言产品的供给，已成为促进西方英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大因素。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等英语国家，国际学生学习英语极大地带动了教育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收入的增加。以澳洲为例，在2005年，通过招收学生所获取的学费和其他费用，英语市场为澳大利亚创造了价值十多亿澳元的收入［1］。在招收的国际学生中，亚洲学生占了百分之八十的比率［2］。其中,大概十几万的国际学生报名参加了澳大利亚英语强化课程。另外，短期英语课程培训也成了销售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其他方面产品的一个有效的方式。英语课程提供商的多样性，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分化的市场领域展开竞争［3］。
在英国，大概每年有50多万人到英国学习英语课程，大量英语出版物和产业知识诀窍书籍等不断出口，而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强大，英语语言产业已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4］。这种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作为促进英语商品化的政治行动，推动了政府政策朝着将英语产业作为主要经济产业这个方向发展。近20年来，英国公共教育机构，一直致力于发展英语语言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贸易行业。政府通过减少对高校基金投入的教育政策，创建经济驱动和管理监管机制，来刺激英语的国际营销。
随着对英语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市场和其他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母语为英语的人力需求也在不断增大。在中国，很多公立和私立学校开设了灵活多样的英语学习课程。他们将英语开放式教育和消费群体自身特点相结合，以提供海外教育和参与跨国经济交流的方式，使英语学习者和英语销售者双方都受益无穷。当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和VOA（The Voice of America）英语不再垄断英语市场，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语已普遍被看作为标准英语而为世界接受，从而促成了英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溢价，英语就因此成了母语为英语者的一种资产。
二、标准英语的统治及销售
标准英语之所以是促进交流的一种媒介，是因为其利用了常见的语言规范机制。这些语言机制包括字典和教学规定，他们严守英语界限，使以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用词、语调、语法和发音都在这些规范的监管之下［5］。在英语的变体所使用的不同领域，为保持这种监管而进行的努力随处可见［6］。微软word下拉菜单的语言工具选择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格拉德尔（David Graddol）认为没有必要担心“世界英语正在变得多样化”［7］67，因为它不会对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英语地位构成威胁。广播和计算机媒体这些现代科技的使用，正帮助缩小英语和其他世界英语之间的差距，使得世界英语变体得到认可。然而，在这认可过程中，明显地出现了鱼目混杂的现象。其主要体现在：人们针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是否理所当然的就是英语权威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招聘越来越多的以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师。这个趋势对于负责规范英语标准化的教育和文化机构来说是个挑战。
国际语言市场使母语为英语者享有有失公正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跨文化交流方面，还体现在市场运作方面［8］。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和地区，英语为母语者即使没有相关的教育资历也会被招聘为英语教师。这一做法反映了标准英语的市场价值。即使这些英语为母语者带着不同的口音（比如澳大利亚口音或新西兰口音），他们的英语也被认为具有最优质的商品价值。所以，招聘他们做英语教师时，通常不会对他们语言和教育资格提出任何要求。
以下例子可以验证以上观点。
2006年，中国外语教育网提供了在中国教英语的71名外教的名单。这些教师资历特点如下：除了一个来自阿根廷和一个来自埃及，其他人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11个人没有本科学历，仅有短期的TESOL（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培训经历；5个人有英语专业的本科学位；7个人有教育学本科学位；其余47人分别具有法律，心理学，医学，信息科技等专业学位。没有一个人具有教学资格和经验。其中一个所谓的教师，只有19岁，而且仅受了5年的小学教育。
其次，仔细观察下面广告。［9］
项目：中国英语教学
开始日期：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一
出发地和终点：北京国际机场
语言要求：英语母语背景，英语流利
食宿：寄宿家庭和学校住宿，一日三餐为中餐
活动：教公立和私立小学生英语
工作时间：每周20-30小时
资历：没有要求
在这则广告中语言要求是英语为母语的使用者，能流畅表达即可。至于被聘者是否有过英语教学经验，是否持有相关的学历及教学资质，广告中没有做任何要求。当然，如果能有英语教学经验或是与学生相处的经验最好，没有也没关系。这种差异延伸到英语为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金融资本积累的差距。类似的情况在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非英语国家也有发生。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印度，斐济和斯里兰卡等国家，正在接受着西方英语国家的原版课程、教材和教法的影响。尽管有人猜测，或许某个英语变体会代替作为母语的标准英语的地位来完成国际交流和教学，尽管母语为英语者担心，他们是否还能长期保持对全球英语规范的权威，以上案例从一个侧面证明这种不必要的担忧［7］2。英语的交换价值、现代性和充当交易技术知识的资源特性使其成为当今的国际语言。因此，母语英语作为规范标准，并作为世界通用语的角色还会持续［10］。
三、世界英语的价值
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英语作为正当的单语控制体系而存在。在这体系中，英语教学优先权导致了语言权利的不平均分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英语教育是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然而，他们可能会发现，一旦被贴上了非英语背景的标签，交换价值的不平等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范围。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统治地位，引发了盎格鲁中心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一种民族优越感的体现。它使母语为英语者认为，他们自己的英语母语是最合适的指南，是检验其他种类英语的规范。鉴于不同分歧应用不同方式应对的原则，我们更愿意用“世界英语使用者”这个术语来描述当前非母语的英语使用者［11］。
博尔佳斯（George Borjas）研究发现，在英语国家英语为母语者的收入要高于世界英语使用者。［12］换句话说，英语语言水平和工资的收入有着一定的联系，母语为英语者的工资收入高于同资历的母语为非英语者。来自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世界英语使用者充当着英语国家的“廉价”劳力。他们的英语或者达不到当地人的英语水平，或者他们带有不被接受的口音，在人力市场竞争中会处于劣势。在美国，英语语言课程主要是为那些来美国从事不同行业的英语非母语者设计的。托洛夫森（James Tollefson）的研究发现，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只能使英语非母语者在边缘经济的行业工作，如酒吧服务员、出租车司机。［13］由于他们英语不流利，在这些地方，他们最终只能找到薪水很低的工作，或是一些临时工作，而且几乎没有提升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因此，语言的边缘化对这些工人的社会经济利益造成负面的后果。
尽管越来越多的亚洲英语被纳入到世界英语家族，可是世界英语的地位并未因此而得到提升。例如，小说家张思明（Hsu?Ming Teo）［14］从新加坡移民到澳大利亚。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个认真习得澳大利亚英语的小说人物，透过这个人物的视角表达了他对这些不同的英语变体的看法。在小说中，这个人物把对其他英语变体的“超级厌恶感”从新加坡带到了澳大利亚。他很排斥这些世界英语使用者和他们的想法。他认为这些人任意结合来自多国语言的词汇，并省略或是错用了英语语法，破坏了英语语言。他鄙视这些带着亚洲口音的英语使用者，尤其是他们花钱去上帮助他们去除亚洲口音英语的演讲课的行为。
因为标准英语的国际地位，在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博洛尼亚进程）中，英国比其他欧洲国家在国际教育竞争中更具有意想不到的优势。即使像荷兰这样已经能保证自身占有英语语言教育和用英语教学的国际市场份额的国家，这种状况也很明显。尼夫（Guy Neave）认为，英国大学的世界观是国家中心主义的，为自我辩护的，自私的和狭隘的。他还指出，由于英语语言的国际地位，英国的大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表现出了优越感、自满和新殖民主义的家长作风。即使这种偏见和自满会带来些许内疚感，澳大利亚也同英国一样保持着相似的自满情节。［15］
四、澳大利亚非英语背景教师的贬值经历
对于来自于英语非母语国家的移民教师和师范生，世界英语这个标签使他们经历着严重的知识价值的贬值。这些贬值经历并非来自政府政策，而是来自澳大利亚教育文化部门的相关规定，依据这些规定，移民的师范生不得不改变自己带着不同口音的英语，使自己被澳大利亚人所接受。因为各种各样的口音、用词和语法差异使他们的英语和教学在澳大利亚学校被轻视。
首先，为了在澳大利亚从教，世界英语使用者必须参加标准英语水平测试，并交付昂贵的考试费。来自斐济的阿吉特(Ajit Suman)解释说，无论他们的英语水平如何好，并有怎样丰富的英语教学经验，只要被贴上英语为非母语的标签，在移民后必须参加英语水平考试。让阿吉特不解的是，像他这样成功用英语完成了各种水平的教育，参加英语水平测试的必要性在哪里？他反对参加英语水平考试，是因为他认为，他的斐济英语完全可以交流并被学生接受。可是，没有英语水平测试，澳大利亚的雇主们就没办法雇用他。他认为相关部门应确定具体要求和标准来决定什么样资历的教师要参加英语水平测试，而不能以这些移民教师来自非英语国家作为理由，而要求所有人都参加英语考试。在斐济，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使用英语作为媒介语，为什么他们在澳大利亚还必须参加英语水平测试？
达尔善(Darshan Talip)与阿吉特持同样观点：“我在印度的大学从教将近十年。一到这里，他们就要求我参加英语水平考试。简直太荒唐了！不能因为来自非英语国家，就将这些教师分类为必须参加英语考试的一群。英语水平考试并非高水平的考试，它只是测试了英语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不能反映真实的英语能力”。虽然达尔善在印度已经教了十余年的英语课程，可是要想在澳大利亚学校教书，他必须得教师英语水平测试。尽管质疑考试这个约束，他还是不得不按照规定参加。
吉噶尔(Jigar Malik)也是一名来自印度的教师，他在印度有很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可是带着印度口音的英语使他在澳大利亚的教学经历不是那么顺利。“我来到这个新学校，获得了终身职位。我在印度有35年的教学经历，英语是我的主要教学语言，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英语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在这里，教学的第一年对我来说简直是噩梦。我的口音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因此我又得为改变自己而重新开始学习。”
另一印度背景的师范生安布(Anbu Sharma)就有这样的实习经历:“学生总是模仿你的口音嘲笑你，做一些他们在课堂上不允许做的事。但是，如果澳大利亚本地老师突然进来，他们就会坐好听课。当这个老师一走，他们又开始不守课堂规矩”。安布印度口音英语成了学生攻击他的靶子，限制了她的教学。她注意到，即使是在澳大利亚本地老师课堂上很守规矩的学生，在她的课堂上都会不安分。
来自中国的师范生岩(Yan He)说：“我教理科。像我们这样来自于国外背景的教师，要得到终身职位只能是一等再等。当你达到所有学业要求后，你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才可能得到一个全职工作，而很多当地的教师一毕业就得到了全职工作”。对于世界英语教师来说，即使具备了当地教书的资历和经验，也很难得到和当地教师一样的待遇。
这些师范生在实习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改掉英语中带着不同国家的口音问题。由于他们对当地教育文化知识的匮乏，更加剧了他们口音问题。当地学生因为他们所说的英语带有异样的口音，而对他们轻视的态度，就是个很好的证明。由于口音的问题，这些教师在人力市场上不能得到与本地教师同等的对待，他们很难获得和当地教师同样的终身执教的机会。移民教师的教育知识与当地教师的教育知识地位是不同的。尽管移民教师投入了大量教育资本，他们没有得到和当地教师一样的重视，所以在人力市场上他们始终处在不利的地位。
五、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本族语
随着标准英语在西方英语国家的统治的加强，作为弱势群体的世界英语使用者的本族语正在被边缘化。导致这种边缘化进程有弱势群体自身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英语国家的教育机构并不重视英语之外的这些社区语言。以澳大利亚为例，它的人口的四分之一（500、600万）是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世界各地的移民。这些世界英语使用者，通常因他们的英语口音和语法问题而遭到指责。他们本可以在家庭和社区生活里尽情使用自己的本族语，但是为了提高英语使用技能，以便更好地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很多人选择尽量使用英语而避免母语表达。大多数移民背景的中小学生家长有意识地为孩子创造课外英语环境，比如协助他们与当地学生交往，参加融入当地学生的课外活动等。在高等教育中，本来开设移民社区语言的课程及其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澳洲多民族语言的发展服务，然而这些语言课程正在被取消或已列入被取消的计划之中。西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弱势群体的母语丧失现象尤为令人震惊。在2012 年，西悉尼大学通过了取消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专业的决定，原因在于持续减少的学生人数使西悉尼大学难以负荷维系这些专业的经济压力。西悉尼大学的各校区位于悉尼阿拉伯、意大利等移民社区之中，可是这些社区语言专业却要被关闭，这听起来让人费解。2013年5月，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作出决定即将取消日语，汉语和亚洲研究专业的招生，这似乎忽视了澳洲近20年来移民的主要来源是亚洲的事实。
六、结论
在世界多语言知识经济中，英语作为商品正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英语本身不仅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它还是促进交流的重要手段。另外，英语是构成跨国人力基本技能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英语国家移民人数的增加，英语国家的世界英语使用者不断增加，然而他们带着口音的英语使他们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知识价值。是否拥有标准英语口音被用来衡量使用世界英语的技术知识型人力的价值。这些非标准英语口音使得他们无论是在劳力国际市场，还是将自身专业知识作为市场产品和服务方面都不被重视。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使用世界英语的移民对自己本族语的轻视及教育机构的对移民本族语课程的削减使这些宝贵移民语言正面临边缘化甚至流失。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采用合理的方式，为国际学生和新移民提高和拓宽获得标准化英语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的机会。这种做法为英语产品的营销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其次，提高英语为母语者的交流技能，使其明白交流是说者和听者双向的活动，成功的交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而不应该把交流困难归罪到其他世界英语使用者身上。再次，打开国际交流发展的信息壁垒，鼓励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确保移民本族语专业在社区及教育机构的延续，使当前和未来的学生从学习这些专业中受益，并把尊重涵盖世界英语多样性在内的语言多样性发展作为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宗旨。
［1］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Students［EB/OL］.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12-16)［2012-04-26］.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4102.0Main+Features20Dec+2011.
［2］Bradley, D.,et. al. Review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Final Report［R］. Canberra,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DEEWR, 2008: 91.
［3］Australia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Outcomes and Employer Perceptions［R］.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10:12.
［4］Phillipson, R. English, a Cuckoo in the Europea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Nest of Languages?［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2004(1):13-32.
［5］Coulmas,F. Changing Language Regimes in Globalising Environ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5 (175/176): 3-15.
［6］Singh, M. & Han, J. The Commoditization of English and the Bologna Process: Glob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Exchange Mechanisms and Trans?national Labour［M］// Tan, P. & Rubdy, R. (eds.) Language as Commodity: Global Structures, Local Marketplaces, 2008:205.
［7］Graddol, D. The Future of English［M］. London: The British Council, 2000：67.
［8］Dow, E.Britannia Meets Bologna［J］. Perspective, 2006(1): 9.
［9］杨丽明. 欧洲着力打造高教“航母”中国留学生将从中获益［EB/OL］.新华网.（2005-04-27）［2012-02-2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4/27/content_2882665.htm.
［10］Baumgardner, R. The Appeal of English in Mexican Commerce［J］. World Englishes, 2006 (2): 251.
［11］Han, J. The Retention of World English Speaking Student?teachers: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on Teacher Shorta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bility of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Workers［D］. A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2006: 7.
［12］Borjas, G.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32): 667.
［13］Tollefson, J.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M］. London: Longman, 1991: 234.
［14］Teo, H. Love and Vertigo. St Leonards［M］.(NSW): Allen & Unwin, 2000.
［15］Neave, G. The Super?marketed University ［J］. Perspectives, 2005(1):17.
（责任编辑曾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