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纪明[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410000]
摘要：冈夫《草岚风雨》以草岚子监狱为空间背景，通过一系列纪实性人物群像的塑造，系统呈现了1 930年代初期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小说对“精神受难与救赎”的书写，是对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受难叙事”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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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草岚风雨》 冈夫 受难叙事
1985年，年逾古稀的山西诗人冈夫（王玉堂）出版了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草岚风雨》，在《后记》中，冈夫回顾了这部二十余万字长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从1930年代狱后“动念”，到1985年出版，中间经历了文艺整风、“文革”，手稿被抄，失而复得，这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作者对这部小说的念念可见。1986年，何镇邦论及该部小说“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新开拓和艺术上的创新诸方面，也都值得注意”，次年，郑波光称许该作“为老一代作家的新时期创作一壮声威”。但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之中，这部朴素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并未得到评论界太多的关注，直至2015年，傅书华在《山西百年长篇小说引论》中对该部小说做了如是评价：
冈夫的《草岚风雨》用朴素的写实手法，以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六十一人集团”的史实为依据，再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斗争经历。这部小说不仅有着一定的文学价值，也有着相当的史料价值，随着历史的进程，这种文史兼具的作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以“革命回忆”的文学叙事风行一时，《林海雪原》《红岩》《红日》《保卫延安》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与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相比，《草岚风雨》的“纪实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小说的稿本经“文革”幸存，失而复得之后，冈夫曾请几位熟人传阅，有“好像不是在看一部小说，却像读了一篇真实的日记”的评价，1980年小说部分文稿刊发于《钟山》时，编者亦用“这本是一部传记体小说手稿，在事件和人物基本真实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艺术概括而成”来概括小说。这也正是傅先生所谓“相当的史料价值”的基础。
整部小说共四部，46节，时空转换是小说分部的重要依据，第一部，主要人物登场、被捕，暂时关押于由中央特派员吴仁雄把持的宪兵队；第二部，主要人物被移交至被东北军闫作海控制的军法处；第三部场景移至由军法处直接统辖，专关政治犯的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第四部空间场景未变，时间绵延至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直至出狱。客观而论，或许是由于创作时间跨度太大，加之小说创作后期一位青年作家的参与，就整体而论，小说出场人物、事件众多，情节铺陈难称绵密，不过，如果细加考量，就会发现，其实小说的机杼自在。
小说第一部第1节中营造了一个地下接头、掩护、脱身一系列颇具革命传奇的氛围，第2节詹英与林陶的接头看似是对第1节的承接，但波澜不惊的交流与其说是在呈现革命的传奇与惊险，不如说是为整个小说的展开创设了一个具体的时空背景：“陕北党内的形式，立三路线的决议已经通过，他有代表在陕北；四中全会也有代表在陕北；张慕陶的紧急会议筹备处也有代表。”在随后的情节推进中，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次第登场，人物构成的内在张力实肇端于此。第3节，详细描写了即将被捕的詹英的梦，与随后第4节尹坚的被捕、在敌人面前大获成功的讲演之间构成巨大的反差，“梦”所象征的自由天地与冷酷的监狱生活的现实也成为推进小说发展的一组动力结构。第5节詹英被捕，怒打黎化冰，第6节吴仁维登场，黎化冰被杀，勾画出新旧军阀之间的勾心斗角。至此，整部小说正反两方面的关键人物悉数亮相，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的铺垫基本就绪，气势已足。韩石山曾以“凌云健笔意纵横”称许冈夫，实非过誉。
就题材而言，《草岚风雨》亦不无填补空白的意义。小说中提及了诸如之于史学界也属较为冷门的红二十四军、“反省院”等革命史议题，其于保存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有着显见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在草岚监狱这个封闭的空间中呈现出了19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内不同路线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
在前引第一部第2节，林陶同詹英的对话中就已呈现出了时局的复杂。国民党“清党”“四一二”之后，大革命宣告失败，19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艰难而特殊的历史时期，党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是为“立三路线”，以“左”倾冒险主义为基本特征；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没有在三中全会的基础上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反呈愈演愈烈之势，最终确立的是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的新“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上，同样“左”倾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同王明展开了激烈争论，会后更在反对王明和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是为“第二党”，张慕陶“紧急会议筹备处”即为罗、何在顺直的主要代表。捎带提及，张慕陶也曾被关押于草岚监狱，小说中出现的张金刃（张慕陶的原名）应该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党内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政治路线的差异上，党员不同的知识结构、个人阅历也造成了复杂性。小说第7节，徐彦同詹英见面后，也谈到了狱中的情况：“这里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批是留苏回来吃过面包的；另一批是华北的老干部；还有一批是青年学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分类同前文谈及的政治路线的划分并不重合。譬如，同为留苏“吃过面包的”颜季仁属于深入工农，既有丰富的革命实践，又有相当革命理论修养的革命者，他同詹英、古易达、林陶、徐彦等“华北老干部”更为接近，尹坚虽然在具体的工作实践方面，比之颜季仁大有不足，但对詹英等人的观念则颇为支持，而颜季仁的“学友”原顺直省委的齐远山则是“四中全会”的坚定捍卫者；同为华北老干部，詹英等之外，有“紧急会议派”的张金刃，有在高压之下对党和革命犹疑的陈琪，更有政治、经济双重投机的郝伦甫。青年学生群体更为复杂，有向往革命，在党的外围工作的“文学青年”严天池，有性格温和、会写诗的温平，有性格直爽、敢冲敢拼却无斗争策略的万喜，还有喜欢吹牛却并无实学的“吹塌天”。敌对的反面人物一方同样复杂，有受戴笠直接委派，对革命者严酷镇压、迫害的吴仁雄，极具草莽“正义感”的闫作海，有一肚子小算盘的兰管理（布禄），有同情革命者，甚至充当了“保护伞”“信息员”角色的牛看守，有不无“人道色彩”的“上海人权保障大同盟”派员“杨先生”……这些人物背景各异，对革命者的态度、手段也各有甄别。
不夸张地说，《草岚风雨》在这狭小、逼仄的封闭空间内，几乎完成了对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诸条路线的近乎全景式的呈现，形色各异的政治主张，乃至文化观念之间形成了多元对照的内在张力。这赋予了小说以巨大的历史真实感，也使得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
作为一部极具纪实性的小说，《草岚风雨》的人物普遍有其现实原型，小说初刊时的《钟山》编者即推论以为：“在狱中入党的小邓，可以说实为作者自己的照影。”其实仅从人物经历而言，邓天池出身书香门第，在大革命失败后一位极有影响的共产党领导人，经他大姐的引荐，来到他家避难隐居，邓天池从这位领导人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此后“弃学北上”，结识了山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鏖尔读书会，后来考进宏达学院，参加左联，并于狱中入党。冈夫出生于山西武乡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从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毕业，1932年加入北平左联，同年被捕，后在草岚子监狱入党。出生农民家庭的冈夫很难说是“书香门第”，而那位“有影响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冈夫的生平中似乎也难觅得，至于邓天池在狱中入党后还负责团的工作的经历，与冈夫也颇有参差。曾加入左联，会写诗，这些讯息或许是《钟山》编者做出以上推论的主要依据。不过检索相关资料可以发现，比之冈夫，邓天池的原型或许另有其人，他应当是1911年出生于河南荥阳，1940年牺牲于山西的董天知。
董天知，父董钧，以教书为业，1927年，董天知在大姐的资助下，考入开封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湃经董天知大姐董少锋的同学胡士青介绍，避难于董家。1929年董天知考入北平弘达学院，同年加入由山西旅京共产党员李舜琴等人组织的鏖尔读书会，1930年加入北方左联，1931年被捕，1940年百团大战中，担任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8月20日牺牲于潞城前线。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董天知和邓天池的经历显然更为符合。此外，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也提到狱中支部建立之后，成立了两个团小组，后来成立了团支部，董天知曾经出任过团支书，这与小说中邓天池的经历亦可对照，而“天知”“天池”的命名，也进一步坐实了这一推测。
循着人物经历和姓名的相似性这两点，还可以推测出《草岚风雨》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原型。如小说中在狱中党支部第一任宣教委员的尹坚，即是以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任顺直省委书记的殷鉴（1904-1937）为原型；首任组织委员林陶，其原型应是1931年任河北省互济会秘书，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澜涛（1910-1997）；狱中支部改选后的宣传委员古易达，原型应当是时任顺直省委巡视员，后曾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等的胡锡奎（1896-1970）；小说中慷慨就义的阜平农会负责人顾亦雄，其原型是1905年出生于河北安国的谷雄一；大革命时期入党，早期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受上海党中央派遣，来天津营救原顺直省委被捕同志的颜季仁，其原型则是曾用名杨仲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献珍( 1896-1992)。反面人物方面，如叛徒黎化冰的原型应当是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中共冀鲁豫边特委书记的廖划平；小说中“反省院”中的管理员“布禄”（兰管理）、牛看守以及曾在第三种“反共启示”上签名，提前出狱的陈琪等人，亦有较明确的原型人物，甚至姓氏也做了保留，至于石友三、沈克等则更是历史的真实人物。
对于小说人物原型的推测，并无“索隐”的意图，“小说就是小说，固然有其真实背景，但也不是一切据实写来。”小说的史料价值在于其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如果简单地将之目为历史，自不可取。但不容否认的是，革命历史题材自身的特殊性，加之包括作者在内的不少原型人物均在“文革”期间牵涉进所谓的“六十一人案”，原型人物的存在，必将对人物塑造造成干涉，作家的想象空间大受局限。反映在作品中，小说中职业革命家们的人物性格基本是凝定的，不过，邓天池、万喜、温平等“青年”人的成长也在相当程度上补充了这一缺憾。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初期的革命路线之争已经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尘埃落定，1980年代出版的《草岚风雨》并没有简单地循政治路线图谱，将人物类型化、脸谱化，隶属于“四中全会派”的齐远山便是突出的例子。
1945年党的六届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如此的政治定性：“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然而，齐远山在小说中不仅是正面的，更有一种令人敬仰的崇高感。
齐远山青年时代受革命思潮激荡，毅然抛弃很优裕的家庭，参加大革命，不久加入共产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是出名的刻苦用功的学生，桌上床上都堆满了书，抄笔记，做札记，编索引，剪贴报纸，跑图书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回国后，他成为“举行全国暴动夺取大城市”的热烈的拥护者与执行者，“被捕以后齐远山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是革命的、坚决的；但他的思想又带着一种极端的反拨性，特别是对战略与策略的问题，存在着逻辑上的极大的混乱”。在狱中，齐远山因即将出狱的原因辞让了支部委员的职务，“但作为一个党员，他在这里一天，就一天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服从支部的决议，执行支部的决定，过支部生活”。如果再加上小说中第32节齐远山同詹英围绕新形势展开的论争的话，齐远山似乎是一个标准的“教条主义”的“书生革命家”，革命意志坚决，但却刻板、教条，然而，小说第31节却举重若轻地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
进来的是齐远山。柳贞迎住他，笑微微地说：“老齐，你的衬衣怎么那样脏，让我看看。”说着就抽出他的衬衣，齐远山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柳贞早动手撕了下来，然后提了那条布说：“你看，小宝贝做尿布用的。”
远山微笑着点点头。
新生命的降临，给残酷的监狱生活带来了一丝暖意，这些职业革命者们，面对新生命的降临，都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这个略带戏谑的小玩笑成为小说中一处充满暖意的段落，而给人刻板、教条印象的齐远山的“微笑”，更使得这一幕显得温暖，同时也完成了对于齐远山这个“人”的塑造。更值一提的是，这种暖意并未泛滥，詹英和徐彦将新生命的诞生同革命的目标和未来联系起来之后，小说的节奏由舒缓一变为高昂，但这高昂并未导向浪漫的想象，而是迅速回归到残酷的现实，“她们（肖艾、柳贞）紧紧地靠着坐在一起，但都斜过了身子，谁也没敢看谁的眼睛。”作为诗人的冈夫，对于情感节奏把握之娴熟，由此可窥一斑。
在革命叙事中，个体的牺牲作为献身革命的最高阶段，在十七年以来的小说中屡屡得到确认，牺牲的仪式感也成为革命题材小说的重要修辞。《草岚风雨》中同样数次触及到了死亡，第43节，直接引发了绝食斗争的何谦的死，而对死刑的描述，则只有红二十四军领袖顾亦雄之死一处：
顾亦雄拖着大镣，昂首朝着一群难友走去……他（顾亦雄）有多少话要对他们说啊……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用眼光止住了向他走来的同志们，然后迅速地扫了大家一眼，目光最后停留在詹英的脸上——也许是一瞬间，也许停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他毅然转过身，挺起胸膛，走向监禁自己的地方——死牢……
第三天早上，天色暗淡，晨风里传来看守急促的喊声……大约有半顿饭的功夫，只听见在牢房的后面，隐隐约约有喊“……万岁”的声音，接着是几声清晰的枪声。隔了一小会儿，又是一声……
经历十七年文学，这里极具画面感的顾亦雄的“眼光”“挺起胸膛”以及“天色暗淡”“急促的喊声”“万岁”“枪声”当不陌生，这些极具仪式感的行为、动作或许由于它们的反复出现，已难给读者以“震撼”，但小说中事后追叙的同顾亦雄一起牺牲的小通讯员的情节，却也足以让人动容。但是，比之于牺牲，《草岚风雨》更值得留意的或许是它对监狱斗争题材小说在“受难叙事”上的突破。
“受难叙事”作为革命文学的重要修辞，广泛存在于类似题材之中，在相当意义上，《红岩》有着“受难叙事”的经典修辞：革命者的身体将受到严酷的刑虐，其中城楼示众的老彭的头颅、江姐所遭受的惨绝人寰的刑罚已经广为人知；更为重要的是，“受难”的同时，革命者的精神在刑罚中反而得到升华，甚至对同情者（包括自身）有着“不近人情”的责备，一个时常为人提及的经典段落是，江姐和“老婆婆”在得知老彭牺牲的消息后，江姐忽然轻轻摇头。“哭，有什么用处？”“你说过，剩下孤儿寡妇，一样闹革命！”江姐轻轻吐出心坎里的声音：“我怎能流着眼泪革命？”
本文无意评价这种修辞的合理性与其美学诉求，但同样以监狱中的斗争为题材的《草岚风雨》中，“受难叙事”却显得极度克制，小说对革命者受刑的描述止于镣铐，绝少正面描写革命者受刑的段落，对刑罚对革命者身体的伤害，也几无过多的渲染。小说中对殷鉴受刑的描写似乎是全书中最为“惨烈”的一段：
他腿上的伤口已经溃烂，两个看守一松手，便“嗵”一声栽在地下，镣铐哗啦啦一阵响，引起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连续几次大刑，身上几乎没有好肉了。本来就瘦弱，如今更显得枯槁憔悴，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
不妨与《红岩》中，许云峰被捕后在“侦讯室”所见略作比较：
敞开的刑讯室里寂静无声，寒光四射，冷气袭人。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两段文字呈现的“暴力指数”都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比之《红岩》，《草岚风雨》对于“苦难”的书写更多的不是“身体”意义上的，而是“精神”尺度上的。小说中另有一处颇为细致的人物描写：
脸色蜡黄，眼窝深深地塌陷下去，原来的一头黑发里，竞掺杂进去不少白丝。他像被人抽了筋似的，回到牢房里，一头倒在铺上，不言不语，不吃不喝。
这是后来在詹英等的影响下狱中入党的邓天池入党前受审之后的表现，但耐人寻味的是，与其说如此强烈的身体反应是由于“受刑”，倒不如说是精神的打击：所有这一切的反应，都是邓天池以为自己的女友戚焕仙不仅叛变了革命，更同“敌人”沆瀣一气，堕落成了妓女一般的人物。后来了解到这只是敌人的阴谋之后，邓天池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此相应，詹英在同黎化冰接头失败之后，被捕之前，曾做过一个梦，梦的主体是浪漫的，詹英和顾亦雄飞行到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这里有赤卫队，有喧闹的“小鬼”，还有可以大量自由翻阅的革命著作、可口的饭菜……所有这一切，恰恰是詹英在不久之后就要失去的。更值得留意的是，在小说的第11节，不知前途是生是死的革命者们约定在接到“解放”的通告后以多种语言唱《国际歌》，第17节，狱中人以歌声祭奠顾亦雄，36节学习运动中，温平、小邓等人的诗歌创作……对这些特殊时期“文艺活动”的描写夹杂在对改善基本生存、反抗“反省审查”、乃至政治诉求的革命斗争中，或许也有其现实的影子，或许也有作者作为诗人的偏爱，但不管怎样，“受难”不仅仅是身体的摧残，更是精神的折磨，对于“受难”的反抗，不仅需要身体意志，也需要歌声、文学，《草岚风雨》对这种“精神受难与救赎”的书写，是对十七年以来以身体受难为主，精神层面则不无“自虐”的“受难叙事”的重要突破。
诚然，《草岚风雨》如此处理，或许并不是出于某种高超的政治理念抑或更为伟大的思想，本文也无意将小说提升至对革命的反思、对历史的悲悯等宏大的叙述之中，或许对于冈夫而言，将亲历的历史呈现出来，“献给‘六十一人’暗中殉国和被难诸同志及其幸存者”是其初心，小说最终也恰当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朴素，成了小说给人最为直观的感受。圈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左联”中的山西作家群研究（晋规办字【2013】2号）成果
作 者：汪纪明，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编 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