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科[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春130103]
摘要：孙艳红教授的新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根据“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本体特征，提出了词的女性化特征的内涵界定，以词的“女性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唐宋时期大量词作的剖析，勾勒出鹰宋词女性化特征演变的历史图景，是唐宋词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后感触颇深，发人深思。笔者就其中关于词的起源、苏辛与词体演进的关系及著作的价值意义等问题，表述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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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词的起源 苏辛的“反动”词体的演进 词史研究力作
孙艳红教授的新作《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中华书局2014年版），抓住了“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本体特征，以词的“女性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晚唐五代词》和《全宋词》进行大量的文本分析，剖析女性化特征在唐宋词人作品中的不同体现，钩玄提要，以点带面，层层推进，探究词的内在特性——女性化特征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演变进程。本文通过词的起源、苏辛的“反动”与词体的演进和词史研究力作三方面，表述自己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词的起源
在著作中，孙艳红教授把早期文人词放在第一章，把敦煌词放在第四章，并认为“早期文人词是由宫廷开始的”。这就涉及词的起源问题，即词源于民间还是宫廷。
木斋先生的《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和《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等文章认为，词起源于盛唐宫廷，由李白首先创制。但是，纵观唐朝的历史、文学史和文化史，李白异军突起之后，宫廷词并无发展。按照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假若李白当时确实创作了《菩萨蛮》和《忆秦娥》，宫廷应制词人为了迎合玄宗，应会竞相模仿，创制出更多的宫廷词，宫廷词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李白之后，除了张志和、戴叔伦、刘禹锡和白居易之外，几乎没有关于词人和词作的记载。从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到《花间集》近二百年间，词人词作不兴，宫廷词尤甚，这难道不是一个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一）民间文学传统与词的缘起
中国文学溯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而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通过采集各地民歌和公卿列士献诗、经乐官加工整理、孔子删减编辑而成，体现了劳动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心声。到汉代，成立乐府机构，采集民间歌谣，以观民俗政风。“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源起于上古神话和原始歌谣的中国文学，历经《诗经》、汉乐府以及南北朝民歌，其中始终贯穿着民间文学这一传统。而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定需要从前代的文学中汲取养料，才能形成和完善。而起源于民间的敦煌曲子词，无论从时间、内容，还是风格上都符合词的早期形态。
从敦煌藏经洞中得到的敦煌抄卷，“最早的为北魏太安四年(458)，最迟的为北宋至道元年(995)，这时北宋立国已三十余年了。”而敦煌词曲作者和创作年代没有定论，“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定年代最早的为五台山曲子《苏幕遮》大曲一套，约作于武则天末年；最迟的或是《望江南》（边塞苦）一首……则是后晋出帝开运间( 944—946)的作品。”从时间上看跨越唐五代数百年时间，但以晚唐五代居多。
在内容上，敦煌曲子词涉及人生疾苦、羁旅别离、隐逸、爱情以及佛道等许多方面。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词集》中说：“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瘾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把他所整理校录的五百四十五首词，分为疾苦、怨思、佛、爱情等二十类。从上可见，敦煌词的内容涉及面多，题材广泛，大量取材于民间。
关于敦煌词的语言和叙事风格方面，在《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第四章《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中，孙艳红教授通过对《全唐五代词》中收录的一百九十九首敦煌词为研究底本，对其中与女性题材相关的一百零一首词作进行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通过大量具体的文本剖析以及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细密详实地论证了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书中对闺情词、恋情词和咏女词的剖析，无论是取材于孟姜女故事、反映民生疾苦的《捣练子》两首，反映征妇思夫的《送征衣》《洞仙歌》（华烛光辉）等词，还是反映女子悔嫁的《倾杯乐》《拜新月》（荡子他州去）和《南歌子》（悔嫁风流婿）等词，都体现了敦煌词叙事的直白、语言的质朴。对《鹊踏枝》（叵耐灵雀多瞒语）一词，“叵耐”“比拟好心来送喜”等口语运用的分析，立足于文本，层层剖析，令人信服。本章虽侧重于敦煌词的女性化倾向剖析，但扎实的文本论证、大量的数量统计和字词分析，也为敦煌词是词的初期形态以及其民间性提供了充实的论据。
（二）宴乐的通俗化与词的草创
1、宴乐的通俗化
词作为一种和歌而唱的文体形式，必定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一》（卷五）的记载，音乐分为先秦的雅乐、汉魏六朝的清乐和隋唐宴乐，而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是宴乐。清乐作为“华夏正声”，主要用于朝廷的宗庙祭祀等庄重场合，不适合于宴饮等日常生活，所用范围狭窄，日益衰落。隋时在雅乐外置七部乐，后来发展为九部乐。唐时置十部乐，宴乐主要由西凉乐和龟兹乐组成，宴乐成为雅乐之外俗乐的总称。
随着唐代政局的稳定，唐代统治者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之景。国力的强盛、人民的富足，必然需要音乐的点缀；歌舞升平，载歌载舞，才是一片盛世景象。而宴乐为了适应社会的变迁和大众的需求，也开始进行通俗化和群众化的变革，正如徐连达在《唐朝文化史》中所述：“宴乐自先秦到南北朝，基本上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享受。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只要有钱财，富就可以敌贵。主宾聚会，广开华宴已成为时代风尚。由此宴乐就具有以往时代所未有的通俗性和群众性而出现。”
2、宴乐与词的草创
隋唐统治阶层与胡夷少数民族本就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加之唐代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西域和边疆少数民族音乐大量传人中原，与本土音乐结合，就产生了隋唐宴乐，而胡夷之乐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胡夷之乐节奏鲜明、声调铿锵有力，适合于宴饮歌舞，传人中原以后，作为其新形式的宴乐，便很快在民间受到欢迎，成为民间通俗歌曲。“此类民歌多带有和声，把和声引入到宴饮酒令中，因旧曲别创新声、新舞，歌舞加上和声，使宾主们在歌舞欢娱中得到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宴席上的气氛和场面更加欢乐愉快。”
宴乐的和声应用于酒席歌宴的歌舞曲子之中，为了表达情感的需要，在词曲中就需要加入衬字。“唐圭璋先生《敦煌唐词校释》曾立初期词说七条：有衬字，有和声，有双调，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题名。”而这就符合了词体初期的有衬字与和声的特点。
宴乐的“和声”应用于酒席歌宴的歌舞曲子之中，必将打乱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歌谣曲子（声诗），产生更利于情感表达、句式长短不一且能随宴乐和声而唱的曲子词。这也就产生了最早的曲子词，它已具备词长短不一的句式特点和依声填词的词体特征。而从这一点来看，敦煌曲子词无疑是词草创阶段的产物。
（三）词源起于民间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敦煌曲子词作为词的早期形态，无论从作品的创作时间、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都说明，它是从民间文学中脱胎而出的。而随着隋唐宴乐的通俗化和“宴乐和声”在宴席词曲中的应用，词作者一定会在词曲中加入衬字，以便符合曲调、和声而唱。有衬字和和声正是词的初期阶段的特征。而早期文人词如唐玄宗的《好时光》、李白的《清平乐》（禁庭春昼）和《连理枝》（雪盖宫楼闭）等词中，并无衬字。按照文体发展的规律来看，在词的草创阶段，为了与音乐配合演唱，一定需要加入衬字来和曲调，在此过程中词才会得到发展和完善。而前述唐玄宗和李白的词作并无衬字，相比敦煌曲子词来说已经成熟了很多。此外，存在争议的李白词作《菩萨蛮》和《忆秦娥》，从其语言风格、词境意蕴和艺术手法来说，真可谓千古独绝，可比肩于李后主及晏、欧诸公。太白纵有旷世奇才和仙人的气魄胸襟，也不能跨越词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没有前人创作和尝试的基础之上，平地起高楼，使词的发展达到如此高的阶段。
综上，无论是从敦煌词的民间性，还是从隋唐宴乐与词的缘起的关系来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词从中国传统民间文学中汲取养料，在隋唐宴乐的通俗化和大众化进程中，由民间歌伎和乐工在酒筵歌席的表演活动中不断进行尝试和改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早期词——敦煌曲子词，并在此基础上，最终经过宫廷文人之手而臻于成熟和完善。因此，词起源于民间。
二、苏辛的“反动”与词体的演进
苏轼才华横溢，屡遭贬谪，却愈挫愈勇，以诗人词，通过词作来抒发自己的博大胸襟和旷达情怀。辛弃疾饱含报国之志，却终生未被重用，英雄无用武之地，通过词作来抒发自己功业难就的愤懑与不平。此二人的豪放词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是词人对以往“诗庄词媚”传统的“反动”。
在《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第九章《健笔柔情：苏轼词的女性化特征》中，孙艳红教授通过对苏轼的五十一首歌妓词、三十四首相思闺情词、二十七首妻妾词以及二十二首其他女性词进行了文本分析，总结出苏轼对传统女性化词风的继承和新变。此外，还通过对《定风波》《鹧鸪天》《江城子》《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等豪放词的解读，剖析其豪放旷达词中的女性柔情，虽豪放却不失温婉情怀。
综上，通过对苏轼一百四十余首词的剖析，总结其女性题材词对前人的继承和革新，论证了苏轼词虽有豪放旷达的“反动”，但其豪放旷达之中渗透着女性柔情的点缀，最终概括出苏轼词“健笔柔情”的女性化特征。
在第十五章《阴柔刚健：辛弃疾词的女性化特征》中，孙艳红老师通过对辛弃疾八十余首女性题材词的分析，总结辛弃疾在继承前代婉约词和苏轼豪放词的基础上，以文为词，用吟风弄月、抒发痴儿怨女情态的小词抒发英雄豪情和报国之志，扩大了词境，形成了阴柔刚健的女性化特征。
苏辛二人以豪放著称，其豪放词中不失女性柔情和温婉情怀，并没有脱离词的本体特征——女性化，而是对词的女性化特征的继承和革新，二人词作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影响了两宋词坛的发展。但是，苏辛屡遭贬谪，仕途坎坷，报国无门，二人无疑会受到中国文人“发愤著书”传统的影响，通过自己的诗词来表达“不平之鸣”，通过立言来达到不朽。特别是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抒发英雄报国无门的愤慨和不平以后，还需要“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需要红粉知己的理解和安慰。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通过苏轼以诗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改革和创新词学传统，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苏辛在继承前代词的基础上，改革词风，扩大词境，发展了词的豪放向上一路，却没有打破词的本质特征——女性化，而是在继承词的女性化特征的基础上，为词注入了新的特质和内容。因此，苏辛虽对词体进行“反动”，却在词的本体内进行新变，词作刚柔相济，推动了词体的演进。
三、词史研究力作
《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孙艳红教授把性别诗学与唐宋词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曾昭岷《全唐五代词》和唐圭璋《全宋词》为底本，以词人和词派为单位，对大量词作进行分类，对每类词作进行数据量化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每一词人和词派的女性化特征，论据充足，论证充分，令人信服。在著作中把每一位词人的女性化特征都用四个字进行概括，准确凝练地剖析出了每位词人的风格和特点，总结得恰到好处，每每读来，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由此可见，作者对唐宋词文本的充分把握和深厚的词学涵养。
此外，在书籍出版的过程中，孙艳红教授仔细校对书稿，多次进行删减和调整，还利用参加词学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的机会，与多位专家和学者交流探讨．对书稿进行修订。在给我们研究生上课时，孙艳红教授积极引导我们对书稿进行讨论，鼓励我们提出不同意见。书稿出版以后，孙艳红教授一直注重听取学术界各位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希望尽快对著作进行修订。刚出书就努力进行修改和补订，使我们看到了孙艳红教授治学的严谨，对学术事业的敬重。
总之，《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是孙艳红教授以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为视角，结合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验，多年致力于词学研究的成果。它勾勒出唐宋词女性化特征演变的历史图景，是唐宋词词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为我们进行词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大量的文本数据资料，有力地推动了词学研究的发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作 者：刘宗科，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