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当时的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一带）未央宫。当日，时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上皇帝后，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妻子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陈氏阿娇为皇后。二月癸酉日，归葬孝景皇帝于阳陵，始建元年为“建元”，至此，西汉的皇权政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历史的神奇之处，就是政治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与气质。汉武帝的上台，意味着西汉政治将一改“文景之治”的内敛低调、平和稳重，而将转变为恢弘张扬、大开大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武帝本人的气质与格局有关，呈示出其强烈的个性色彩，换言之，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好大喜功，决定了西汉政治文化在他登基伊始，即开始全面转型。
英年早逝的庄春波教授在其《汉武帝评传》中有云：“刘彻的精神素质继承了曾祖刘邦的大度，祖父刘恒的沉潜，父亲刘启的果决”，同时“也秉承了母系工于心计的特点”。诚哉斯言。不过，如果要更精确地描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其实只需要用两个字就可以了，即汲黯所说的“多欲”。
这位皇帝陛下，不仅仅是生理上“多欲”，更是心理上“多欲”。从他当少年天子起，就受内心冲动的强烈欲望所驱使，不断地渴望，不断地追求、不断地纵欲，不断地超越，这种情况，贯穿于他的一生，永无止息，至死方休。而它也恰恰成为了汉武帝政治的鲜明个性风格，影响并制约着西汉政治的历史进程与时代精神。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相杂，利中有弊，弊中寓利。汉武帝的“多欲”个性气质同样没有例外。“多欲”给他带来巨大的辉煌与成功，但“多欲”同时也给他造成明显的失误与挫折。荀悦称其“恢万世业，内修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汉纪》佚文）
桓谭的观点也差不多：“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乃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也”（《新论·识通》）。很显然，汉武帝成就有多大，其过错同样有多大。
我们在这里暂且撇开汉武帝一生功过不说，他那种“内多欲”、不安现状、热衷折腾的性格特征，也很容易在施政治国过程中患急躁冒进、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毛病，他即位伊始所发动的轰轰烈烈“建元改制”最终落得个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的下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文景之治”是汉代历史上最美好的阶段，“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大汉皇朝在秦末农民暴动与楚汉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经济、安定民生、和谐政治、走向强盛：“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不过，太阳底下有阴影，辉煌背后有危机，“文景之治”的无为放任，也导致了地方势力离心力增强，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管治效率不够彰显，国防政策消极保守，所谓“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史记·货殖列传》）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的确面临着所谓的“更化”改革问题，使通过“文景之治”业已形成的经济上的积富之势，卓有成效地转化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积强之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汉武帝登基后热衷改革，打破几成惯性的因循守旧局面，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愿望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何时实施改革，怎么推动改革，使“更化”稳妥扎实地向前迈进，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弹，化解各种阻碍与消极因素，则需要有最大的政治智慧与杰出的领导艺术。滞于犹豫，过晚改革，固然不可取，但不谙政治形势，一厢情愿，过早发动，激化矛盾，惹火烧身，同样是幼稚、鲁莽的行为，同样会落入南辕北辙、进退维谷的困境。《国语·越语》所载范蠡之言“时不至，不可强究”，对于如何高明地把握战略时机，在事业奋进过程中做到把捏分寸，收放自如，恰到好处，始终具有不可忽略的哲学启示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汉武帝的“建元改制”，我们不能不指出：汉武帝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中，不免是过于冒失、仓促行事了。“建元改制”之遭遇狂风暴雨，被搞得灰头灰脸，最后夭折早亡，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武帝的张狂个性、忘乎所以、率性冒进所惹起的。
汉武帝在推行“建元改制”过程中的最大政治不成熟，毫无疑问，是他急于改变已行之多年的统治指导思想。汲汲于变“因循无为”的“黄老之道”为积极进取的“儒家教化”。
自西汉皇朝建立以来，当时统治者始终奉行的统治理论与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君主南面之术，致力于因循“虚静”，与民休息。这种文化氛围，笼罩着整个汉初政治生活，“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司马氏父子异尚》）虽说儒家学说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影响，儒生群体在当时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但在官方统治思想“黄老之术”面前，毕竟是处于下风，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书·儒林传》）故充其量，只能看成是一道蓄势待发的潜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时，朝廷中拥有老资格和特殊权威的政治老人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忠诚崇拜者与倡导者。她秉持大政，独裁朝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朝廷的真正掌门人，面对她的强势，她的专断，即使贵为天子的汉景帝，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委曲求全：“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儒林列传》）
汉武帝在统治思想的关注与抉择上，则与其祖母窦太后迥异其趣。在他看来，无论是进取还是守成，做到“定天下，万物伏”，提倡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强调尊祖忠君的儒家学说，是远胜于“因循虚静”的“黄老之道”的。所以，他要在“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也绌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较量过程中选边站队，以帝王之尊来扭转并改变儒、道思想在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基本格局，从而为汉王朝的政治统治重新选择在他看来更为合理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是行动派，想清楚后就着手部署落实。需要指出的是：在尊崇儒学的过程中，他是形式与内容相并重的，既有更多的体现形式特点的礼制构建，如建明堂、建制度、易服色、正律历、兴礼乐、行封禅、定军规，等等；更有实质性的统治理论基础的再次抉择，主要官员的岗位调整，具体施政的指导引领双管齐下，致力于克期成功。一时间，儒学呼之欲出，儒生跃跃欲试。政治文化气氛悄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总是有不少人在那里观察和揣度皇上的意图，希望能投其所好、缘夤而进。这本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一点儿也不让人诧异的，当然，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君主的思路合契，那就更是一拍即合、天遂人愿了。
当时，刘彻的左膀右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儒学并无造诣，对儒生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汉武帝如此热衷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迅速明确姿态，调整立场，跟风而上了。由于他们握有荐人用人的权力，于是就把一些儒生拔擢到相当高的官位上，为重振儒学创造条件，打下基础：“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当然，他们这么做是与汉武帝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这样，才能够速见成效：“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儒林列传》）赵绾、王臧等人骤至高位，刚开始时尚能注意分寸，比较收敛，不敢过分张扬。所以，其初步的举措还是倡导“设明堂，行封禅”等等，基本上做些形式上的礼仪整顿，而不曾去触动改变“更化”最高统治指导思想这个“马蜂窝”，治标而不治本，所谓“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云云。即在田蚡等人的鼓动、支持下，上奏请立“明堂”以彰显天子权威，筹备“封禅”大典以神化绝对皇权。
不过，设“明堂”也好，行“封禅”也罢，都是有相当难度的“技术活”，在秦火余烬之后成长起来的赵绾、王臧这批儒生，在知识积累、学术水平方面，乃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提倡容易，落实困难，折腾半天，似乎成效并不显著，以“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为己任的汉武帝见状，多少有些不耐烦了，流露出失望的情绪。赵绾、王臧之流眼见情况不妙，就只好祭出最后一张好牌，请出自己的老师申公培前来帮忙，助自己摆脱困境。
于是，他们很可能在汉武帝情绪尚好的间隙，将申公培郑重地向汉武帝作了推荐。汉武帝“急病乱投医”，很快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也许，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多是理想化的想象而已，大多情况下，老师的学问一般都要胜过学生的。为此，他郑重其事下特诏，将赵、王诸人的老师，著名《鲁》诗学大师申公礼聘入京，以备咨询。当时申公已是80多岁的老翁，“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汉武帝生怕“垂垂老矣”的申公经受不起长距离的旅途颠簸，还专门派出了可减轻车辆震动的蒲轮安车去迎接申公，真可谓求贤若渴，体贴关心，无微不至！
申公这人可不简单，他80多岁可不是白活的，尽管长期僻居乡下，边缘政治，可心里对朝廷政治的动态却是细致入微、了如指掌。政治敏感性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从他内心的真实意愿说，他对儒学的重振是乐观其成的，也希望汉武帝所倡导的“建元改制”能顺利成功。但他同时又是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光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看时机是否成熟，“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受这种想法的主宰，申公培到了京师长安后，入住高端的“五星级”的酒店，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可就是保持令人匪夷所思的缄默。既不臧否人物，更不物议时政。显示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气象。
汉武帝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可不愿投入这么大的成本而请来一座只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尊神。于是，他一再向申公请教治国安邦之道，希望申公能为大汉王朝统治指导思想转型提供足以服众的建议。在汉武帝这样非常诚恳的态度面前，申公也只能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否则真的是太不知趣了。但他的话依旧是十分简洁，简洁到几乎吝啬的程度、即只有简简单单的两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这里，表面上是申公学风质而少文的体现，即要求汉武帝少摆弄儒家夸夸其谈、繁文缛节那一套，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少说话，多办实事，实际上，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其中实有深意存焉。换言之，这仅仅是谜面，谜底另有意思，需要用极大的政治智慧，方可真正解开这中间的密码。因为在这短短的两句话背后，集中反映了申公所强调的如何在推行新政、发动改革过程中把捏分寸、掌握时机的战略意识。
应该说，申公对汉武帝崇圣尚儒的内心渴望是洞若观火的，对汉武帝不计成本将他从千里迢迢之外迎到京师的动机也是心照不宣的。本来，皇恩浩荡、“投桃报李”、顺着汉武帝的杆子爬，拣汉武帝喜欢听的词儿说话，乃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这叫做“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但是，申公毕竟不同于通识“时务”、善于面谀阿上、曲意逢迎的叔孙通。他出于对江山社稷的负责，对汉武帝事业的负责，也是对自己人格精神的负责，还是要说真话、说实话。
在申公看来，汉武帝的志向可以理解，汉武帝的魄力值得敬佩，但汉武帝急于求成的做法则是错误的，如果一意孤行地做下去，必定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这种错误，归根到底是朝廷内外的政治空气依然凝重，推行“新政”的战略时机还不成熟，一味蛮干，只会是欲速则不达，自取其辱。
而申公之所以认为汉武帝在当时推行“新政”属于战略时机不成熟，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汉武帝的祖母大人——窦太后还健在，不但健在，而且还拥有特殊的权力与影响，还喜欢干预朝廷的政治，给前台的皇帝下指导棋。众所周知，窦太后是崇尚黄老之道的，对儒学与儒生并不感冒，“以为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设明堂，延揽儒生，已让她十分恼怒，“太皇太后已怒”，“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全面推崇儒学，将其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国家统治思想，那么，一定会彻底惹恼窦太后，招致不测之祸。甚至汉武帝在皇帝宝座上能否继续坐下去都会成为问题，毕竟，窦太后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者，当年的太子刘荣既可废黜，如今的皇帝又何尝不能更换？很显然，申公对汉武帝一味进取、大搞特搞所谓的“建元改制”可能会引起的后果是忧心忡忡的，他希望劝诫汉武帝，提醒他全面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需要的是曲意顺从、韬光养晦，等待机会，和窦太后熬时间，让自然规律来最终解决问题，笑到最后。
可是申公是明白人，他懂得“疏不间亲”的道理，这种谨慎的政治敏感性，决定了他不会也不敢在汉武帝面前把改革时机不成熟、窦太后活着情况下，一动不如一静，改制“更化”要等窦太后百年之后再启动之类的心里话直言无讳地和盘托出。于是他才“以迂为直”、曲里拐弯说上一通“为治者不在多言”，皮里阳秋、欲说还休，就看你汉武帝是否有悟性，有慧根，能够透过谜面来猜出谜底，知道及时地改弦更张，收敛锋芒了。由此看来，申公对汉武帝真的是充满期望、爱护备至。
不过，此刻头脑已经发热的汉武帝是无法理解申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的。他正沉浸于改制的初步成功的狂喜之中，根本听不出申公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会去考究谜面背后的谜底。恰恰相反，他也许会看低申公，认为朝廷花大本钱，大老远把他礼聘到京城，是个不尽高明的选择，申公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当然，既已请来了，也不便再送回去，只好多少考虑在“尊老”与“爱才”的份儿上，让申公当一个可有可无、聊备咨询的太中大夫。
老师帮不上忙（或者说是不肯帮忙），汉武帝只好回过头来找老师的学生来抬轿，于是，他更加信任赵绾、王臧等人，倚重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而赵绾、王臧诸人的水平显然不如老师申公，很快就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了，在险恶的政治不归路上死心塌地、死不旋踵地大步行进。
他们既然蒙承圣上的恩典，也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写下政治上的最大败笔、酿成生命中的致命苦酒。这就是他们居然在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候、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王）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当然，在推动此事过程中，王绾、赵绾等人还是对窦太后的威权有所忌惮的。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地将罢黜“黄老之言”列入任务的清单之中，免得“投鼠忌器”，直接冒犯和触怒窦太后的“天威”，招惹不测之祸，而只是将法家、纵横家的学说作为直接打击的对象，当然，这也是一种投石问路、旁敲侧击。想观察窦太后本人对此的反应之后再相应地推进改革。
可是，他们也太低估窦太后的政治智商和政治魄力了。窦太后可不是好唬弄的，她眼睛虽盲瞎，可心里却明白如镜。赵绾、王臧等人的小伎俩哪里能骗得过她，其奏议中所包藏的祸心，窦太后洞若观火、一清二楚。她知道，王绾、赵绾、王臧之流主张废黜法家、纵横家学说，不过是虚晃一枪，属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窦太后看来，赵绾、王臧之辈的真实意图，是针对“黄老之学”而来，是企图用儒学来替代“黄老之学”，从而实现国家统治指导思想的“鸠占鹊巢”、“桃代李僵”。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本动摇的政治和平演变问题，居心叵测、莫此为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黄老之学”的坚定信奉者，作为西汉王朝当时实际上的最高权威者，窦太后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可恶的政治挑衅行为的。她决定反击，决定给其对手及其幕后支持者以最严厉的惩罚。让他们明白，究竟谁才是大汉王朝的真正主宰者，“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你
窦太后的雷霆之怒，很快就落到了赵绾等人的头上，在强大的政治权威如泰山压顶之势扫荡过来时，儒生人物的赵绾、王臧等人，丝毫没有抵抗的余地，只能是大败亏输、束手待毙：“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史记·儒林列传》）“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在窦太后的绝对权威面前，作为赵绾、王臧等人后台的汉武帝也抗不住了，不得不忍痛割爱，丢卒保车：“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史记·儒林列传》）。
赵绾、王臧入狱后，知道窦太后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穷追猛打，弄个水落石出。这绝对是最糟糕的前景，很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最后穷根究底、查究到汉武帝那里，使得汉武帝本人也难以摆脱干系，导致其皇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住汉武帝，赵绾、王臧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自我了断，使事情到自己身上终结。
至此，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较量中，窦太后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令万石君家不言而用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汉武帝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封建帝国统治指导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至此偃旗息鼓、灰飞烟灭。
建元六年（前135），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太皇太后窦氏终于抗衡不了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寿终正寝了。这时，汉武帝的政治“禁锢期”遂告终结，他终于拥有了全权，可以乾纲独断、随心所欲了。这样，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之时机才完全成熟了。汉武帝于是乎堂而皇之地征召“贤良文学”们询问治国安邦之策略，并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也。”
在这样的热忱鼓励下，“一代儒宗”董仲舒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正式呈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建言，并为汉武帝所欣然采纳，西汉王朝的统治指导思想遂有了彻底的改变，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