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一、我们为什么读经典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这篇文章，原本是我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我读经典》系列所做的一个开场白。因为受到电视节目时间的限制，许多内容没有放开讲，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才讲全了。把它整理出来发表，是因为现在不少人都主张重读经典。我自然也是赞成的。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读？第二，读什么？第三，怎样读？在这里，我想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说，你学最好的，充其量也就能有个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乎下，那就等而下之了。所以，我们读书，就应该挑最好的读。最好的书是什么呢？经典。所谓“经典”，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著作。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是永久性的。什么叫“经”？经就是恒常，叫经常。什么叫“典”？典就是模范，叫典范。换句话说，经典就是“恒久的模范”。这样的书不读，读什么？
那么，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六十种说法。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八十岁。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公元前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管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读什么呢？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儿个人的体会了。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读孔得仁
先说读孔。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儿，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三、读孟得义
再说读孟。
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孟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义”。义，是对“仁”的补充。孔子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可见“仁”这个概念中，原本就同时包含着爱与憎。但是，仁，毕竟主要是爱，不是憎。这就需要“义”来补充。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显然，表现于人的心理，仁是同情、怜悯，义则是羞愧、憎恶。同情和怜悯是对别人的，羞愧和憎恶则一半对别人（憎恶），一半对自己（羞愧）。但不管对谁，义，都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所以我们只能说“大义灭亲”，不能说“大仁灭亲”。仁与义，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仁与义不同，孔与孟也不同。读《论语》如沐春风，读《孟子》如闻战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读了《孟子》，总想起身做点儿什么，哪怕找人辩论！孟子是好辩的。他的话，也很雄辩。他总是有一种气势，一种不容置疑和剑拔弩张的气势。比如他去见梁惠王（也就是魏惠王）。惠王问他：老头儿！不远千里而来，总归对敝国会有什么好处吧？这在当时的诸侯，大约也都会这么想、这么说的。孟子却直通通地顶了回去，说：大王！为什么开口闭口就说利益呢？只要说说仁义就行了！接着，孟子以排山倒海之势，一口气说出为什么不可言利的道理，最后得出结论：王！你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讲利？
为了体验孟子的这种气势，我们不妨将原文照录如下，请大家来体会：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孟子讲了这一通以后，梁惠王是怎么回答的呢？没有下文，估计是被孟子的气势镇住了，或者说被噎住了。读《孟子》，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种对方被“噎”住的情况。因此不少人不喜欢孟子，认为他锋芒毕露，太过张扬。其实，孟子如此咄咄逼人，并不完全是个性使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核心范畴是“义”。前面讲过，义，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和战斗性的。批判、否定、战斗都不容易。比如“大义灭亲”和“舍生取义”，难道是容易的？这就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持，而且这精神还必须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那么，在孟子那里，有这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吗？有。它就是“气”，也叫“浩然之气”。
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这就不太好讲了（难言也）！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它是正义积累的结果（集义所生）；第二，它和道义相伴生（配义与道）；第三，它一旦为道义和正义所培养（以直养而无害），就最伟大、最刚强（至大至刚），能够充盈于所有的地方（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孟子对公孙丑说的话，见《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势源于气，气源于义。有义则有气，有气则有势。正义在胸，则气势磅礴。
义离不开气，叫“义气”；仁本之于心，叫“仁心”。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以孔、孟的“心气”也不一样。孔子是温和的。他喜欢曾子向往的那种生活：暮春三月，换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河边洗洗澡，舞雩（音于）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论语·先进》）。孟子则是刚勇的。他的自我定位，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当然，孔子也有刚勇的一面，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也有温和的一面，比如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希望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好衣服，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有肉可吃（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就很温情。这并不奇怪。正如孔子讲仁也讲义，孟子讲义也讲仁，孔子自然柔中有刚，孟子也自然刚中有柔。但总体上说，孟子比孔子强硬。我的感觉是：孟子很男人，孔子很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