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海峰
（兰州财经大学 国贸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交易费用决定制度的选择和设计，而产权的合理安排会使交易费用降低，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国国企中不乏产权制度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而由交易费用引出委托代理机制的设计问题，交易费用理论对改善制度结构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科斯对交易费用作用的重要性就做了很多论述.本文针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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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权；交易费用；委托代理；新制度经济学；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2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099-02
1 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资源建立、维护、使用、改变制度和组织等方面所涉及费用，执行既定权利涉及的费用.[1]国有企业中企业家只拥有经营权而无所有权，政府则是国有企业所有者，政府依据行政命令向企业家下达指示需要支付费用，企业家经营管理企业也会产生交易成本.在权利转让方面也有典型例子，如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使用权转卖给企业家，企业家也需要支付交易费用，由此可见，正交易费用不仅存在，而且还普遍存在.企业产权界定清晰与否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费用是否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呢？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条件下，无论怎样的产权初始界定和配置都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因为双方当事人通过相互协调交易便可实现，这种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率的结果与产权界定无关.这便是著名的科斯第一定理.科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科斯第一定理：一块养牛地和一块耕地靠在一块，养牛人养牛可能会对农场主造成损失，此时养牛人要给农场主赔偿损失，如果扣除赔偿费后养牛人还有剩余且养牛比牧改营更有利，养牛人会承担赔偿责任，放弃牧改营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机会成本问题，养牛人放弃牧改营其实是考虑到了机会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农场主在获得养牛人的赔偿后能够充分补偿他的损失，他便会继续农场经营.养牛人和农场主通过谈判使各自的行为都能使自己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由此可以看出“科斯第一定理”的内涵：资源配置发生冲突时，产生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即定价制度运行不需要成本，资源便会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可见科斯第一定理说明了：产权界定产生交易费用，并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当然科斯第一定理中的零交易费用假定是不现实的.
“科斯第二定理”：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产权的初始界定和分配都将影响最终资源.当在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初始界定和交易费用又如何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地例子：当企业生产产生烟尘危害时，政府可以实行管制来规定企业可以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或应安置防烟尘设施或不得烧煤和油，当然这样会产生管制成本，但可能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烟尘污染这样的例子，涉及许多人，如果通过市场和企业来解决可能会成本很高，无疑政府管制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国企中同样存在这样的例子，比如公交公司，一种典型的国有企业，政府会引导公交公司进行合理定价，当然政府会给公交公司一定补贴以弥补亏损，每个消费者会以较低的价格享受交通服务，当然也可能也是政府出于环境保护和解决交通拥堵角度考虑的，所以这也是之所以中国不同城市的公交票价不同的原因所在，公交公司创造的社会收益要大于私人收益，政府作为所有者和公交企业家作为经营者加上一定的行政成本能带来资源有效配置.
张五常也在他的《佃农理论》中也详细说明了产权和交易费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台湾1949年进行土地改革时，政府规定了地主和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收取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在这样的约束下，台湾农业产量竟然急剧上升没有下降，张五常用产权理论进行了解释：首先，产权界定起了作用，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其次，佃农分成制是由双方议定的，它规定了双方的产权界线；再次，农民之间存在竞争，地主之间也存在竞争，两种竞争格局保证了产量的增加；最后，在地主分成的约束之下，农民清楚地知道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没有种地的收入高，而地主也会在较低的分成率下获得点补偿，这种情况下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发挥了作用.张五常在他的佃农理论中一再强调了产权在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强调交易费用对产权运作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如果不把产权界定清楚，不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界定产权，或否认个人产权的存在，或政府过多地干涉资源配置，其结果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2]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历程恰恰能说明这一点，1978年——1984年放权让利阶段，国家进行扩权让利试点，是企业经营者得到了一些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的自我发展和盈利得到了增强，但企业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行政干预，此时由于产权界定模糊使得国有资产造成浪费和流失，资源配置低下.国有资产管理阶段，政府引导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把资本增值和股东利益作为经营目标，确保出资股东拥有占有权、经营权和处置权，使企业摆脱行政干预建立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制度.国有商业银行中产权关系也是模糊的，这使得所有者——中央政府和银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难以有效界定和维护，银行经营者与银行所有者目标偏离极大，主要表现在银行实际贷款量对最优贷款量的偏离，这实际上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产权和交易费用在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作用.
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内容是关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契约问题，委托人赋予代理人决策权.然而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目标并不一致，委托人并不能详细了解代理人的行为信息，这里主要是道德风险方面信息，从而委托人必须设计一种激励监督系统，尽可能使代理人的行为目标符合自己的目标.这样，如何设计一个激励机制，使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行为目标达成一致显得很重要.在现代公司企业中，激励机制分为两方面：一是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理人之间的激励；二是企业内部之间的激励问题.由于，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所以在此以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理人之间的激励机制为主要讨论问题.关于激励监督机制问题，张五常在他的《佃农理论》中说到了激励契约理论.张五常认为关于激励契约理论涉及一个假设前提，如果不存在非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问题，土地的粮食产量只简单地取决于农户的努力程度.但在现实中粮食的产出不仅取决于努力水平，也会有气候等随机因素的干扰，如何在地主和农户之间设计一个契约面临了一个难题：“如果要使佃农努力工作，就必须让报酬与产出高度相关，这样厌恶风险的佃农可能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风险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分配是低效的；如果让相对爱好风险的地主承担一切产出波动风险，佃农不承担任何风险而获得固定的工资报酬，那么佃农又会缺乏工作的努力，产生偷懒行为，生产是低效率的”.[3]张五常认为分成制是一个好的激励契约方法.他的分成制把佃农的报酬（S）分成两部分：固定收入a和浮动收入部分bf(x),报酬函数：s=a+bf(x),s:报酬，x:努力水平，f(x):产出函数，0<b<1,b为一个系数，用来衡量激励程度.从这个函数关系可以看出农户报酬与产出相关，产出波动风险也在农户和地主之间进行了一个分摊.固定收入作为一个“收入保险”为农户提供了一个收入保证，但它并不是全部报酬，正由于浮动报酬的存在，农户作为风险厌恶者，会努力工作以期收入高于懒惰下的所得.由此可以看出张五常认为一个有效的激励契约设计要结合委托人和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将产出波动风险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分配.新制度经济学在激励约束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方面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机制，约束代理人做出更高的努力水平，限制代理人行为符合委托人利益范围，达到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效用最大化.德姆塞茨认为只要报酬等于边际产出，这个经济组织就具有较高效率，反之，若报酬与投入的边际产出负相关，这种组织就是高效率的，反之，若报酬与投入的边际产出负相关，这种组织就是低效率的.但是，劳动会给人带来负效用，只要人们的行为费用为正就会产生“偷懒”问题.阿尔钦认为，解决“偷懒”是一种制度安排，应给予产出难以测度的人剩余索取权，使其监督其他成员.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可以给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这个剩余索取权指获得总产出扣除要素报酬之后的差额收益，这种机制实际上跟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提到的报酬由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之和组成是同样的道理.这种激励相容机制实际上是能够实现资源配置高效率的.1985年——1991年，两权分离阶段，国家实行对国企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这种产权界定确实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但也存在较多问题：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企业经营者凭借剩余索取权合法或不合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这种情况保证了风险分担，但缺乏有效激励.有这样一个模型说明了企业如何确定其雇员工资支付.W=a+b(e+x+ry),w:工资报酬；a:固定报酬；b:一个系数，用于度量给予员工的激励密度；e:努力水平；x:随机变量；r：一个系数，给予工资y的相对权数；y:可观察变量.这个模型跟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提到的报酬函数相似，固定报酬加浮动报酬，这种激励机制既可以保证委托人利益也可保证代理人报酬，能够达到风险分担原则和有效激励原则相融合，至少在产权界定和交易费用方面是一种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
这种激励约束模型对改善中国国企的委托代理机制带来了一种启示，未来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机制设计可以考虑这种固定报酬和浮动报酬相结合模式.如国有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加入产权权重因素，考虑银行经营者在经营成本和经营收益以外的成本和收益情况，假如加入制度变量S(Q)，目标函数I=rPQ-C(Q)+S(Q),I:经营者收益，r:权利义务系数，P:贷款价格，Q：贷款量，C(Q):贷款成本，S(Q):制度变量，S(Q)=E(Q)-L(Q),E(Q):经营收益以外的收益，L(Q):经营成本以外的成本.一种情况，S(Q)>0,特别当r>1即经营者“负盈不负亏”，会造成银行贷款量远远大于最优贷款量.另一种情况，S(Q)<0,无论r取何值，特别当S(Q)足够大时，此时贷款量小于最优贷款量.可见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和交易费用学说对改革国企经营方面带来了一种思维导向，至少产权和交易费用理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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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78-92.
〔2〕彭德琳.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65-70.
〔3〕周彦兵.新制度经济学[M].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9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