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原诗；发展；正变；源流本末
叶燮《原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继《文心雕龙》之后的第二部系统性、理论性较强的诗学专著。1它以其诗学观点的系统性、批判性成为千百年来诗话作品的集大成者，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清初诗坛，多承袭明代中后期之风尚，论诗或多讲复古，以唐诗为宗，而鄙夷宋诗；或承接明末之公安、竟陵两派，标榜性灵，追求幽情孤绪而走向另一极端；或求合于古人，或又求媚于今人，即所谓：“以为如是则合，为时人所尚；不如是则不合，为今人所不尚。苟合焉，则虽有昧心之作，亦敢为也，亦忍为也”；2或又高自位置，以立门户，以门户偏见而相互攻讦。据《清史列传》记载：“寓吴时，以吴中称诗多猎范陆之皮毛而遗其实，遂著《原诗》内外篇，力破其非。吴人士始而訾謷，久乃更从其说。”3正是由于清初诗坛上述的种种“劣迹”，使得叶燮对于现状极为不满，于是其创作了《原诗》，对诗歌的发展源流、正变盛衰、复古创新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详细、较为系统的阐释，力图构建一个跨越门户之见、易明可学、结构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以期促进清初诗坛风气的转变。而其中起纽带作用的当是其诗歌发展论。
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论及叶燮时曾说：“横山论诗所以能“创辟其识，综贯成一家言”者，即在于用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以批评文学，所以能不立门户，不囿于一家之说，而却能穷流溯源独探风雅之本，以成为一家之言。”4王运熙、顾易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亦曾说：“叶燮的诗歌发展论以诗歌的源流正变为核心。”5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叶燮关于诗歌发展论的理论，乃是整个《原诗》理论的根基，是叶燮之所以能成一家之言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原诗》的诗歌发展论，最为核心的乃在于“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方法”——即诗歌之“源流正变”。
一、源流本末论
《原诗》开宗明义，在《内篇》（上）一开始便阐述了诗歌源流本末之“我见”，它说：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 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6
这段话具体来说有三层意思，第一，《诗经》是诗歌总的源头，后代诗歌的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虽多有变化升降，但无论如何变化生新，它们都有着一样的源头，那就是《诗经》；第二，诗歌有源头，就必然有支流，有本就必有末，源流本末皆不可偏废，即诗歌总是相续相禅的；第三，诗歌的发展变化，就一个时代来看自然是有盛世，就必然有衰世，但从历史进程来看，诗歌之发展必然是由盛到衰，再从衰到盛的过程。并非在前者就必然为盛，在后者就必然为衰，诗歌之发展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
叶燮《原诗》的这一“源流本末”论的提出，正击中了以明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以及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性灵派的症结所在。明前后七子论诗文，多提倡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五言必建安皇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不读唐以后书”和“唐无古诗”等，这些言论明显地违背了诗歌发展盛衰循环的客观规律，一昧地求合古人，贬斥今人，割裂了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于是乎，必然溺于陈腐。公安、竟陵两派，看到了复古派的种种弊端，于是“起而掊之、矫而反之”7，对于他们的成就，叶燮以“诚是也”加以肯定。但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所走向的另一极端，即一味求新、求变，而忽略古人的客观存在，这同样也割裂了源流本末之间的关系，于是不免溺于偏畸之私说。
由此可知，叶燮对于历代诗歌的发展变化，有着文学史家的眼光，他既不一味地求合古人，也不极端地抛却古人，避而不谈。而是十分具有辩证思想地认为，诗歌之发展是相续相禅的，不能割裂古今之间的联系，只谈古人之盛，或只谈今人之佳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正如其所言：
而于汉、魏、初盛唐亦然，以为后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节取中、晚者，遗置汉魏。则执其源而遗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弃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8
二、正变论
在《原诗》的诗歌发展论中，除了上述之源流本末观点外，另一较为重要的则是其关于“正变”的看法和态度。众所周知，诗歌之正变的提法，是从《诗经》中发展而来的，《毛诗序》中曾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9《毛诗序》根据政治时局的变化，将风和雅自觉地分为正风、正雅、变风、变雅。自此，“变”便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并被视为乱世、衰世的象征，而遭到否定。与此相关联，风格为“变”的诗歌便成为人们所讨伐和唾弃地对象，而“正”却成为了诗歌颠扑不破的千年真理，这也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所极力推崇唐代诗歌而贬斥唐以后诗，主张“沿”“因”唐人之旧，而否定“革”与“创”的理论依据。
叶燮则不以为然，他从天地万物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诗歌之“正”与“变”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且诗歌之“变”方是其发展的趋势。他说：
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10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一方面他从天地万物作为切入口，另一方面，他搬出了孔圣人，指出孔子都无法将当时所谓的变风和变雅删除掉，更何况后世的文人士大夫呢？这就为其倡导的“正变”平等论，和“变”为趋势论制造了声势。
为了进一步论证“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叶燮又提出了“踵事增华”的诗歌发展论：
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11
“踵事增华”一词源于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盖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12指的是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不断积累进步，其繁盛华丽的程度日益增加。这就不仅证明了“在前者非必为盛，在后者非必为衰”、“正者非必为盛，变者非必为衰”的诗歌可变理由，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后出转精”的诗歌当变理由。
此外，为了进一步切断复古派的理论依据，叶燮又对诗与时事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辩论：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13
传统诗论认为“时有变而诗因之”。正是由于这样传统的看法，所以一般的诗歌评论家都会认为盛唐之诗是雅正、大气的，是值得学习的，而晚唐的诗则是充满了“衰飒”之气，是颓靡的，是不好的。但叶燮则一反传统之说法，认为“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不失其正”，认为诗歌之发展变化与时代之发展变化并不是相一致的，它有自己独立的运行轨迹，而并不是对时代的反应。这就从根本上打击了“因时废诗”的观点，将历史发展与诗歌发展相分离，否定了“正”为常盛，“变”则为衰的传统看法，建立起了“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诗歌正变理论。
由上述可见，叶燮关于诗歌“正变”的理论也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他不同意传统的“正盛变衰”理论，认为诗歌之发展自有其本我之理路，与时代并不是并行的，时代虽一时有倒退，但其时之诗歌依然有自我价值之所在，甚至“踵事增华”而今胜于古。这就构成了《原诗》的正变相继、今胜于古的文学发展观。14从而与复古派以及顾炎武之“诗格代降”的观点分道扬镳了。